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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瑟夫·熊彼特的自相矛盾 |
作者： 发布时间：2007-11-25 14:22:42 来源： 点击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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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0年，当大多数人为深重的经济萧条而忧虑之时，凯恩斯却构思着一种色彩完全不同的观念以自娱。虽然他自己曾表明，长期看来，我们都会死掉。但他还是以余光注视着未来，一个长远的未来，而且他所作出的预言与当时关于经济停滞的一片吵嚷截然不同。凯恩斯放眼未来所见到的，除了难以控制的人口浪潮以及毁灭性的战争灾难以外，并不是目前苦难与焦虑状态的延续，而是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前景，其美好程度绝不亚于亚当·斯密普遍富裕的极乐之土。
凯恩斯将他对未来的小小涉足称之为《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当然凯恩斯本人是没有这些可能性了。那么，这些可能性是什么呢？如果说得不太夸张，他暗示着一个比较美好的太平盛世。到了2030年，凯恩斯认为经济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了，而且解决的不是经济萧条的暂时痛苦，而是经济问题本身，即长期的供应不足的现实。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至少对于英国人是如此，将从与短缺的斗争中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每个人都可以心安理得地从社团议会桌上，得到慷慨的帮助。
这是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上的、典型的凯恩斯式冲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当举世陶醉于自我庆贺的光彩之中时，只有凯恩斯在密室中把骷髅弄得咕咕作响。在30年代中，当举世转为自艾自怜时．同样只有凯恩斯大胆地指出阵痛即将终止。并且，他不是只在黑暗中吹吹口哨而已。相反，他是在研究过去所有伟大的计划家所致力于研究的经济问题，即资本主义的成长趋势。
在大萧条时期，这个趋势往往受到忽视。但是，回顾过去资本主义200年的发展，这个体制的特征，并不仅仅是欢欣的繁荣和沮丧的萧条之间毫无意义的交替过程，而是呈现～种稳定、而又不规则的上升趋势。当然，凯恩斯时代的4千万英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未来丰裕的捐助人，但是尽管他们经历了时代的艰辛，在大自然的餐桌上，他们毫无疑问比马尔萨斯时代的1千万英国人享受得更多。
这并不是大自然本身变得更慷慨，相反，著名的收益递减规律表明得很清楚，当大自然被更集约式地开发后，她越来越吝啬地奉献出财富。事实上，经济增长的秘密在于，每一代人不仅以其自身的精力与资源去开发大自然，而且要利用先辈积累下来的生产设备遗产。随着这份遗产的不断增长（这是由于每一代人都在过去的财富之上添加一份新的知识、工厂、工具和技术），人类的生产力以惊人的速度增长。20世纪60年代美国工厂的工人，每人每小时的生产量相当于南北战争时期的5倍以上，这并不是由于他们工作得更卖力，或技术更熟练，而是由于他们运用的技术力量使他们与南北战争时期的前辈相比，简直成了超人。
如果生产力的这种加速增长过程再持续100年，不过三代人而已，那么资本主义制度便可以解决物资不丰富的问题了。根据凯恩斯的计算，按照前100年的增长速度，再经过100年的财富积累，英国的实际生产力财富将增加7．5倍，到2030年，每个工人手边支配的机器会使他们与本世纪30年代的祖辈们相比成为超人。
然而，这种生产力的大幅度增长将带来很多变化。它将把作为“稀缺之学”的经济学打入史册，那时，社会的新问题将不是如何寻求闲暇，而是如何去排遣那么充裕的闲暇时间。为此，凯恩斯得意地引用了一段老女杂工的传统墓铭志：
不用为我悲哀，朋友，千万不要为我哭泣。
因为，往后我将永远不必再辛劳。
天堂里将响彻赞美诗与甜美的音乐，
而我甚至也不用去歌唱。
当然，这仅是对未来的一种理论奇想，没人会把它过于看重。1930年机器的响声令人心惊，所以人们只把这种设想看成愉快的梦吃而已。而且，凯恩斯本人也为了分析当时使世界陷于瘫痪的失业问题，而将它抛到九霄云外了。
但是，不管是一相情愿还是理智的推论，凯恩斯的预言对我们都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一书，首次使我们面对了自己未来的经济问题。在此之前，我们所考虑的所有问题，毕竟只是历史而已。不论是亚当·斯密所描述的17世纪的专制与规范化社会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演变，还是李嘉图预言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从地主经济中脱颖而出，还是马尔萨斯所担忧的人口爆炸难以维持生计的社会，或者是马克思所断言的资本主义必然自行消亡的趋势，还有凯恩斯所剖析的长期萧条趋势，所有这些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衰预测，无论多么有趣，都是连续不间断的，在历史的每个转折点，我们都知道其最终后果是什么。目前，我们处的位置并不太舒服。可现代经济学家，他们已不再讨论有助于塑造我们历史的思想。我们自己的社会，我们自身的命运，我们子孙后代的遗产等问题均摆在我们面前，悬而未决。
