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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省之行 |
作者： 发布时间：2007-11-25 16:16:05 来源： 点击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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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夏季，我们进入了梦寐以求的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入学以后不久我们就立刻感受到斯隆严格的教学计划带来的压力。高负荷的作业要求一时使我们疲于奔命，学习之艰苦远远超出了我们原来的想象，那些似曾相识而又令人耳目一新的教学内容令我们对自己知识储备的自信产生了动摇。然而我们能真切感受到每天都在取得的进步。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以后，我们得以在喘息之间来审视这所世界著名的管理学院以及她所呈现给我们的培养体系。我们发现在这里简单的经济概念竟有如此丰富的内涵，理论上的金科玉律竟有如此之多的学者在试图挑战，而竞争则被赋予了如此崇高的地位；我们发现和世界著名大企业的距离是如此之近以致于我们在任何一门课堂都有机会和他们的管理人员一起探讨他们的成功失败和面临的问题，我们发现身边的教授原来就是一些颇具规模的企业的创建者。我们逐渐认识到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行来自与理论与实践如此的水乳交融。
可能因为是校友的缘故，又同是刚刚来自国内，我们三人在课余经常讨论国内外管理学院的差异，并尝试用学到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去重新观察和分析我们在国内曾经思考过的经济和管理问题。我们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希望把我们在斯隆感受到的一切介绍到国内，以期对中国的经济实践有所启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愿望逐渐强烈起来。
1998年3月，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经济学家瑟罗和多恩布什教授每年一度的公开辩论在斯隆管理学院举行。两位经济学家面对众多同学当场提出的问题各抒己见，妙语连珠。精彩的辩论不但吸引了众多的同学，而且受到传媒的广泛关注。这场辩论同时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那就是对这些国际知名的学者就他们的学术成就和他们对中国的经济改革的观点进行采访，可能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我们的愿望。
就这样，一个系列访谈计划的想法产生了。为此我们首先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访谈内容的理论框架，二是访谈目标的选择。从1998年6月起，我们开始着手构建理论框架，同时从国内广泛收集问题，最后我们决定把访谈内容集中在四个方面，即世界经济和亚洲金融危机，金融体系改革，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管理，产业政策和企业战略管理。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认识：
首先，世界经济持续的一体化进程以及中国坚定不移的对外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中国即将在不远的将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都将使中国经济进入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很多变幻莫测的复杂因素都将使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企业战略决策面临严峻的考验，亚洲金融危机也提示我们在高速增长的同时要警惕各种可能的隐患。在这种情况下，对世界经济及其发展趋势的正确认识无疑会有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
其次，亚洲金融危机不但暴露出亚洲国家经济体系的脆弱和严重缺陷，而且使人们认识到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对于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和支持政府经济政策的重要作用。同时，金融体系的有效运行也有助于支持企业的创新与成长，保证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理解金融体系演变和发展的规律，学习发达国家发展金融体系的有用经验，了解全球范围内金融体系发展中的重要教训，将使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少走弯路。
第三，技术创新在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经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共识，然而如何配置创新资源以及构建富于效率的国家创新体系，却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除此之外，随着世界范围内技术创新的节奏加快以及信息技术对经济形态本身的改变，如何创造一个鼓励创新与创业精神的社会环境,如何管理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企业,以及如何积极实现向信息经济的转变,也是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
