——三个国家的经济学学生使他们的教授们处于尴尬境地

黛博拉·坎贝尔

法国
作为法国大学的优等学生，法国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们应该对现实感到满足，因为他们注定会获得那些为他们保留的高级职位。巴黎大学的经济学家巴纳德?格瑞恩说：“法国高等师范学院是为优等生设立的，而优等生应该善于提出问题”。
2000年春季，针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教育脱离现实的问题，格瑞恩召开了一次讨论会。他告诉学生们，经济学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目前的经济学认为市场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他又说，经济理论实际上绝对证明不了市场万能论。
由于格瑞恩的看法可怕地被证实了，一群与格瑞恩观点相近的经济学学生希望有所改变。一周后，他们之中的15个人聚集在教室里提出了一个挑战（主流经济学）的计划。在他们看来，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信条是“自封闭的”！这种类比的意思是：像自闭症病人一样，主流经济学的智力是窘迫的和狭隘的，是与外部现实相隔绝的。
截止到2000年6月，他们的不满已经发展成为由数百名要求进行经济学教育改革的学生签名参与的请愿运动，这些学生们认为，经济学教育沉溺于那些建立在并不存在的条件之上的复杂数学模型之中。他们宣称：“我们希望逃离这种虚幻的世界”！他们通过互联网建立自己的网络，并在其亲属的有力支持下使他们的运动见诸报端，因此获得了成功。
他们宣布：“老师们，在事情无可挽回之前，觉醒吧！”“我们不愿再接受这一强加给我们的自封闭的科学。”他们强烈地反对“将数学作为经济学自身的目的”，而过度地依赖于数学，他们呼唤多元化的方法。因此，后我向思维经济学运动诞生了。
他们革命性的论点给法国媒体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开始于《世界报》的报道给学术界带来了猛烈的冲击。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发表声明给予支持，继而产生了一个教授们的请愿活动。无疑，法国政府马上就回忆起了1968年5月的革命运动，那时学生们领导了动摇共和国基础的10天总罢工。鉴于这种历史教训，法国政府立即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该委员会由著名经济学家让－保罗?菲图思领导，他还到马德里向新兴的西班牙学生经济学改革运动发表了演讲。菲图思的结论是，这一反叛运动是有原因的。对法国学生运动最重要的是，菲图思赞同设置一些研究诸如失业、经济与环境等为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重要问题的新课程。
反对的观点是不可避免的。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罗伯特?索洛教授为首的几位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反击，他们对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深表怀疑，暗示那些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科学性’的学生们是伪知识分子。然而，这一谴责是站不住脚的：这些持异议者都是最优秀的学生，他们钻研过数学，但发现它对解决现实问题无济于事。
吉勒斯?拉沃德是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主要的学生领导人，他与伊曼纽尔?贝尼考特和约安?马里内库把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信条看作是“智力游戏”，这种智力游戏宣称能像圣经和马克思主义那样解释一切，而不承认还有许多问题是其无法解释的。拉沃德说：“我们已经没有了宗教，所以需要其他东西赋予生活以意义”。
贝尼考特表达了她对于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希冀：“我们希望它会导致经济学教育方式实质性的转变……我们相信，就人类未来的福祉来说，对于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目前狭隘、过时和幼稚的经济学及其教育方法是不可能实现这种理解的。因此,我们认为，这一改革运动近期内在法国和全世界的迅速传播是极其重要的，它具有重要的伦理学和经济学价值。

英国
2001年春，法国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重要学生领导人拉沃德和马里内库访问了英国剑桥大学“实在论与经济学”研讨班。剑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菲尔?福克纳说：“现在是时候了！”。6月份，他与另外26个心怀不满的博士研究生发表了自己的革命宣言：“取消对经济学的限制”，并很快就征集到了750个签名。在同一研讨班的牛津大学经济学学生也发表了他们自己的经济学改革宣言，并建立了网站。在欧洲和南美的其他地方，类似的反正统的异端经济学组织也开始涌现。