所以，我们必须从对过去的研讨，转向对未来的评判。今天的资本主义处于何处？它将走向何方？这些都是现代社会最关键的问题，我们必须予以极大的关注。
因此，我们将转向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大概比凯恩斯还有过之，用对我们所讲的毫无疑问都是现代问题。这个声音来自一位身材矮小、皮肤黝黑、出身贵族的人，他喜欢戏剧散文和舞台动作，这个人名叫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在大萧条时期，他正在哈佛大学讲授经济学，他大步跨进演讲大厅，脱去欧洲式的大氅，向那为之一震的课堂发出他的维也纳口音：“先生们，你们都为大萧条而忧虑，其实大可不必。对资本主义制度来说，萧条是一次很好的冷水浴（Cold douche）。”作为当时经到震惊的学生中的一员，我可以证实当时听众中的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douche”这一词是什么意恩．价我们都十即成做到．这个非常奇怪的信息，绝不是凯恩斯主义的。
熊彼特大概是第一个强调自己对经济生活的看法与凯恩斯的不一致的人。这两个人有许多共同的社会意识，他们都赞美资产阶级有教养的生活，都确信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价值观，但是在对未来的看法上，观点却截然不同。如前所述，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决定了它时常要受到经济停滞的威胁，对我们子孙后代的乐观展望，实际上意味着政府要给予恰当的支持。而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动力，它会自动增长，并且认为不需要政府开支作为永久性的辅助引擎，虽然他也同意当发生萧条时，政府开支可以用于消除社会贫困。
除了他确信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内在活力以外，熊彼特的长期展望与凯恩斯的截然相反。他以近乎怪异的取笑方式首先坚持说，在“短期”，资本主义制度也会明确显示出向上的运行轨迹，同时他指出，在这里“短期”是指一个世纪。然而他的最终结论却令人感到困惑：“资本主义制度叮以生存下去吗？不！我不认为如此。我们需要对这位奇怪的自相矛盾的人作进一步的了解。
约瑟夫·熊彼特于1883年诞生在奥地利，与凯恩斯同年出生，出身贵族，但家族并不显赫。他四岁那年，父亲去世了。7年后，母亲又嫁给一位著名的将军，年青的熊彼特被送进一所专门为贵族子单开设的学校。一般说来，年青时代去接触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对于他世界观的形成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熊彼特很快就学会了其它同学的风度、举止和爱好，从而他的一生都带有一种贵族气质。他不止在一所大学，由于以骑马的习惯出现在教师会议上，而激怒他的同事。他总是喜欢说我只有三个愿望——一是个大情人，二是个大骑士，三是个大经济学家。这三个愿望中，生活只成全了他两个。然而在他所有的贵族气质中，我们将看到，熊彼特最终把历史的桂冠授予了其它人。然而，对于这个不得不等到本章结束的故事而言，这不过是一个小波折。
他进入维也纳大学读书，那也是当时著名的经济学科的中心。并且立即成为明星学生，著名经济学家亚瑟·斯皮托夫（Arthur·Spiethof）对他评价说，“从不是个初学者”。但他同时也是个十分难缠的学生，他敢于公开与更著名的老师庞巴维克唱反调。从维也那大学毕业后，他旅居英国，这导致了一个草率的又不太愉快的婚姻。然后为埃及的一位公主作了一段财务顾问，挣了些钱。熊彼特曾把公主的地产租金减了一半，但却使她的收入增加了一倍，成为当时的奇迹。更重要地，在埃及期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研究经济学理论的实质。这本书使他在奥地利赢得了学术地位。 3年以后，27岁那年，他出版了《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立即被公认为是部杰作。
《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似乎是分析我们目前所说的不发达世界，然而在1912年，不发达世界的经济状况和问题还没有展现在人们面前，那时还是不以为耻的殖民时代。熊彼特书中所言的是另一种发展——资本主义增长的发展趋势。这本书学术味十足，篇幅冗长（虽然也不时闪烁着耀目的思维火花），不会使粗心的读者感到其政治意义很大。但这部学术著作注定要成为另一部剖析资本主义制度最有影响力的著作的基础。
（二）
