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托斯丹·凡勃伦在离世前几年曾在证券市场上从事投机，这是件怪事，是跟他的性格不相投的。一个朋友劝他买石油公司股票，他在晚年不免要注意到自己的经济问题，就拿出一部分储蓄来从事冒险事业。起先略有所获，但是他所买的这家股票价格刚要上涨，这个公司就发生了事故，牵涉到了当时流行的石油丑闻。他的投资终于变得一文不值。

这件事除了足以表明几勃伦在自保其身方面又一微小的弱点以外，它本身是不重要的。然而从另一角度看，这一不幸事件未尝不富有启发性。因为足以使凡勃伦自己成为牺牲者的那个眩惑人的诱饵，也就是当时蒙蔽了全国的诱饵——当即使最清醒的观察者也不免于随风而靡时，则全国把繁荣看作永久不变的现象而处于自我陶醉情况，又何足怪呢？

诚然，繁荣的迹象处处可见。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全国就业人数达4，500万，工资、地租、利润和利息总额共达约770亿美元，这样大的收人，同世界上以前所看到的情况是无法比拟的。当时赫伯特·胡佛总统说，“靠了上帝的恩惠，在不久的将来，贫穷将在我国绝迹。”这句话也许说得目光过于短浅，可是，谁不是这样想的呢？他的话所根据的是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就美国的普通家庭说来，与世界史上迄今为止的任何处的普通家庭比较，在衣、食、住和生活享受方面都是独步一时的。

这个国家自有它的一种新的憧憬，其意气昂扬的气势，远非所谓“强盗贵族”的海盗式理想可比。民主党议长约翰·J．拉斯科布在《妇女家庭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具标题是“每个人都应当富裕起来”，可谓一语中的。他说，“如果每人每周节省15美元，用以投资于可靠的普通股，到20年之后他至少可得8万元，用以投资，每月可得收人约4百元。他这就可以富裕起来”。

根据这个计算，假定的只是，此人以其收入的一部分不断地进行再投资，其所投之资则按周年6厘计息。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更加诱人的生财之道。假使一个拉斯科布的信徒把他的收人花费掉，只是让他的资金按股票价格的动向增长，他也会同样迅速地达到目的，而在过程中所受到的痛苦却要少得多。假定他于1921年用每周节省15美元的办法得来的780元购买股票。到1922年，他的资金将是1，092元。如果他每年投资780元，他将会看到，于1925年时他已拥有4，800元，一年之后将是6，900元，1927年时将是8，800元，1928年时，将是难以置信的16，000元。难以置信吗？到1929年5月时，他的财产将超过21，000元。在不到9年之间，他的储蓄7，020元将增至3倍。当这个以多头占优势的市场，以几乎无间断的涨势，持续了差不多半个世代之久时，如果有人认为这是致富捷径，谁能说他不对呢？理发师或擦皮鞋的人，银行业者或商人，个个在赌博，每个人都满载而归，这时在多数人心目中的唯一问题是，为什么在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这样做。

结局是无须多说的。1929年10月的那个可怕的末一周，市场一下子崩溃了。对证券交易所场内经纪人说来，就像尼亚加拉瀑布从窗户里冲了进来，市场上一片叫卖声，如海覆江翻而至，使他们无法应付。他们叫嚷得声嘶力竭也找不到一个买主。眼看着大量财富，如阳光下的冰雪，都化成水了。

当一场风暴过去，痛定思痛，看一看这场风暴带来的损失时，情况是非常可怕的。两年来所赢得的阵地，在这昏天黑地的两个月里完全丧失了，整整400亿的价值化为乌有了。投资者三年前通过浮夸的估值，比方说为21，000元的财产，三年后不但无所增益，倒反减去了 80％2原来 7，000元的储额，而今只值 4，000元。那种认为“个个都是财主”的说法，结果证明原来是虚诞之词。

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这场风暴是无可避免的。证券市场是在无数贷款的支持之下建立起来的，它仅能承受这么多压力，再多就受不住了。还不止是这样，支持着繁荣这一壮丽景色的，有些都是枯枝朽木，它们本身就不可靠。议长拉斯科布提出的退休方案，在数字计算上是够精确的，但是，当一个人的平均工资只有30元，而要他拿出15元来储蓄这一问题没有解决时，这个方案将如何实现？

就国民收入数额之巨大说来，无疑是赫赫洋洋，令人叹羡的，但是从它的分配中会看到，其间存在着极其显著的不均和不公平。处于金字塔式社会结构顶端的约2．4万户的收入，约3倍于处于金字塔底层的6百万户的收入；前者各户的平均收入，高于后者约630倍。这一点还不是在社会上表现出来的唯一缺点。在无限繁荣这类喧嚣的后面是，有2百万居民陷于失业状态，银行的门面尽管富丽堂皇，而在大爆炸到来之前的6年之间，银行倒闭者平均每天有2家。还有，一般美国人喜欢用自我毁灭的方式来利用繁荣，他们竭其所能地进行抵押借债，在购货时可以分期付款的诱惑下，危险地扩大其资源，最糟的是，为了求财心切，盲目地买进数量大得惊人的股票，据估计约达3亿股，而买进时的方式不是一手交款一手取货，而是用缴纳保证金，即信用借款的方式。

对于绘局是否会避免，当时是无人看得清的。那时，总是传播着一些使人对国家的经济状况感到振奋的消息。即使像耶鲁大学的欧文·费希尔那样著名的经济学家也被繁荣的表面迹象所骗倒，说我们正在向着“无边际的高原”行进，这句话正好成为当时的笑柄，因为在此后的一星期，证券即跌落到这个高原的边缘之外。

这种现象尽管是激动人心的，但是，证券的狂跌，并不是最足以摧毁“永不会完结的繁荣”的一个世代的信心的唯一因素。它是内部所固有的，不是被某一现象所激发的。在这个阴森的岁月里，有几件事也许有助于说明问题。在印第安纳州的芒西，于1930年终时，每4个工厂里的工人就有一个失业。在芝加哥，女工每小时的收入，大多数低于25美分，其中的四分之一还不到10美分。单是在纽约的鲍厄里街，每天就有2千个失业者排队领取食物救济。全国住房建筑一下子减少了95％，9百万家储蓄帐户化为乌有。商号关掉了8万5千家。全国薪金数额缩减了40％，股息减少了56％，工资减少了 60％。