最后，也是我们在斯隆学习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企业发展的水平基本代表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以及企业制定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竞争战略的能力。因此，制订合理的产业政策，完善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司法体系，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以及跟踪学习世界级企业的竞争战略与管理手段，都将使我国企业管理与发展的整体水平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999年2月5日，我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发出了第一批请求信和电子邮件。让我们倍受鼓舞的是，我们首先收到了萨缪尔逊教授的答复，秘书说他正在佛罗里达度假，如果我们同意的话，可以通过电话进行采访。我们决定等待，我们希望能够当面聆听这位经济学泰斗的教诲。之后的事情顺利得出乎我们意料，绝大部分教授都答应了我们的请求。这一方面可能是被我们充分的准备及我们的恳切和热情所打动；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这两所名校优良的教学风气－不管多著名的教授，他们的大门永远是对学生敞开的。莫迪里亚尼教授以85岁的高龄，坚持每年为MBA学生开一门课。我们私下里亲切的称他为"莫老"。每当在课堂上看到莫老苍苍的白发和缓慢移动的身影，我们都会被深深的感动。教授们愿意回答学生们哪怕是最幼稚的问题，也期待着在与学生的对话中找到思想的灵感。
在世界经济和亚洲金融危机部分，我们请到了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教授、瑟罗(Lester Thurow)教授、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教授和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教授。萨谬尔逊是美国经济学界泰斗，也是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财富》杂志评选的五位经济学界风云人物中，被喻为经济学界的"掌门人"。他被视为本世纪最重要得经济学家之一和本世纪世界经济变迁的见证人。瑟罗是斯隆管理学院前任院长，曾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他同时还是亚洲经济问题专家，以对世界经济观察敏锐而著称。克鲁格曼因其在用数学模型描述经济现象方面的突出贡献而倍受瞩目，被《财富》杂志喻为经济学界的"建模大师"。他在1994年便发表文章质疑东亚国家经济增长模式。他深入浅出的经济分析文章对许多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过重要影响。克鲁格曼曾获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被视为今后若干年内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争夺者。瑟罗与克鲁格曼虽同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但在许多经济问题上意见相左，《纽约时报》曾对此做过专栏报道。多恩布什是国际经济学方面的著名专家，在外汇制度、贸易政策和经济稳定方面的研究影响很大。他多次准确预言了拉美国家的经济危机，拉美许多国家的财政部长和政府要员都出自他的门下。
在金融体系改革部分，我们请到了莫迪格里亚尼(Franco Modigliani)教授、博迪教授、罗闻全(Andrew W. Lo)教授、王江教授、图法诺教授、福鲁特教授和罗斯(Stephen Ross)教授。莫迪格里亚尼因提出投资生命周期假设以及同另一位经济学家米勒共同提出公司财务理论中的两项基本定理而获198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莫迪格里亚尼非常关心中国经济发展，曾对中国的高储蓄率做过深入研究。博迪教授因在投资理论和养老基金方面的研究闻名，他近年来和其他几位学者共同提出了金融体系的功能观点，即从功能的角度来考察金融体系的构建和演变，受到了国际金融学界的广泛关注。罗闻全是麻省理工学院金融工程实验室的创办人，他因不断把金融工程的研究前沿应用于金融实践而而在学术界和华尔街享有盛誉。他于1998年被《商业周刊》评为金融学术界最有前途的三颗新星之一。这位年轻的华裔教授非常关心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王江是我国留美学者中的突出代表，他因在研究金融市场微结构和交易策略方面的突出成就而被斯隆管理学院破格提升为终身正教授。王江对金融体系的演进和比较也很有研究。徒法诺教授在金融创新领域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与罗闻全不同的是，徒法诺因一直致力于金融工程在非金融企业中的应用从而大大拓宽了金融工程的应用领域。福鲁特因在研究国际金融和风险管理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被多家政府部门和大型金融机构聘为顾问。罗斯是金融理论中著名的投机定价模型和二叉树理论的发明人，他本人还创立了一家目前管理着三十亿美金资产的投资管理公司。罗斯无论在金融界还是金融理论界都享有盛誉，也是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奖的有力争夺者。
在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管理部分，我们请到了索罗(Robert Solow)教授、内尔森教授、莱思特教授、马龙(Thomas Malone)教授、罗伯茨(Edward B. Roberts)教授、迈尔斯(Stewart C. Myers)教授、克拉克教授和厄特巴克(James Utterback)教授。索罗是当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曾任多届政府经济顾问。他提出了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并因而获得了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把与他的谈话的重点放在了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内尔森是研究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著名学者，其主要成就在于国家创新体系和政府创新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的研究。莱思特是麻省理工学院产业绩效研究中心的创办人，他对产业生产率在不同时期的表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在转型期间应注意的重要问题。莱思特近年来对香港的产业发展进行过专门的研究。索罗与莱思特共同主编的《美国造》一书被视为研究美国生产率增长的经典著作。马龙是研究信息技术如何改变经济形态与企业组织方面的重要学者，他曾经首次预言了电子商务的出现。罗伯茨是美国著名的高新技术企业管理和技术管理教授，同时他本人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风险投资家。罗伯茨曾花费数年时间对以硅谷为代表的美国的高技术创业企业进行过考察，并总结出一套创业管理理论。他所撰写的《创业者－从麻省理工学院的经验谈开去》一书已成为创业管理的经典著作。迈尔斯是美国公司财务理论界的著名学者，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他和伦敦商学院教授布莱利合著的《公司财务原理》已经成为华尔街人手必备的" 圣经 " 。迈尔斯近年来对高技 术企业的财务管理颇有研究。现任哈佛商学院院长的克拉克是著名的产品创新管理专家 ，曾提出过一系列产品创新管理领域的重要概念，同时他在企业技术战略方面 的研究也有很高的造诣。厄特巴克一直从事产品创新模式的研究，他提出的主导产品理论在美国企业界具有广泛的影响。