书中的分析以熊彼特的矛盾方式开始，该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动态和增长，但却以资本主义经济根本不存在增长的描述开始、熊彼特首先形象化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缺乏使其增长到斯密、穆勒、以及马克思和凯恩斯世界的最基本因素，就是说根本没有资本积累。熊彼特描述的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虚无的积累——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生产之流是完全静止不动的，只是以环流方式再现自身，永远不会改变或扩张自身以创造财富。
他的模型很像李嘉图和穆勒的静态分析，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前人认为静止的状态似乎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末日，而在熊彼特看来，静止状态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起点。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详查他的生产环流模型的特性。由于体制本身不具备动力，那么经济生活的规则就是遵循惯性。熊彼特写道：“我们所有的知识和习惯，一旦掌握了，就会成为根深蒂固的东西，就像地球上的铁道路基。”所以，一旦我们用反复尝试的方法找到了最适合我们的经济进程，我们就会把它当作惯例而不断重复。经济生活开始时可能是一种挑战，但它会变成一种习惯。
更重要地，在这个永无变化的生产环流中，竞争将会使任何人的收入等于他对产出品作出的贡献的价值。这意味着雇主之间的竞争将使他们对雇佣工人支付其所创造产品的全部价值，而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同样只能以地租形式收到产品中来自他们拥有的资源的价值。可见，工人和土地所有者都将从生产环流中得到各自的份额。资本家如何呢？又是令人吃惊的结论，资本家除了作为生产管理者的工资以外，将一无所得。这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资本品在产出品中的价值，可以被完全归纳为制造产品的劳动的价值，和产品所含的资源的价值。因而，恰如李嘉图和穆勒所预见的，在一个静态经济中，没有利润的位置！
为什么熊彼特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奇怪的——不要说扭曲的——我们制度的形象？也许我们已经猜到了这种手法背后所要达到的目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静态模型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利润是从那里产生的。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谨慎地研究过利润的源泉这个问题，斯密的观点在利润是劳动所创价值部分扣除，和利润是产生于资本自身的某种单独收益之间摇摆不定。显然，如果利润是劳动所创价值的一部分，那么这种解释就意味着劳动者是被蒙骗了；如果利润是来自资本的贡献，那么就要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利润归于机器的所有者，而不是归于它们的发明者或使用者。穆勒认为利润是资本家节欲的报酬，但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资本家这种显然是自己情愿去做的事情要得到报酬。当然，马克思认为斯密的第一个观点是正确的，虽然他并不了解利润的确是来自劳动者所创造的实际价值的一部分，这是人人皆知的错误的劳动价值论的一部分，所以不必再考虑。
熊彼特对这个棘手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精彩的答案，他认为利润既不是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也不是来自资本的收益，而是产生于其它过程。在静态经济中，如果生产环流改变了其固定的路线，利润便产生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这个极不实际的生产环流是个非常精彩的起点，在所有能打破固定流向的因素中，有一个最为重要，那就是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和组织结构的创新，比如新的和更经济的制造方法，或者是全新产品的制造方法。创新的结果会产生新的收入之流，这部分收入既不能归于劳动，也不能归于资源的所有者。这个新过程能使创新的资本家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与其竞争者相同的产品，这种情况如同肥沃的土地使其所有者能以比贫脊土地的所有者更低的成本生产粮食的情况一样。那么，如同幸运的地主，创新的资本家从成本之差中，获得了“地租”。但是，这个地租不是来自上帝所赐的土地位置和肥沃程度，而是来自创新者的意识和知识。并且，一旦其它资本家也掌握了开创者的诀窍，它就会消失。所以，这个收入之流不是什么或多或少永久性的地租，而是瞬间即逝的利润。
创新就意味着有创新者。他们把生产要素以新的方式结合起来，他们显然不是按常规行事的一般企业家。这些使经济生活发生变化的人属于另一个阶级，或者更确切地说，属于另一个集团，因为创新者可从任何阶级中产生。熊彼特使用了一个旧经济名词来形容生产中的革命家，他称他们为“创新者”（entrepreneurs）。创新者和他们的创新活动，是资本主义制度中利润的源泉。