在这次大萧条中最使人沮丧的是，瞻望前途，似乎将无止境地持续下去，没有转机，没有解除痛苦的希望。1930年，政府果敢地号召，“好日子又要来了”，但是事与愿违，国民收入从870亿降至750亿。1931年流行的歌曲是“我赢得了5元钱”，这时国民收入则继续降低到590亿。1932年的歌声就更加凄凉了：“兄弟，你能不能施舍一毛钱？”，这时国民收入则惨落到420亿。

1933年，这个国家实际上已处于瘫痪状态，国民收入已降至390亿美元。还是在4年前所看到的繁荣，而今大半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一般的生活水平，已经退回到20年前的规模。有1，400万人找不到工作，闲坐在家里，或是在大街上逛来逛去。看上去好像美国人已经永无振作起来的希望，从此将一蹶不振。

最难忍受的是失业。成百万找不到工作的人，对国家说来就好像是肌体上的赘疣，一般经济学家对此只是说制度上出了毛病，只是控手顿足而无计可使，既不知症结所在，也拿不出治疗方案。失业——这种形态的失业是制度病态中从来没有见过的，是越出常情之外的，是荒谬绝伦的，从而是不可能的。但是它的确存在着。

生产不足，而同时又存在着人们找不到工作的现象，这看来是个不可解之谜，试图解答这个谜的人，看来应当是个左翼人士，是个愤愤不平的无产者；这个说法似乎是符合逻辑的。但是，实际上再没有比这个说法离开事实更远的。解决这个难题的人是个业余艺术爱好者，或者是近似于这样的一个人，绝无好勇斗狠气质。事实上，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例如，他写过一本关于数学概率的极其深奥难解的书（伯特兰·罗素（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英国数学家，哲学家。——译者）对这本书的评价是，“怎么赞扬也不会过分”），然后他又在生财之道上大显身手，通过对外汇与商品的交易，积资达50万镑。更足以使人产生深刻印象的是，他所写的关于数理方面的精深微妙，只是他的一种副业，他还担任着行政方面的职务，至于从事于积蓄私财时每天所花的时间，只是他未起身前的半小时。

但是，这里所说的只是他作为一个多面手的一些范例。当然，他主要是个经济学家——是剑桥大学学院的学监，但看这一职位，其人之尊严和博学可想而知，但在择妻时则舍去女学士不顾，部挑选了著名的迪阿吉利夫集团中一个演主角的芭蕾舞女演员。同时他既与上层阶级社交生活水乳交融，又是个知识界中的出类拔草人物，还是个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长，他在各个方面应付得八面玲拢，头头是道。他在微妙的国际外交问题的处理方面是中流砥柱，但是，他尽管主持公道，对欧洲其他政治家之纵横排网以及在财务方面的涛张为幻则又无所不知。他在收集现代艺术品方面，在此道尚未流行之前已经开始，同时他对牛顿著述的私家收藏之精，是属于世上第一流的。他还经营着一个剧院，而后来又成为英格兰银行行长。他认识罗斯福和邱吉尔，也认识肖伯纳和毕加索。他喜欢玩桥牌，但喜欢独当一面，不喜欢合约进行。有一次他说，此生只有一件事引以为憾，喝香摈酒时量再大一些就好了。

这里说的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凯恩斯一姓是英国的故家望族，可以追溯到威廉·德·凯汉恩斯和1066年。凯恩斯是个传统主义者，想到他这一族源远流长是颇为自负的，他的父亲是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其人自己就是一个很有名声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儿子的资质是不同寻常的，所凭的不单是上代的遗传，好像是集中了许多人的智慧，才形成这样一个天才人物。

他出生于1883年，就在这同一年，卡尔·马克思与世长辞。这两位经济学家在生存的时间上这样接近，在资本主义的哲学观念上又都产生了这样深刻的影响，但就思想的不同而论，再没有比这两个人更加任渭分明的了。马克思心情沉重，怀着满腔怨愤个平之意，仿佛时刻处于背城借一之境，是“必然灭亡的资本主义”的起草人。而凯恩斯所感受的是此生之同乐，他在一生中总是驾着轻舟从容前进，终于圆满地成为“会繁荣生长的资本主义”的设计师。我们也许可以把马克思所以要热衷于作出资本主义一定要崩溃的预言，说成是由于他实际生活的坎坷不平；假使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说，凯恩斯所以能重新唤起人们的信心，所以能使死灰复燃，是由于他生活的一帆风顺和丰富多彩。

凯恩斯的童年时代正处于维多利亚学派风行之际，那时他已崭露头角。他4岁时已经在推敲利息的经济涵意，当他6岁时，对于他自己的脑子是怎样运转的，在感到疑惑，7岁时，他的父亲认为他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同伴”。不久他到准备进入大学的预备学校去求学，在那里已经可以看出他对待同伴的能力：他有一个“小厮”代他拿着教科书，恭顺地跟在他后面，作为交换，凯恩斯帮他解决比较棘手的课外作业方面的问题；同另一个他所不喜欢的孩子订了个“君子协定”，凯恩斯答应为他每星期向图书馆借一本书，交换条件是，对方的一帮人平时不得无故走近他的一帮人的15码之内。

14岁时，伸向伊顿公学（伊顿公学在伦敦西面伊顿（Eton）镇，是培养贵族和资产阶级子弟的中学。——译者）申请并获得了奖学金。关于英同公立中学的恐怖故事是传闻很广的，但凯恩斯肉体上既没有受到凌辱，精神上也没有受到折磨。他已进入青春时代，考试时得到的评分是最高的，因此得奖累累，他为自己买了件淡紫色的背心，渐渐染上了饮香按酒的爱好，他的背略有些驼，蓄起了小胡子，参加了划船比赛，渐渐成了个令人生畏的辩论家，他并无阿议讨好之意，却成了个伊顿学校的狂热分子。从他17岁时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所表现的洞察力，就他的年龄而论是很少见的。当南美布尔战争达到高潮时，校长发表了一次演说，凯恩斯用了短短几句话概括了当时的情况：“这是我们具有的品质、我们应当表示欣慰；记着我校的光荣传统，同向有的情况一样，如果要干什么就得尽力而为”。

他在伊顿公学的经历是一次胜利的进军，在剑桥大学皇家学院也获得了巨大成就。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希望他成为一个专业经济学家，庇古教授（马歇尔未来的接班人）每周同他共进早餐一次。他当选为大学学生俱乐部秘书，这个职位最后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为最著名的非官方辩论会之一的主持人。他被伦纳德·伍尔夫和利顿·斯特雷奇（伍尔夫（Leonardwodf，1882—1941），英国女作家；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 1880—1932），英国传记作家．——译者）物色到了，结果产生了在伦敦的所谓“文化设施集中区”。他痛好很多，喜欢买书，常常午夜不睡，思考问题。总之，他不是个平凡的人，是个杰出人物。