在产业政策和企业战略管理部分，我们请到了费舍尔(Franklin Fisher)教授、施马兰兹(Richard Schemalensee)教授、凯斯特教授、库苏玛诺(Michael A. Cusumano)教授、波特(Michael Porter)教授、哈默教授和温克特拉曼教授。费舍尔是美国著名的产业经济学家，在IBM反托拉斯案中担任IBM公司的辩护经济学家，两年前费舍尔和另外两位经济学家一起共同推动了微软反托拉斯案的立案并在其中担任政府经济学家。施马兰兹是费舍尔的学生，也是一位著名的产业经济学家，他目前还担任着斯隆管理学院的院长。与费舍尔不同的是，施马兰兹在微软反托拉斯案中担任了微软的辩护经济学家。凯斯特一直致力于企业治理结构的研究，他曾经深入研究了美国和日本企业治理结构的不同而导致企业战略管理的差异。库苏玛诺是一位战略管理学家，他长期从事于汽车行业、软件行业和家电行业的企业竞争战略及产品开发方面的研究。他的《微软的秘密》和《网络时代的竞争》畅销世界各地。波特是当前美国最具盛名的管理学大师，他提出的一系列管理理论和概念已成为世界管理学界的基础分析手段。他的重要著作包括《竞争优势》、《竞争战略》和《国家竞争优势》等。哈默因他著名的《再造企业》一书而掀起了全球范围的企业再造与重整的潮流。温克特拉曼是一位信息技术管理专家，他在研究企业如何运用信息技术方面享有盛誉。目前温克特拉曼因把金融学中的期权定价理论应用于评价企业信息战略而大大推动了信息技术管理的研究。
能够采访到这些我们计划采访的教授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我们为研究这些学者的学术成就及其在经济或管理领域中的应用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阅读了他们每个人几乎所有重要的专著、被ABI收录的文献、以及近期的工作报告。提交每一位教授的问题我们都要反复讨论和修改，因为问题的设计要使访谈的内容既能够反映被采访者的学术水准，又要可读性强；既要有针对性，又要创造对话的环境。对于每次采访，我们都会把问题事先发送给被采访者。而在采访之前，我们都对问题的提问进行分工，反复演练 ，尽量保证访谈能够按照预期进行。现在看来，这个目的基本达到了。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们总是被教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宽厚的师长风范所感染。博迪教授是我们采访系列的第一位，他对问题准备之充分让我们感动不已，在访谈过程中他故意放慢说话的速度照顾我们录音，之后又对访谈内容的表现方式做了重要的建议。瑟罗教授还送给了我们一份他刚刚完成的著作的书稿，以帮助我们理解他所阐述的问题。索罗教授见面就称赞我们这个想法很好，并建议我们在计划完成以后把书稿推荐给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还亲自为我们修改了录音稿。莫迪格里亚尼教授把我们请到家中，并幽默地声称不能保证我们能满意的得到想要寻找的智慧，但表示还是很愿意试一试。萨缪尔逊教授边回答我们的问题边鼓励我们同他辩论。最有意思的是罗伯茨教授，这位美国著名的风险投资家几乎是在一分钟之内回的电子邮件，而且主动提出要给我们讲一讲" 搜狐"的创建过程。
随着访谈的进行，我们为计划的顺利展开而喜悦，同时也感到了肩上的责任。这些学者平时惜时如金工作繁忙，包括九十高龄的萨缪尔逊和八十五岁高 龄的莫迪格里亚尼教授，都与我们畅谈了一小时 。要知道，平常这些大师的演讲是一票难求的。瑟罗教授在香港的演讲门票价格为上百美金，"企业再造工程师"哈默的咨询费为每小时上千美金，莫迪格里亚尼则称罗斯教授的话为"每个字都是金子"。我们维有将他们的思想准确、清晰地传递给读者才是对他们最好的报答。
不应忘记的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中国在世界上日益重要的地位使全球的经济和管理学者对中国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使得这次访谈在客观上成为可能。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们三位作者才有缘在离开清华园数年，经过了不同的工作经历之后，能够重聚在一起，共同努力让这本书与读者见面。十年前，美国著名商学院中的中国学生是凤毛麟角，如今美国各大商学院到处可见中国学生的身影。国富才能民强，我们在和祖国一起进步！
这一我们精心筹划的系列访谈持续了长达五个月。如果问我们对采访的总体感觉，我们要说聆听大师是一种无比的精神享受。每一次访谈，我们都能真切感受到大师们那闪烁着的思想的光芒，尽管他们的一些观点是片面或是错误的。所有这些还是留给读者去品味和评判吧。
通过这本访谈录，我们试图用平实易懂的问题设计和众多学者的精彩阐述为中国的读者勾勒出一幅基于市场体制的经济和管理理论前沿发展的图景，尽管我们知道这区区二十多个访谈只能涵盖其中的一部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没有试图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解决方案，我们只是希望为读者打开一面窗户、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来更多地思考和认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
我们懂得，任何形式的照搬照抄都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在斯隆两年的学习和这一系列访谈结束的时候，我们更深刻认识到中国的经济改革之路艰难而独特，同时也是一条寻求智慧之路。我们只有以理性的态度去了解和思考其他民族的经验和教训，并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去争取成功，去避免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改革唯一的捷径就是少走弯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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