《经济发展理论》绝不仅仅是对创新者的赞歌，熊彼特从发明创造对生产环流的影响分析中，不仅从理论上找到了利润的源泉，而且找到了利息和信用的源泉。除此之外，还解释了经济周期。熊彼特指出，发明创造是先驱者的活动，但是领导者毕竟很少，而且很难。可追随是很容易的，紧跟发明家后面的是一大群熊彼特称之为“模仿者”（imitators）的人。于是，最初的改进会在行业中推广，同时大量的银行借款和投资支出使经济达到繁荣。但是同时，创新推广的过程也抹杀了优势之差，竞争迫使价格降低到新的生产成本水平，利润消失了，生产又按固定的线路环流。随着利润消失，投资也趋下降。确实，随着一部分模仿者进行了时机不当、或引导有误的投资，衰退就要发生了。
后面我们还要继续探讨熊彼特对经济周期的解释，但目前我们还是先考查他所强调的创新者的作用，这个有趣的问题。注意，创新者本人不一定是利润的接受者，虽然他是利润的创造者。利润归企业所有者所有，如同地租归土地所有者一样。比李嘉图的资本家还有过之，熊彼特的创新家的收入份额，被他自己所启动的动态过程所挤掉。
并且，创新活动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可以世代承袭的职位，而是一种特殊的领导能力，它不像创造将军和政治家的那样富有悠力，而是受到较低社会尊重的发现和把握商业时机的才能。
熊彼特写道：“我们应当知道，创新者绝不感情用事，而这却是所有其它社会领导方式的荣耀。并且，无论单个的还是集体的创新者，他们的经济地位都不稳定。事实上，当他们经济上的成功使他们的社会地位提高时，他们得不到文化传统和观念上的支持，其社会地位也只是个暴发户，他们的行为被人取笑。所以，我们应该理解，这种人永远是少数．”
那么，为什么创新者要从事不确定，而常常又是劳而无功的事业？熊彼特指出：“首先，他们有去寻找自我王国的理想和意志，……。于是，就有了一种征服的欲望，一种要奋斗的冲动，去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他们要成功不是为了享受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最后，他们认为发明创造，完成工作，或只是把精力和想象付诸实施就是最大的乐趣．”
这是一幅奇怪的肖像，他既像凡勃伦所赞美的那种由工匠的本能所驱动的人，又像凡勃伦所极端鄙视的那种有掠夺欲的人。当然，斯密笔下的资本家绝不是为了赢得公众的尊敬而进行资本积累，马克思笔下的工商巨头也不是迫于这些复杂的压力而扩张他们的资本。熊彼特的创新者更浪漫些，像是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骑士游侠。创新者本身不一定是资产阶级，但他们渴望成为资产阶级，创新者通过实现他们的雄心壮志，为一个沉闷无生气的社会注入了生机。而且，后面还将谈到，创新者所起到的作用，比熊彼特本人所精心描述的还要广泛得多。然而，这也必须等到熊彼特的理论全部曝光后才看得清楚。”
《经济发展理论》使熊彼特步人了学术生涯，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曾经短期涉足政府和企业界。1919年，他同意在新社会主义德国政府建立的一个促进工业国有化的委员会中任职。一位年青的经济学家曾问他，何以一个对私人企业如此倍加赞美的人会在促进企业国有化的委员会中任职。熊彼特答道：“如果在某人想要自杀时，有位医生出现，那可是件好事。”同年，他应邀担任奥地利新成立的中央社会主义政府的财政部长。他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以稳定奥地利货币，但是在计划获准实施以前，斗争和意见分歧就迫使他辞了职。计划也许不会成功，因为当时已没有任何力量能平息不断聚集的通货膨胀的巨大冲击力。后来，他又当了一段维也纳一家私人银行的总裁，但是在通货膨胀的风暴中，银行倒闭了，当然也与合伙人背信弃义有关。银行倒闭后，他这位总裁发现自己已经负债累累，出于贵族的风度，他对债权人支付全额债务，而没有躲在破产法的后面。当然这使他赔尽了资本，而且在以后的10年中，他继续用自己的收入偿还负债。他的私生活中还有一段不幸，他娶了母亲的公寓住房监管人21岁的女儿，他们相爱已经5年了，他还送她到巴黎和瑞士去上学，以使她能成为更称职的妻子，但是婚后不到一年，她就死于难产。这个损失使熊彼特本来就深沉的个性，更加阴郁。
此后，他真正的学术生涯开始了。起初，作为访问教授他到了日本，然后去了德国，很快又到了哈佛大学，在那儿他的行为举止和他的大鳍很快使他成为校园中的特殊人物。在那儿，他娶了伊丽莎白·波迪（E．Boody），她也是个经济学家。最后还是在那儿，他宣布萧条是很好的冷水浴，这个评论至少会使一个年青学生终生难忘。
大萧条实际上是对熊彼特观点的一次验证，如果资本主义制度可以从创新者的发明创造中获得能量，为什么创新者的冲动会在30年代的艰难岁月中消失？凯恩斯指出萧条反映了企业家的预期状态，但是熊彼特的理论并没有促使他去解释为什么创新情绪会如此之低。熊彼特有个更急迫的任务，他证明了繁荣和萧条是由于创新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企业家蜂拥而上，那么，长期萧条的情况就必然要求他对为什么创新不能及时出现而作出解释。
（三）