但是，即使是一个非凡的人也得穿衣吃饭，这就发生了做些什么工作的问题。他手里的钱很少，而从事于学究生涯是不会有多大出息的，他怀有较大的野心。有一次他写信给斯特雷奇，“我想办一条铁路，或者组织一个托拉斯，或者至少从事股票投机，要掌握这些方面的原则是容易的，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

没有人请他办铁路或托拉斯，从事投机事业的想法也只是表明了凯恩斯想象的不诚实方面。于是他流入宦途，借此求得升腾。他以满不在乎的态度参加了文官考试，这就促使斯特雷奇的一个姊姊问他，他是不是在装腔作势。他说不，他对试题已经了然胸中，何必烦燥不安，折磨自己，这又有什么用；他准定会名列前茅。结果当然如此，他是第二名，在答案中他分数最低的是经济学部分。他后来说，“主考人所懂得的经济学大概还不及我”；就这里的情况说，假使他所说的不是事实，人们将责怪他狂妄至极，然而情形与他说得完全一样。

他于1907年被派到印度政府机关服务，但是他不喜欢这个工作。当时他在国内正以充沛的精力从事于写作关于数学的论文，觉得在政府机关当个小官，跟他经营铁路的愿望差得太远了。经过两年，觉得在这方面的经历已经够他受的了。他说，他的一番努力，无异是把一条纯种牛从英国冤屈地运到孟买。他在行政工作中还发觉，一些考虑欠周的对他的评论会把他葬送掉。于是他辞去职务，回到剑桥。但是，他在印度的岁月不是完全白费的。根据他在印度的所见所闻，写了一本叫《印度通货与财政》的书，于1913年出版，看到的人都说这是一个小小的杰作。就在这一年，由官方组织了一个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从事于研究印度通货问题。其时凯恩斯年29岁，被邀为该委员会的成员，这是很少见的荣誉。


（二）
他比较喜欢的是剑桥大学，在那里他是一向受到尊敬的，不久即被邀请担任《经济学杂志》的编辑工作，这个杂志是英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刊物，这个职务他担任了33年。

比剑桥大学更加合他的意的是文化设施集中区。这个集中区既是个场所，也是个代表着一种心满的表现的所在。一小簇知识分子（凯恩斯在其之间是个“尚未取得学位的学生”）聚在一起，现在他们有了个家，有了个集中表现的哲学观念，有了声望。属于这个有魔力的圈子里的人物，也许不到20名或30名，但是，他们的意见足以形成一个艺术上的标准，其一字之褒或片言之贬，都不是开玩笑的；总之，在这个集团中人才济济，有伦纳德·伍尔夫、弗吉尼亚·伍尔夫、E．M．福斯特、克莱夫·贝尔、罗杰·弗赖伊、利顿·斯特雷奇等等。如果这个“文化集中区”面呈喜色，那个诗人就可以成名，如果皱眉蹩额，那个画家就要倒霉。据说，它可以用十几种不同的声调来表示“真的吗？”这个词的不同涵意，其中表示厌烦是绝非最少用的皮里阳秋。它的态度是变化多端的，时而是理想主义的，时而是冷嘲热讽的，时而勇往直前，时而心虚胆怯，是难以捉摸的。

在这一切活动中，凯恩斯是个中坚人物——是顾问，是参赞，是公断人。他可以用完全有把握的态度来谈任何事物。担任“作曲”的威廉·沃尔顿和担任“舞蹈动作设计者”的弗雷德里克·艾什顿以及许多其他艺术家和专业人员，常常听到凯恩斯对他们说，“不，不，关于这一点你完全搞错了，……”

对于要努力整顿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人来说，这些不过是他初踏进社会时小试其技。

在战争期间，这个“文化集中区”有点陷于中断状态。凯恩斯被召到财政部，派他处理海外财政事务。他在那里必然也是干得很出色的。一个老同事后来曾谈起他在那时一段有趣的轶事：“当时迫切需要西班牙货币比赛塔，费了点气力搜集了一些。凯恩斯及时报告了财政大臣，后者说，无论如何，在短期间我们总算有了一批比赛塔了。凯恩斯说，‘啊，不是这样！’他的上司吃了一惊，‘什么！’他回答，‘我把它全部售出了，几乎压垮了市场。’他真是这样做的。”

他不久就成了财政部中的中坚人物。为他写传记的人以及他的同控经济学家罗伊·哈罗德都说，凡是见解成熟的人都认为，就对战争获胜所作出的贡献来说，在文职官员中再没有超过凯恩斯的。尽管这样，他还会找出时间从事别的活动。有一次为财政事务来到法国，他有了一个念头，如果法国人把他们国立美术馆所藏的画卖给英国一部分，未尝不有助于两国之间帐务的平衡。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为英国取得了价值以10万美元计的科罗、戴拉克瓦、福赖因、高盖因、安格尔和莫内的作品，还设法为自己买到了一幅塞尚的画。此时德国的大炮在轰击巴黎，画的价格在低落。他口到伦敦，有一次出席了一个舞会，通过西特韦尔一家（西特韦尔（Sitwell，1860—1943），英国作家，其子女均为名作家。——译者）结识了擅长歌舞的莉迪亚·洛科波娃。凯恩斯说的是标准英语，莉迪亚所要努力争取的正是这个，两人之间的相得可想而知。

但是上述的一些都是枝节，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战后的欧洲臻于安定。凯恩斯现在已是个重要角色，准备对国是有所献助，但仍然处于幕后，他实际上所处的重要地位尚未被人识破。他作为财政大臣的代理人，在来到巴黎最高经济委员会上作出决定时拥有全权。他在和会上是财政部的代表。但是，他只是次一级官员，在看台上虽然占有一席，但对台上的纵横种闺则无权直接干预。当凯恩斯从旁目睹到威尔逊被克列孟梭挫败和人道主义和约被报复性和约所代替时，他必然是非常痛苦的。

他于1919年写给他母亲的信里说，“我已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写信给任何人，我感到疲乏不堪，这部分是由于工作，部分是由于对周围的恶势力感到沮丧。我从来没有像最近两三个星期以来那样地感到难受。这次的和约是荒唐无耻的，而且是行不通的，它会促成的只有灾难，再没有别的”。