福克纳说，挫折激励了剑桥经济学革命运动的发展，但是他们并不期望能够获得其他学生如此积极的支持。“我们认为只有博士研究生才能真正理解经济学方法的过时，因为如果对此不满，他们就不会简单地遵从。然而事实上，事情并非如此”。
正如所料，剑桥大学对此置之不理。福克纳认为，他们努力的意义就在于表达了对法国学生的支持，并且运用他们在令人尊敬的经济学系的特殊地位向世界上其他同仁表达自己的不满。一些人担心，如果公开签名就有可能对自己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原始的请愿书上并没有签名。福克纳说：“我想，这些人为了未来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和工作，认为赞同我们的观点不是明智之举”。他坦言，由于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研究兴趣，他必然要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进行研究工作，他说，“实际上这样做并不会失去什么”。
2000年9月，西英格兰大学的研究人员爱德华?富布鲁克出版了网刊《后我向思维经济学运动通讯》（后改为电子杂志——译者注）的第一期。在法国学生造反的鼓舞下，出于对美国越来越多的大学正在取消经济思想史课程的义愤（富布鲁克认为他们试图使学生教条化），他与那些试图消灭这个网刊的恶意邮件和病毒攻击的行为进行斗争。很快，一些像詹姆斯?加尔布雷思这样著名的经济学家鼓励富布鲁克，并提供了帮助。通讯的订阅者从几十人迅速增加到来自全世界的7，500人。
富布鲁克编辑出版了《经济学的危机》一书，该书汇集了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主要文献，其中文版即将刊印。那些总是追踪未来重要发展方向的教材出版商正在寻求有关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教材。富布鲁克说，因为标准经济学课程的听课人数正在减少，这意味着这些教材的收入正在下降。换言之，学生们对这些教材并不买账。他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市场力量正在起到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作用”。
史蒂夫?凯恩是《后我向思维经济学评论》的撰稿人之一，他在1973年领导了一个学生抗议运动，由此建立起了悉尼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系。凯恩说：“新古典经济学已经变成了一种宗教。因为它拥有数学的外表，我强调的是掩盖真情的外表这个词。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相信它是真理。一旦人们相信某些东西是真理，那么除非有来自外界的力量能够打破和摧毁这种信仰，否则人们的思维方式将被锁定在这种信仰之中。”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仍然在剑桥大学占据着统治地位。目前在一所大学的学院任教的菲尔?福克纳将主流经济学看作是城里的游戏。他说：“如果你沉溺于数学，它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数学没有什么问题和疑惑，因此是一项有趣的消遣。但是我认为它是没有什么见识的，不应该把它对市场和个人的主张教给单纯的学生们。”

美国
在哈佛广场附近的一家拥挤的咖啡馆里，喧闹的佛利伍麦克合唱团的乐曲和顾客们的谈话声十分嘈杂。加布?凯什讲述了他对哈佛大学经济学教育的顿悟。这个21岁的红发小伙子领悟到并非所有每年付了将近40，000美元学费的哈佛精英们都是哈佛最重要的经济学课程所灌输给他们的那种“理性”自私的人。
凯什说：“由于哈佛大学强调批判性思维和思想自由的价值观，因此我对哈佛课堂上表达思想的方式感到厌恶，它们太虚假了，他们的课程完全是教条主义的。他们不应该只是讲述事情的一个方面，而应该进行全面地介绍。”
二十年以来，马丁?费尔德斯坦一个人统治着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入门课程。《纽约时报》曾以“布什顾问班子的学术恩师”为题，发表了一篇关于马丁?费尔德斯坦的文章，这惹火了哈佛大学的激进分子们。该文把布什的经济顾问班子称为“费尔德斯坦的学生俱乐部”，并认为他“建立起了一个与其研究领域毫不相干的，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帝国。”不仅如此，文中称：“成千上万在大学时代只上过他讲授的经济学课程的哈佛学生们已经成为政策的制定者和公司的管理人员”。费尔德斯坦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我十分喜欢这项工作，我已经干了18年，我想这一课程会改变他们(学生们)对于世界的看法。”