1939年，熊彼特出版了《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s）一书，这本书有1，000页左右，分上下两册，书中把萧条的原因归纳为两方面。一方面他认为，事实上存在着三种类型，而不是一种类型的经济周期——第一种是非常短期的，第二种出现的频率为7—11年，还有第三种，50年出现一次，它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造发明的出现，比如蒸汽机车和汽车的出现有关。当所有这三种周期的谷底都相互重迭在一起时，就发生了严重的萧条；另一方面原因是来自外部因素的不良影响，俄国革命以及错误的政府政策都包括在内。这后一原因不是来自经济周期理论本身，但是它无论如何会使危机加深。
这也是关于经济危机的杰出论断，虽然对企业家群起模仿创新形成经济周期的现象并没有进行严格论证。然而，人们之所以对熊彼特的这本书感兴趣，是由于其它原因。资本主义制度，像其它社会制度一样，不仅仅是为了面包而生存。它还需要信仰，就是说，需要有对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建立起来的文明美德和价值观的信仰。虽然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上是成功的，但是在信仰方面却日益失去其更新力量。
同样，这本书也是以互相矛盾的按语作为结尾。就纯粹的经济根基而言，资本主义制度积累金钱的路还很长。的确如熊彼特在此书临近结尾时所说的，如果他的三种相互作用的投资周期理论是正确的，那么经济在未来30年中，肯定比以往的20年中更有活力。然而，他的最后结束语却是：“但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败坏趋势，却不会有所改变。”
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我们可以找到他有关论点的暗示，在《经济周期》一书中，暗示变得更加明确。但是，有关资本主义制度未来的完整构思，是在1942年完成的，当时熊彼特发表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这本书改变了我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看法。
这本书从马克思展开论述。很奇怪地，熊彼特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但他的学术生涯却主要是与人辩论。凯恩斯是他最不喜欢的人，熊彼特不仅与凯恩斯主义在哲学观念上完全不同，而且在个人方面，他厌恶凯恩斯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和赞誉，而他自己却只能满足于得到学术同行们的承认。与他的风度相反，他永远不会把应属于他的声誉，授予凯恩斯。当《通论》问世时，熊彼特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认为他是“致力于经济问题研究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但是又反常而令人难以理解地对此书不屑一顾，认为对它“谈得越少越好”。
但是，熊彼特学术生涯中的真正论敌不是凯恩斯，而是马克思。从学生时代开始，熊彼特就研究马克思，并参加过研讨会，与当时最著名的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鲁道夫·海佛丁（Rudolph Hilferding）和奥托·博尔（Otto Bauner）共同讨论。据认为，他比任何其它西方经济学家都更熟知马克思的著作，而且他当时读过的许多马克思的著作，直到50年代才出现于欧美世界。在哈佛执教时期，他随时都乐于同年青的同事讨论马克思。的确，他对马克思比对凯恩斯更为坦率。所以毫不奇怪，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要从马克思开始论述，因为只有马克思是他真正的论敌。
马克思是预言家，马克思是社会学家，马克思是经济学家，马克思是教师，这是此书的前四章。也许这两个人的相同与不同观点已经很明显，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在于辩证的发展和自身造成不均衡状态，而这也正是熊彼特所要论述的。的确，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发展的观点，都毫无疑问地为熊彼特提供了论据。但是，马克思把动态发展的原因归于劳动者协级和所有者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不间断地去争夺剩余价值，进而促使所有的资本家（不仅仅是开创者）去从事节省劳动的发明创造，以提高利润。
在这一点，熊彼特与马克思的观点不同，他提供了关于资本主义体制的另一种看法，即强调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资产阶级一方，但确不是他们贪得无厌和掠夺成性的外表。在熊彼特看来，资产阶级是对理性和享乐的企业家的文词描述，他认为企业家正是虚张声势，自鸣得意的勇士的反面。他写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演变，可以很容易，也许是最生动地比喻为我们普通衣着的起源，”这是凡勃伦式的评论。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通过它的中心形象——资本家，来获取它的全部前进动力的，而是通过一个局外人，一个外来者，即领头的创新家。马克思或者是凡勃伦，会怀疑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但这一点却是熊彼特对资本主义制度剖析的关键。