他勉强从病榻上爬起来，对于他所谓的“维也纳谋杀”提出抗议，但没有能阻止潮流。这个和约是摆太基式的和约。据此，德国所应付的赔款数额之巨，为了挣得那么多的英镑、法郎和美元，在国际贸易中它将不得不无所不为。当然，这不是民意所在，但是凯恩斯还从凡尔赛和约看到了由此在无意中引起的后果——更加可怕的德国的独裁制度和军国主义。

他在失望中辞去了职务，在和约成立的前三天，开始对它进行攻击。他怀着满腔怒火，用高速度写成了《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于12月间发表，他也由此成名。

这是一篇辉煌的、具有压倒一切力量的文章。他看到一些首脑人物在发挥作用，他是用小说家的技巧和上述“文化集中区”尖刻的批判精神，来描写这些首脑人物的。他说克列孟楼“在意想中只有一个幻觉——法兰西，还有一个是不属于他的幻觉范围之内的——人类，其中至少包括他自己的同僚”。对威尔逊他说，“就像个奥德修斯，（古希腊史诗《奥德赛》中的主人公。——译者）当他坐下来设谋献计的时候比较明智。”他对人物的描绘固然才智焕发，对和约危害性的分析尤其令人难以忘怀。凯恩斯看到，审定和约者的意图，只是在于清算政治上的怨恨，而全不计及当时的迫切问题——使欧洲从创伤中恢复过来，成为一个团结的、活跃的整体。

四巨头所全神贯注的别有所在，而不是这些问题。克列孟梭所注意的是要挤垮敌人的经济生活，劳埃德·乔治只希望搞到一个协议，能暂时敷衍过去就行，总统所关注的只是正义和公理。至于欧洲的饥饿和分崩离析这个基本问题却不能引起这四巨头的注意，这是个非常任特的现象。赔偿问题使他们在经济领域内迷失了方向。他们只是从神学、政治学，选举方面的诡计、从一切观点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操在他们手里的有关国民经济的前途却漠不关心。

他接下去发出了严重的警告：

因此，我们面临的威胁是，欧洲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降低，对某些国家说，已经降低到实际上挨饿的程度（俄国已经实际达到了这一点，奥地利已将近达到这一点）。人是不会始终甘心淹没在沟壑中的。由于饥饿，有些人将垂头丧气，陷于无告的绝望状态，有些人会神经失常，挺而走险。当他们处于极端困境时，为了不顾一切地满足个人的迫切需要，就会推翻战后残留的组织，会毁灭文明本身。这就是我们必须把所具有的资源、勇气和理想集中在一起来共同防御的危险。

这本书问世以后获得了巨大成就。条约的难以实行，在一开头就已显得情势了然，但是首先看出、首先说出这一点的、并且直率地提出要进行修改的是凯恩斯。他已经以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知名。当他1924年所提出的道斯计划开始了打破1919年造成的僵局这一漫长过程时，他富有远见的天才获得了证实。

他现在已经成名，余下的问题是干些什么。他选择的是冒险性尽可能大的业务，他开始用几千镑资本在国际市场上从事投机而几乎丧失了所有的资金。有一位银行家，从来不认识他，但对他在战时的所作所为留下了深刻印象，靠这位银行家的贷款，结果积累了价值200万美元的财产。这完全是凭偶然的机会造成的。他从事投机时，对内部消息不屑一顾。他曾说过，华尔街的商人如果不去理睬那些内部消息，就不难致富。他自己的法门没有什么别的，只是仔细审查一些资产负债表，此外所凭的是，他自己对金融的广博知识，对于一些人物性格的直觉观感，和关于经商的某种资责他早晨未起床时，就逐条审阅金融市场上的情报，作出决定，把他要进行的交易通知经纪人，就是这么回事；这样他就可以腾出整天的时间来处理较重要的事项，如有关经济理论的探究。这样他就可以同大卫·李嘉图的大名并驾齐驱。

顺便说一句，他有时并不专为自己赚钱。他为皇家学院掌管财务时，曾使戈戈之数30，000镑变成380，000镑。他曾管理过一个投资信托公司，领导过一个人寿保险公司。

他的活动目标，在同一期间总是不止一个——他为《曼彻斯特导报》写稿子；在剑桥大学按时上课，为了使枯燥的理论增添些趣味性，不时地掺入一些关于当代人物或国际商品市场上发生的情况的描绘；在此期间还娶了利迪亚·洛科波娃。一个芭蕾舞女演员成了剑桥大学学院教师的妻子，这是她的一个新任务，但她完成得很出色，使凯恩斯的友人有些诧异，他也感到宽慰。当然，她放弃了她的专业生涯，但根据一个老朋友的报告，则与此说颇有出入，说她仍在练习故技。

她长得非常美丽，而他只是一个正常的爱慕女子的男人，并不漂亮，但个子很高，仪表威严。他那壮大而略带些笨拙的身躯，同他偏长的三角形脸正相配合，他鼻梁挺直，有着从在校时就留起的剪短了的小胡子，厚嘴唇，尖下巴。他的一双眼睛善于表情，在弯弯的眉毛下有时庄重，有时冷漠，有时则闪闪发光，大概要看对方是政府的使者、投机家、“文化集中区”的行家还是芭蕾舞迷而随时变化。

凯恩斯对客寒喧时有个怪解，喜欢把两手拢在袖子里，袖手而谈。由于他对别人的一双手特别注意，又由于对自己的手感到自豪，因此这一藏匿双手的姿态，就格外显得难以理解。他甚至把他自己的和他妻子的手制成模型，还收集了他的朋友们的手的模型；当他遇到一个人时，第一件事就是注意对方的手掌、手指和指甲的特征。后来他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第一次谈话后，记下了如下的对这位总统双手的观感：

当然，我起先没有密切注意这类问题。后来我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双手。他的手很结实，相当有力，但是显得不大秀气或不大灵巧，他的指甲短而圆，像个商人的指甲。我无法如实地加以描绘，他的手（在我的眼里）虽然不是什么特殊的，可也不是什么普通的类型。不管怎么说，我似乎是在哪里见到过的。哪里呢？我足足花了10分钟，就像追忆一个忘记了的名字一样。我终于想起来了，是爱德华·格雷爵士——一个更加踏实的、美国化的爱德华·格雷爵士。