这正是凯什的问题所指。作为一个大学一年级学生，他必须上费尔德斯坦主讲的经济学10号课程。凯什说：“经济学10号课程声称它在政治上是中立的，是科学的；然而实际上它只是选取了保守的政治观点，只是这位里根的前顾问、无耻的共和党教授的个人观点。我希望一门课程的视角要全面，而不仅是用经济学术语去掩盖其保守主义的政治偏见。我想在学生中不只是我一个人抱有这种看法。”
在他进入哈佛大学的第一年，他就参加了一场旨在争取哈佛大学保证其职员达到最低工资水平的斗争。同学们表示同情，但是许多人表示他们不会支持这一斗争，因为他们在经济学10号课程里学过，如果提高工资就会增加失业，同时也损害了这些被帮助的人。在校长办公室门前进行了长达3周的静坐之后，学生们获得了胜利，工人的工资得到了提高，虽然还没有达到“最低工资”的标准。
在最低工资的斗争“胜利”后，哈佛大学“人道的和负责的经济学学生组织”的激进分子们决定进行一次干预行动。这一次，他们寻找有关资料，提供与经济学10号课程所讲授内容不同的阅读材料。在一个有关公司的讲座上，他们提交了一篇关于公司欺诈的论文；在一个关于自由贸易的讲座上，他们发表了对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判。随后，他们发表了一个类似于法国后我向思维经济学运动的宣言，对开设替代性的经济学课程进行请愿。请愿书获得了800人的签名支持，他们呼吁开设对经济学10号课程批判性替代的入门课程。为平息不满，（校方）准许在经济学系之外开设学生们所要求的课程。
他们的行动遵循了“堪萨斯城建议”的精神，“堪萨斯城建议”是一封写给世界各大学经济学系的一封公开信，它“赞同并支持法国学生和剑桥公开信”，来自世界22个国家的学生和学者们已经签署了这个建议。
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是说明新古典经济学思维方式的一个例子。萨默斯是前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二十世纪90年代初，他提倡污染物品贸易的声名狼藉的备忘录被揭露后，激起了国际社会的不满。该备忘录记录到：“这谈话仅在你和我之间，难道世界银行不应该鼓励将更多的污染工业向欠发达国家转移吗？我认为向低收入国家大量倾泻有毒废料背后的经济逻辑是无可非议的，而我们应该遵从这一逻辑……我一直认为非洲那些人口稀少的国家还没有被严重污染过（译者注：萨默斯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说，因为非洲地广人稀，所以把工业垃圾出口到这里，污染的人口会少些）……”。
巴西当时的环境部长琼斯?卢森伯格回敬道：“你的推理在逻辑上是完美的，但根本上是疯狂的……你的想法是那些传统的‘经济学家们’在思维我们生活的世界时所表现出的不可思议的精神错乱、简化论思维、对社会的冷漠和自大无知的具体例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有关报道说这个备忘录是一个助手所为之时，萨默斯后来再次提出了类似于这个备忘录的主张。无论如何，萨默斯应该记得，2003/2004年，他在哈佛大学就糖厂劳工“道德”捍卫者问题所发表的祈祷演说中，再次认为那是低收入国家工人的“最佳选择”。
哈佛大学二年级学生杰西?马格林说:“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你不可能无视学术背景，霸权思想不希望有一个自由的课堂。学生们所需要的是能够获得全面知识的批判性的课程，而不是仅仅提供所谓正确知识的课程”。她说，如果不具备批判性的学术基础，“有关机构就不会承认”其他的方法。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芬·马格林是杰西的父亲，他讲授新的课程。他是从大萧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一代人中最年轻的，1967年就成为经济学系的教师。他说：“这一代人相信市场可以解决某些问题，但是市场也会制造问题。”
他的新课程仍然使用经济学10号课程的教材，但是对于其基础假设给予了批判性的评价。马格林希望提供全面而非偏执的观点：“我试图向那些质疑和抗议这个经济学体系的人们提供‘炮弹’，我想我和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在做同样的工作。经济学不会去引导政治变化，而是追随政治变化。如果没有一个包容西雅图和华盛顿抗议者的广阔的政治空间，就不会有更广阔视野的经济学。像我这样的人只能撒下一些种子，但是在具备更加适宜的环境之前，这些种子是不会发芽的。”
这场革命正在蓬勃发展。在西班牙，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已经步入正轨。在马德里一所大学校园的墙上有一句口号：“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而不是研究曲线的！”
（原载《经济学消息报》2004年12月3日，贾根良、刘洪海译自《Adbusters》2004年9/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