我们不用再纠缠于他与马克思的分歧了，熊彼特可能不会对他的对手作出明确评价，但是很明显地，他勾划出了一个令人生畏的有识之士，这个对手他必须面对，而且要在他的领域里战胜他，这正是熊彼特要做的。翻过“马克思是教师”这一章，他写道：“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生存吗？”答案令人双倍吃惊，“不，我不认为如此。”
但是，如果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原因却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所以我们将精心描述熊彼特所说的“近乎合理的资本主义”（Plausible Capitalism）。什么是近乎合理的资本主义？它很像凯恩斯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经过仔细推敲的美妙预测，即实现一个世纪增长的可能性。这是熊彼特所作的最好预测，作为研究萧条的学者对投资机会消失的担心被超然放在一边，因为他认为占领空间与同获取印度一样重要。其它经济学家对垄断力量迅速扩张的忧虑他也不屑一顾，认为资本家的创造发明是打破垄断的四季强风，而垄断者本身又同时是发明创造机构。这种状态的资本主义显然不同于马克思的论证。近乎合理的资本主义是经济体制的恰当模式，它在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中实现增长。
下面又是熊彼特式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可能是成功的，但是在意识形态上却不成功。如前所述，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创造它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它有理性但又不浪漫，是关键但又不夸张，它是为普通人而不是为贵族设计的制度。然而最终，又正是资本主义的精神状态和资本主义用、想会摧毁这个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创造出一种关键性的精神状态，它摧毁了众多制度惯例的道德权威，而最终又会把矛头转响自身；资产阶级大为惊异地发现，理性主义者的观念不会因任何权威而停止，而是继续向私有财产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观进攻。”
所以伟大的创新事业的停止，并不是由于工人阶级起来了，或者是由于这个制度最终不能控制一系列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仅仅是由于环境发生了变化。个性的作用下降，官僚管理的作用加强，创新活动本身变成了制度化的例行公事。作为资本主义价值观传播媒介的资产阶级家庭，也染上了理性主义的疾病，资产阶级对自已丧失了信心。于是，当一切事情表面上都运行正常时，“已产生了一个通向另一文明的潮流，它在潜层中慢慢地发挥作用。”
我们再一次翻到下一页：“社会主义行得通吗？当然行得通。”
这完全是熊彼特式的社会主义，温和的、官僚统治的计划经济，我们将在后面简要评论。应注意，熊彼特论点的卓越之处在于，他是在马克思的范畴中击败了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制度能否生存，这个看起来是争论的关键问题上，他向马克思投降。但是他证明，至少是提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于熊彼特的原因，而不是马克思的原因，在这方面他击败了马克思。马克思得到了一切荣誉，但是熊彼特的观点却是得胜了。
是这样吗？这个问题之所以极其重要，不仅是赞扬熊彼特，而且是因为作为熊彼特正在描写其命运的社会的居民，这一预测与我们息息相关。
首先，这里有一个欣赏和怀疑相混合的耀目现象。不论熊彼特是在捏资产阶级保守分子，还是在捏马克思主义狂热信徒的鼻子，他毕竟有点装腔作势。他在书中散市了那么多奇特的观点：马克思是个大保守主义者；垄断可以扩大高智商者的势力范围，可以减少低智商者的势力范围；一个国家越是全盘资本主义化，就越是不具有侵略性，这个论断会使研究19世纪大英帝国，和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学生感兴趣。
所有这些观点必须合理地归纳，以反映他的完整看法。这些论断具有权威性吗？巨大的未开发的技术领域，经济和政府部门的不断官僚化，资产阶级道德和精力的逐渐减弱和消失，所有这些展望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不可思议的前景吗？请记住，这本书发表于1942年，作为预言家，熊彼特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当代左派分子作出草率的预测，认为资本主义正在走向灭亡；当代中间派则天真地希望，他们确信适度的政府开支可以立即，并且永久性地解决一切问题；而当代右派则作出凶险的预测，他们认为我们正在走向奴役之路，熊彼特的论断使所有这些预测相形见绌。