罗斯福写信给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时说，“我跟凯恩斯作了一次有意味的谈话，我对此人倾倒之至。”他如果知道，他在凯恩斯眼中被看成个具有一双某一外交大巨的商人式的手，他是否会这样说就大有疑问了。

1935年时，他已经有了显赫的经历《印度通货与财政》虽然篇幅无多，却是部精心杰作，。和约的经济后果。是一次巨大成就，《概率论》的专业性虽然强得多，情况也是这样。关于上述最后一本书有一则小小趣闻。凯恩斯与马克斯·普兰克教授一同进餐，普兰克是一位在数学方面具有天才的人物，量子力学就是在他手里发展起来的，这门学问是人类智力比较惊人的成就之一。他对凯恩斯说，他曾一度考虑要从事研究经济学，但是后来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它太难了。凯恩斯把这句话作为一个趣闻，转告他刚从剑桥口来的一个朋友。后者说，“啊，这就奇怪了，伯特兰·罗素有一次告诉我，他也想研究经济学。但是因为它太简易，决定作罢了”。

但是，我们知道，数学不过是他的副业。他1923年发表了。货币改革论》，又一次使世人瞠目结舌。他猛烈抨击对黄金的盲目崇拜，反对人们甘愿放弃对自己的通货作有意识的管理，而把这个职责托付给一种自然的结构——国际金本位制。当然，这是一本专业性很强的书，但是它跟凯恩斯别的作品一样，其中充满着生动的笔调，使读者情趣盎然。谈到关于某些古老的经济学说所论及的“长期性”后果时，他冷冰冰地说，“就长期而言，我们都是要死的”，这就对英国一向有的传统想法，给了当头一棒。

更有甚者，于1930年他发表了《货币论》，这是一本试图说明整个经济动态的书，它的篇幅很大，很难懂，有时光辉夺目，有时令人迷惑。它要说明的主要问题是，使经济时而活跃起来趋于繁荣，时而衰退下去趋于萧条，使它运转得这样不平稳的是什么，从而使它成为一本吸引人的书。

当然，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已经注意了几十年。大范围的经济崩溃且撇开不谈——如 1929年的大爆炸以及历史上在其前发生的事件（如密西西比公司倒闭时18世纪在法国所看到的情况）——就商业的正常进程说，一系列的扩张与收缩，就像波浪般一起一落，这种经济上的表现，又有点像生物的一呼一吸。例如，孰英国说，商情于 1801年不振，1802年较好，1808年衰退，1810年又颇有起色，1815年复转弱，如此起伏不定者经百年之久；在美国的情况也差相仿佛，不过在日期上稍有异同。

在这个繁荣与萧条交相更迭现象的幕后是什么？起先认为商业循环是一种群众性的神经错乱现象。1867年时一位观察者写道，“这类周期的崩溃实际是心理上的现象，其促成因素是沮丧情绪、兴奋心清、对前途的希望、失望和恐慌。”这个说法，对华尔街或伦巴第人街、对兰开斯特或新英格兰的那些人的心清说来是很好的描绘，但是对基本问题没有作出交待。造成这样广泛的歇斯底里的是什么？
有些早期解释，则在经济程序以外寻找答案。W．斯坦利·杰文斯——他的“快乐与痛苦的演算”的维多利亚时代经济学，我们在上面的一章里谈到过——把罪责归之于太阳黑子，这个说法并不像我们初看起来那么牵强。杰文斯注意到从1721到1878年间历次经过的商业循环，从这次繁荣到下一次繁荣的平均间隔期间为10．46年，而太阳黑子（那是威廉·赫谢尔于1801年发现的）的周期是10．45年。杰文斯深信，这两者之间相互关联得太密切了，决不是偶然的巧合。他的想法是，太阳黑子的时隐时现促成了气候上的周期变化，从而促成了降雨量的周期变化，从而促成农作物收获量的周期变化，终于促成商业上的周期变化。

这并不是个要不得的理论——除了某一点。但是，如果经过进一步仔细计算，把太阳黑子的周期拉长为11年，则天体的机械运行和商业的变化莫测这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就不存在了。太阳黑子是天文学上的问题，要探索商业周期的激发因素，就得回到地面上的与世俗有关的方面考虑。

实际上要回到的是，在一个世纪以前，由马尔萨斯在直觉的和带些笨头笨脑的情况下所首先指出的那个领域，即“节约”领域。我们也许还记得，马尔萨斯当时所怀的疑虑——一种说不大清楚的感觉，认为由于某种原因，节约会导致“普遍过剩”。对此说李嘉图加以嘲笑，穆勒则不屑一顾，结果这个想法就成了经济学地下派的一个附属物。认为节约会成为烦恼的根源的说法，是对俭德本身进行非难！这简直是邪辟之辞。亚当·斯密不是说过的吗，“如果对各家各户说来是谨慎明智的行为，那么，对一个大国说来也决不会是愚蠢行为”。


（三）
但是，当早期经济学家拒绝考虑节约会成为经济进步的一个障碍这一设想时，他们并不是在思想上离经叛道，只是在观察现实世界中的事实。

大体上说来，在19世纪初叶进行储蓄的人也就是使用储蓄的人。在李嘉图或穆勒的艰苦时代，能够进行储蓄的，事实上只有那些有钱的地主和资本家，他们聚拢的资金，一般说来，总是要用于这一种或那一种的生产性投资的。因此把储蓄正确地叫作“积累”，由于它象征着一个金钱的正反两面，一面是一宗货币的积聚，另一面是可以直接用以购置生产设备或房屋或土地，从而挣得更多财富的资金。

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时，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财富的分配有了改进。随之而来的是，进行节约或储蓄的可能性扩大到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成员。同时，商业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失去了个人的色彩。它不断地寻求新资本，所寻的对象，不仅是各个经理人物的钱袋，还有全国不知名的储蓄者的钱袋。这就是说，储蓄和投资彼此渐渐分道扬键，改由各不相谋的两类人物来分别执行。

财富分配的这一改进，的确为经济带来了烦恼。说到底，马尔萨斯毕竟是对的，不过他从来没有预见到其中的症结所在。

由财富分配的改进所引起的这种烦恼，在性质上是非常重要的，是萧条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必须花些时间来弄清这一点。