然而，熊彼特的预测也并不都正确，如仔细推敲，就不像起初那么令人信服。毫无疑问，熊彼特正确地预见到一个广阔的技术领域前景，但是他没看到技术的质量方面，从核武器、核能源，到计算机化，都会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投资领域形成巨大的威胁。他预测到大企业的官僚化会迅速增长，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他认为巨大企业的崛起会使它们的进取性削弱，是不正确的。当代巨大的跨国公司争夺世界市场份额的壮观场面，与熊彼特预测的资本主义扩张动力萎缩现象完全相反。
（四）
那么，扩张力的衰退，以及信念的丧失，真会推翻资本主义世界吗？如果我们处于60年代末，这种预测就的确显得有些远见。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似乎在明显地趋向于某种形式的计划经济。但是20年以后，这种预测就不那么令人信服了。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整个欧洲，我们都亲眼目睹资本主义信念的复苏。因为，向更高程度的计划体制迈进时，开始促进增长，然后是通货膨胀，最后对计划过程本身的信念也丧失了。当今的形势并不是静静地等待熊彼特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来临。
当然，熊彼特描述的是长时期，而我们用短期的时间间隔去批评他。资本主义信仰的复苏很可能被证实是短期现象，而形成某种模式的温和的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的趋势可能恢复。也许，官僚集权化的演变趋势最终将利用企业的主导地位，巨大的跨国公司合作结成巨大的卡特尔，把世界分成若干私人经济王国，就像一个世纪以前的帝国主义国家那样。
这些不过是推测，并旦熊彼特的构思也的确是种推测，是一种模式的合乎理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但不是唯一的一种。他的构思光彩夺目，但并不是从李嘉图、斯密或马克思的逻辑中推演出来的体制。因为熊彼特的预测并不完全是经济意义上的。而是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一系列往往是很精辟的论证，而这些问题却不一定能使斯密和马克思建立起他们可畏的理论。对政府不满的知识分子对破坏这一前景起着极大的作用，因为熊彼特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不遵循资本家积累资本和商人互相竞争的相同法则。如果企业家认为他们的活动得不偿失的话，他们会向文化，而不是经济压力屈服。熊彼特的最后结论确实是令人振奋的，即经济过程本身不足以决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命运。
对他的构想，不能用对其它大思想家的同样标准去评判，他的构想与其说是经济预测，还不如说是历史预测，或者说是对文化发展方向的判断。熊彼特有贵族的气质、孤傲的学者风度，以及政治和商业上的实际艰难经历，所以他应该是评判事物发展趋势的最好人选。对凯恩斯来说，世界性的成功来得太容易了，而对马克思来说，事事都不如意。然而，他获得了敏锐的洞察力，却丢掉了曾使古典预言家们赋有想象力的严格的经济逻辑。
熊彼特理论的涉及面很宽，不仅对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对经济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经济思想家的伟大成就无非在于他们能够推断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经济学的建立，也在于它大体上能够预测未来。然而，熊彼特的构想却使这些都成为过去，就是说，无论经济学能否作出预测，现在都无关紧要了。在最后一章，我们将讨论这些决策问题。现在我们还没有谈完熊彼特，这个理想主义者的人物本身。最后还有一段波折，我们将看到这一段的意义不仅仅是有助于领悟熊彼特的一生。
我们还是以考查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前景预测的核心矛盾作为开始。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把资本主义制度描写成静态的、依靠惯性运动的、永远不变的环流；但是，同时他也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在动态变化中实现发展，这种动态后来被称之为发明创造的飓风。为什么熊彼特要用前后不一致的说法去描述资本主义制度？把这个制度的典型特征说成是不变的环流，但又说这个制度具有连续不断地自行发展变化的特性，其目的究竟何在？
我们知道熊彼特的解释是，环流可以使我们看到创新活动的作用，它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前进动力，而且是利润收入的唯一源泉。还有另一种方法解释熊彼特独特的论证方法，前面曾指出，熊彼特的创新者不是来自任何特定的阶级，他们只是具有发明创造天赋的人。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来自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来自非资产阶级的英杰。
毫无疑问，熊彼特本人确信历史中杰出人物的作用，即少数具有特殊天分的人的作用。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他曾以人的音乐才能为例，去谈那些杰出人物：