首先必须了解我们是怎样计量一国的繁荣的；我们必须从这一点着手。不是用黄金来计量——贫穷的印度拥有很多黄金。也不是用物质资产来计量——建筑物、矿山、工厂、森林于1932年并没有消失。谈到繁荣与萧条，主要不是过去的光荣，而是今天的成就，因此是用我们挣得的收入来计量的。当我们各个说来的大多数（因此也就是集体说来的大多数）享有高收入时，国家就是富裕的，当我们全部个人（或者说是全国）的收入降低时，我们就处于萧条状态。

但收入——国民收人——不是个静态概念。实际上，经济的主要特征是，收入从这一手转到那一手的不断流动。我们进行的每一次购入，就是把我们收入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别一人的袋里。同样情况，我们收入的每一枚钱，不管是工资、薪水、租金、利润还是利息，归根到底，总是从别人所花费的资金中得来的。想一想你所享受的收入的任何部分——当你为某人眼务，或者是他光顾你的店铺，或者是帮助维持你拥有债券或股票的那一个公司的业务——就会明白，收入是从别人的袋里转来的。

经济就是通过资金在彼此间循环流转的这一过程，也就是使彼此的愿望得以满足的这一过程，得以经常保持它的新的活力的。

资金的循环流转，也就是收入的不断移转，一般说来是很自然地、在不发生阻力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大家都把收入的大部分花费在供我们自己使用和享乐的商品，也就是所谓的消费品上。由于我们购买消费品时具有相当的连贯性，是相当有规律的，这就使我们国民收入的相互转移有了保证。由于我们必须穿衣吃饭，由于我们需要享乐，这就使我们这一方的经常而稳定的花费有了保证，从而使另一方的经常而稳定的收入有了进一步的保证。

到此为止，一切都很简单，都很直截了当。但是，我们收入的一部分并不是直接投入市场从而成为别人的收入的，于是发生了我们所储蓄的那部分资金。如果把我们的积蓄塞在床垫下，或是用现金贮藏起来，那么，收入的循环流动即由此中断。那时的情况就是，我们冻结了从社会上取得的收入的一部分，结果是我们所还给社会的，少于我们从社会所取得的。如果这样的冻结行为广泛而持续地进行着，则每个人的货币收入，不久将发生累积性下降，在彼此之间周转的数目越来越少。在每一次不景气中，我们势必要受到损害。

但是，收入流量这种危险地趋于停顿的情况，事实上是不会发生的。在文明社会中，我们不会冻结自己的积蓄。我们会用自己的积蓄来购买股票或债券，或存入银行，这样就可以使这项积蓄再次被利用。这就是说，如果用以购买新股，就是把积蓄直接供厂商使用；如果存入银行，就可以由银行贷给需要资金的厂商。无论存入银行或购置保险单或有价证券，使这些积蓄通过工商业活动再次投入流通的渠道总是畅通的。当我们的积蓄被厂商所接受和使用时，它就会重新转变成某人的工资、薪水或利润。

但是，要注意到的极其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储蓄——投资渠道绝不是自动的。厂商在通常情况下是不需要储蓄的协助来经营它的业务的，它是在正规预算内进行活动的，是在售货的收益内支付它的开支的。厂商只是在扩大它的经营范围时才需要储蓄，因为，它如果要建立一个新厂或增加大量设备，通常的收益往往是不足以应付的。

困难的根源就在这里。节约成风的社会，总是要在它收入内试图把一部分储蓄起来。但经济并非一直是处于要扩张的境地。当经济的前景不妙时，不管其原因是某一特有市场上的“大量过剩”，还是由于国际形势紧张，或者是因为厂商对通货膨胀心存疑虑，或者是因为别的其它原因，投资的冲动就会减弱。当厂商对前景感到忧虑时，他怎么还会扩张他的事业？！

发生萧条的可能性就在这里。如果我们的储蓄没有被厂商用于扩大投资，我们的收入就必然要下降；就像我们大家用客藏方式把积蓄冻结起来时所处的情况一样。

这样的事态会不会发生呢？下面还要谈到。目前要注意的是，这是个奇怪的、不动感情的“拔河游戏”。这里没有贪得的地主和资本家，有的只是善良的平民，他们谨慎地要从收入中节约一部分，还有同样善良的厂商，他们同样谨慎地在精打细算，处于当前的经济情况下，冒险从事购置一台新机器或增建一个新厂，有没有充分理由和获利的保证。可是，经济命运的为荣为枯，就要看对这两者敏感的抉择的结果如何而定。如果作出的抉择脱了节——比如说，如果厂商的投资额低于社会作出的储蓄额——那么，整个经济将经过一次萧条的折腾来再整乾坤。萧条或繁荣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取决于这一点，即主要取决于这一点。

我们的命运因储蓄与投资的一起一落而易遭挫折，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经济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在苏联或法老时代的埃及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在用法令来规定一切的经济下，储蓄和投资是由上面决定的。国家的全部经济生活由上面全面控制，就可以保证使全国的储蓄刚好是构造金字塔或发电厂所需要的金额。但在资本主义世界却不是这样。因为，关于储蓄的决定和投资的促进，都是由经济行动者自己主张的。由于作出决定时是自由的，所以会发生脱节现象。会发生的现象是，投资过少，远不足以吸收储蓄，或储蓄过少，远不足以供应投资。经济自由是极其值得向往的，但是在萧条和繁荣中必须准备面临可能有的后果。

谈得很多，我们几乎忘记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他的《货币论》。但是并没有忘记得干干净净。《货币论》对储蓄与投资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其中的见解并不是凯恩斯所独创的。有好多有地位的经济学家，早已指出商业循环中这两个因素的关键作用。但是，他所写的像他所写的别的作品一样，单是对经济学提出的抽象理论，即足以使读者感到耳目一新。例如：

人多以为世上积累起来的财富，是出于各个人的节制行为，他甘愿放弃从消费中获得的眼前享受而为将来更大的享受着想，这种行为叫作节约。但是要晓得，单是节制行为，就其本身说，是不足以建立城市、开辟田园的。建设和改进这个世界上的事物的是企业。如果企业在进行着，是活跃的，不管节约方面的情况如何，财富就会积累起来；如果企业处于睡眠状态，不管你在节约上如何努力，财富将趋于萎缩。

上面在《货币论》里作出的分析，尽管很高明，但是它刚被写出（在比喻的意义上说）就要被撕去。因为储蓄与投资的跷跷板理论漏掉了一个要点：它没有说明，一个经济在长期萧条中怎么能依然存在着。实际上，跷跷板这一比喻本身就表明，处于在重压下的过剩的储蓄，就好像在相当短时期内必然会自动地跷向那一方，从而恢复正常。

储蓄和投资——节约和创业并不是完全互不相关的经济活动。正相反，它们在市场上是拴在一起的，厂商从事于“购买”储蓄，或者至少在金融市场上借贷储蓄。储蓄跟别的任何商品一样，有它的价格：利率。因此（比方这样说），当不景气处于低谷时，储蓄泛滥市场，其价格将低落，同鞋子过剩时鞋价将下跌的情形一模一样。当储蓄的价格下跌（利率趋低）投资将受到鼓励而增加：某人想建一新厂而筹措资金的代价是10厘因而觉得成本过高时，现在只须5厘即可筹得这笔资金，在他看来建厂的前途就有利得多了。

因此，根据跷跷板理论，商业循环本身似乎存在着一个安全开关，当储蓄过剩时，借起来会便宜些，从而使商业受到鼓励，增加投资。根据这个理论，经济也许会收缩，但收缩之后，肯定会弹回来。

但是，1929年大萧条，恰恰就在这一点上不起作用。利率降低了，但是市场上不起反应。于是一些老秘方都提出来了，有些可以收局部治疗之效，有些是大剂量，但是不论把什么药投下去，病人仍无起色。从它的逻辑而论，总能使储蓄和投资的跷跷板恢复平衡的利率机制，要顺畅运转，显然还缺少些什么，还需要别的一些什么，才能使经济恢复正常。

凯恩斯的杰作已经酝酿了一些时候。1935年他写信给肖伯纳（出于肖的建议，他刚刚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重读一遍，觉得无甚兴趣）“您得知道，我的想法是，我相信，这里正在写的一本关于经济理论的书，在人们如何考虑经济问题的方面，将引起一场彻底的革命，这不是一下子出现的，而是在下一个10年期间。在现阶段，我不能指望您或任何别人会相信这个说法。但是在我自己，我不只是希望，而是十分肯定，我说的不会错”。

他是一向不会错的。这本书问世后简直是爆发了个炸弹。至于肖伯纳——如果他认真读过的话——是不是这样想，则深可怀疑。这本书有个严峻的标题——《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其内容则更加严峻。书中第25页说，“设Z为雇用为数N之人所产产品之总供给价格，则Z与N之关系，可写作Z＝（N），可称之为总供给函数”；人们可以料想，肖伯纳是瞪着眼看这一段的。如果这还不足以使大部分人望而却步，那么还有一点，作为一个外行人，在阅读斯密、穆勒或马克思的著作时，预计会看到的对社会活动的全面观察，在这里会感到极端缺乏。书中也间或出现一些精彩的段落，就像出现在代数与抽象分析之沙漠中的绿洲，其中有一段把选择股票绝妙地比作在选美大会上挑选优胜者。

然而，这本书却是革命性的，再没有比此更适当的说法。它与《国富论》和《资本论》一样，在经济学领域内都是第一流的。

《通论》的结论使人吃惊，也使人沮丧。说到底，经济是没有自动的安全结构的！经济并不是像跷跷板那样，总是会纠正自己，而是有些像升降机，它会上升或下降，也会停在那里完全不动。它会停止在顶端，但也同样会停止在底层。换句话说，萧条也许无法自救，从此一蹶不振，像个搁浅的船一样。

这是怎么口事？当萧条达到谷底、储蓄泛滥市场时，难道不会压低利率，从而使厂商受到鼓舞、利用廉价资金扩大它的工厂吗？

凯恩斯根据经济生活中最明显、最简单的事实，发现了这一争论的缺陷：当萧条处于低谷时，根本不存在储蓄泛滥市场这一事实。因为当经济发生混乱时，其收入将收缩，这时一些储蓄都被挤出来了。当人人都处于困境时，怎能指望在这个社会从事储蓄的，会像人人都处于顺境时的那么多呢？凯恩斯说，十分明显，这是不可能的。萧条的结果，不是储蓄过剩而是储蓄枯竭，此时的储蓄不是泛滥成灾，而是不绝如缕。

事实上也是这样。1929年美国居民从收入中储存了37亿美元，1932和1933年实际上无所储存，甚至还把这几年以前的储蓄提出来应付需要。起初，公司在缴税与支付股利之后还隐藏了26亿美元，3年后发现它们在这笔帐上反亏损了60亿。很明显，凯恩斯的说法是对的，储蓄是一种奢侈品，是经不起艰难时期的考验的。

储蓄减少的更大的后果，远比由这一减少所带来的个人债券的损失的重要性为大。因为储蓄如果没有剩余额，对利率就没有压力，以鼓励商人进行借贷。如果没有借贷和投资支出，从而就没有扩张的动力。从而，整个经济就会寸步难进，也就是说，尽管存在失业员工和未利用的工厂和设备，经济仍然处在“平衡”的条件下。

这就出现了“丰裕中的贫困”的难题和失业与资源闲置并存的异常现象。当萧条处于低谷时，就会出现一种使人啼笑皆非的矛盾：一方面迫切需要商品，一方面生产不足。看来这纯粹是精神上的矛盾。经济的作用，不是在于满足人类的需要，谈到需要往往是一种梦想，是没有限度的。经济所生产的商品是用以满足需求。的，而需求是以人们所拥有的货币为限的。因此，失业在经济社会上所处的地位无异是～赘疣，他们为市场作出努力时，有如水中捞月。

要知道，投资额下降，经济规模缩小，社会即陷入苦难中。但是凯恩斯指出，这不是实在的社会苦难。国家的同情不能成为充分投资的一个实在的代替者。由于储蓄是与投资一道减退的，经济的流动仍然是平稳的，数额尽管比过去所惯有的减少这一事实，对此，并没有任何影响。

这诚然是个特殊事态，尽管是一场悲剧而其间并没有一个坏人＿储蓄显然是个人之间的事，没有人能为储蓄方面发生的事故商归咎于社会；要责备厂商为什么不踊跃投资也同样是不可能的，事实是如果他们看到有机可乘，比谁都更愿意争先进行。这么说来，困难所在已不再是个精神上或道义上的问题，其间并不涉及公道、剥削或人性的愚昧等等。这是个技术上的困难，差不多是个机械性的错误。但是所付出的代价却不会因此稍低。代价不是别的，是失业。