“我们可以假定任何健康的人如果愿意都可以歌唱，在一个相同人种的集团中，可能有半数的人具有中等水平的歌唱能力，有 1／4的人能力很差，另外 1／4则具有中等以上的水平。在这部分人中，如果连续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歌唱技能，那么能够掌握较高技能的人就越来越少，最后，我们发现了卡罗索。”
同歌唱能力的情况一样，还有人们的领导能力，包括经济方面的领导能力，熊彼特认为，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领导能力极差，他们只能从事经济生活中最日常的工作，如企业中的秘书和普通办公人员。还有大约1／2的人具有中等水平的创新能力，这里面可以包括“实际上所有的企业界人士”，他们主要依靠来自经验的可靠常规办事，但也能应付一般的挑战。其余部分，就是真正的人杰了，“这些人的特点是具有超高水平的智力和意志”。
那么历史呢，历史记载的只是发展和变化，即杰出人物对惰性的社会大众产生影响的事迹。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能够产生影响所需要的才能有所不同，封建社会需要军事天才，市场机制社会需要经济天才，但是，各种类型的杰出人物，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永远存在。于是，社会各层次的领导者就构成了一个集团，他们处于社会的顶层，领袖人物可以更换，但领导阶层永远在上面。熊彼特写道：“社会的上层，实际就像一家旅店，虽然总是客满，但是客人总换。”
这里又是对马克思的攻击，矛头所向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观点。熊彼特认为马克思完全错了，无产阶级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仅就其数量而言，无产阶级肯定主要由能力一般的人构成。无产阶级中的个别分子有可能具备领导才能，因为领导权本身只能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
也许这就是熊彼特在理论上认为社会主义必将来临的原因，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衰亡的最终后果是出现一个有管理的经济，那么谁来经营它呢？当然，那将是具有较高能力的资产阶级。他写道：“有这样一个阶级……它聚集了人类中的英才，因此他们是国民的财富，任何社会组织都应该加以利用。”所以管理阶层没有理由惧怕社会主义，指挥社会主义制度所需要的技能，与经营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所需要的技能极为相象，资产阶级的精英理所当然要居于社会的顶端。
这是经济理论吗？按照传统的观念当然不是，恰当地说应是历史运动理论。经济学仅仅描述特定社会中这些运动的发生所采取的方法，而这个特定的社会只对在市场中显示的技能提供报酬，而不能对在战场上和讲坛上的技能提供报酬。
熊彼特运用他的经济模型展示了一个更大的“构想”，这个世界是熊彼特的。直至在他临终时都在从事的经济思想概览著作中，他这个“构想”位于核心。他的分析可能是经济学的伟大成就，但是分析却并非完全出自经济学家的观念。在逻辑将展示的预想以前，有一个预先的分析过程，这个过程是必要的，而且被渲染为我们最根本的价值观和偏好。熊彼特写道，“分析工作……体现我们所看到的事物的形象。只要在特定条件下，存在渴望看到这些事物的任何可能动机，那么就很难把我们看到事物的方式和渴望看到事物的方式互相加以区别。
那么，经济学难道是想象的科学，是一种关于我们渴望见到，或者是不可能见不到的分析，而不是对显然存在的世界进行公正和客观的剖析吗？我们将在本书下一章全面评价大经济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们的贡献时，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
绳上还有最后一个结，回忆一下，熊彼特年青时曾到维也纳的一所贵族学校就读，在那里他形成了一些对他来说一生都非常重要的价值观。不要错误地认为这些价值观被带进了他对历史的构想，即杰出人物是历史前进的核心动力。当然，这个杰出人物是个贵族，是确信天然优越的少数人，这是社会中全部贵族观念的核心。但是要注意，熊彼特的少数天才并不是根据血缘选择，而是根据“智力和意志”，是天才的贵族，这才是熊彼特所说的杰出人物。根据熊彼特的想象，历史的舞台并非只确认了资本主义制度，而且也确认了熊彼特本人的历史地位要比他的家族和生命更为持久和有价值。这样，个人的经历和历史的观念就最终达到了统一，这解决了许多矛盾的问题。
这大概不是熊彼特本人所希望得到的评价，但是他也不大可能否认。他渴望成为一名大经济学家，在他生前是否实现了这个愿望，还不大清楚。很有趣地，熊彼特从来不宣讲他自己的理论，除非应他的学生和同事之邀，有位学者认为，原因是在他的最后分析中，论证尚不充分。他是否渴望成为一名幻想家，这不得而知，而他的确是个幻想家。作为分析家或者是幻想家，任何对经济学感兴趣的人都必须与他争论。这不仅是由于他的所成是在一定规矩之内，而是因为在他的所成之中显示了其间的界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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