就在这里，存在着最难解决的一点。投资愿望是不可能无期限地持续下去的。投资迟早会趋于收缩。

一项工业，在任何时候，总是以它所供应的那个市场的范围为限的。试以19世纪60年代时的铁路为例，其时建筑新路需要巨大投资。早期的那些巨头，并不是为1960年的市场供应需要。假使他们为百年以后的经济铺设轨道，那就是在无人烟地区为不存在的城市构筑连接线，没有人会于这样的傻事。因此，他们所构筑的只是当时对他们有用的路线，这一点满足以后就不再进行。汽车工业也是这样。亨利·福特于1910年如果有足够的资本建立一个1950年的劳奇河分厂，他将由于过于性急而宣告破产，这是由于公路、加油站和那么多汽车的需求，当时都不存在。再从离我们现在更近的情况说，1985年，美国商界花费了3，000亿美元来增加它的耐用设备，然而，它却没有增添5，000亿元的设备，虽然，某一天，它会肯定这样做。原因就在于，在1985年，没有人能够充分利用如此多的设备。

投资趋势似有一个固定的格局：开始时急切地要利用新的机会，然后就小心谨慎以免盲目投资导致生产过度，接着，当市场暂时饱和时，投资便告终止。但是，如果每一投资项目停止之后，都有另一项目接雕而来，那么萧条就不会发生。但是，事实不一定如此。人类欲望无限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每一项投资都是有利可图，大量企业由于轻率或盲目扩张而倒闭的现象是举目可见的。投资需要的不仅仅是预期前景东观，它还需要某些具体的东西，更新的发明，更好的制造方法，能够吸引公众的新奇产品等等。然而任何企业家都会告诉你，这种机会不是常有的。


（四）
所以，当某一投资项目结束后，不大可能有另一项目立即取而代之。如果有投资项目出现，并能维持原有投资规模，即使是改变了投资构成，也可以使经济平稳运行。但是如果每项投资结束后，没有其它投资替代，衰退就必然发生。

正是看到了这种经济制度的内部脆弱性，凯恩斯写道：

古埃及无疑由于它所拥有的巨量财富而双重有幸。它同时从事两种活动，一个是建造金字塔，一个是搜罗贵金属，贵金属是不能适应人们消费的需要的，却由于它在从事建造金字塔活动，因此不致被堆积起来变为废物。中世纪时造大礼堂和唱挽歌的情形也是这样。如果一个大人物死后造两个金字塔或做两次弥撒，岂不好上加好；但是，如果从伦敦到约克郡造两条铁路，就不能这样说了。

于是，《通论》得出了如下的悲观判断。

第一，处于萧条中的经济很可能继续停留在那里，其间并没有内在于经济机制中的力量能把它拉出。

第二，繁荣有赖于投资。如果用于资本设备的商业支出下降，则衰退的螺旋将开始作用。只有当商业投资上升时，随之而来的才会是扩张的螺旋。

第三，投资是经济中靠不住的原动力。从而资本主义的核心存在着不确定的、非安全的因素。由于非商人所能负责的过失，投资经常会发生饱和状态，而饱和即意味着经济收缩。

总而言之，经济是在崩溃的阴霾下生存的。

当然，这里的景观是不稳定的。但凯恩斯不是那样的人，作了一番悲观的判断之后就撂下不管，不再去想它了。他尽管作了凶恶的预言，《通论》却不是一本谈世界末日的书。他作出了诺言，提供了治疗方案。

事实上在药方尚未开出之前，治疗已经开始，在医师尚未能确定症结何在时，已经在下药。在美国执行所谓新政的百日之间，在20年来受到政府的漠视之后，颁布了许多社会法规。这些法规的用意在于，对一个受到挫折的国家，改变一下风气，振作一下精神。但它不是一个使病人得以起死回生的社会法规。这帖补药是另外一些东西，是主动进行的以刺激经济的政府支出。

在开始时，政府支出只是权宜的救济工作。其时失业达到了这样严重程度，以致迫切需要采取纯政治行动——总之，这个时候迪尔本新近发生了暴乱，在华盛顿发生了衣衫褴褛者的游行，有些人逢集在市办焚化所取暖，有些人甚至在垃圾车内扒寻食物。救济已不容稍缓，于是这项工作在胡佛任内开始，在罗斯福任内将它变成“在草地上耙树叶”的工作，然后又变成建设性业务。政府自己突然成为一个经济上的大投资者，所经营的有公路、水堤、礼堂、飞机场、港口、住房建筑等等。

凯恩斯于1934年来到华盛顿（就是他对罗斯福总统的一双手特为记下他的印象的那一次），他竭力主张进一步扩大方案。统计证明，私人投资已经失去了它的活力；由扩大商业而来的工资、薪水和利润，于1929年计150亿美元，于1932年降低到骇人听闻的8．86亿美元，一共降低了94％。这时总得出些力，来发动这个“投资引擎”，以便把这辆“经济列车”从陷井中拉出来。他希望通过政府的花费会起到这样的刺激作用，从而为全国的一般购买力打气；在那个时候，把这种措施叫作“起动水泵”。

因此，《通论》于1936年问世时，它所提供的与其说是一项新的、激进的计划，不仅说是为一种已经采用的行动步骤进行辩护和解释。《通论》清楚地指出，美国——实际是西方整个世界——所面临的，不过是商界方面缺少足够投资的结果。因此，所作出的补救办法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假使商界未能进行扩张，政府就必须代为进行。

下面是未全照原文引录的凯恩斯所说的一段话：

假使财政部用一些旧瓶装满了纸币，把它们以适当的深度埋在废弃的煤矿里，在上面堆满垃圾，然后根据业经反复考验过的自由放任原则，让私营企业把纸币重新挖出来，那时就未必再会有失业情况；再加上由此发生的影响，社会的实际收入，很可能比目前将有大幅度增加。当然，比较切合实际的办法是，建造房屋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业；但是，如果这样做时有实际困难，那就还是无所作为的好。

在某些人看来，那些比较非正统的政府项目，其中有许多并不比凯恩斯想入非非的建议高明多少。但是在上述计划后面有一个理论基础：如果私营企业发现自己对某一事业无法以规模足够大的投资计划继续进行了去的话，政府就得挺身而出，力助其成，此时对刺激因素是具有那样的必要性，几乎任何行动总比袖手旁观的好。

如果投资不能直接起刺激作用，那么，至少消费是能够起这个作用的。投资固然是经济体系中一个捉摸不定的因素，但消费却是经济活动中一个坚实的底层。因此，一般认为用振兴署计划来解决问题是具有一箭双雕作用的；它既可以帮助维持，否则将因失业而不复存在的购买力，又可以使私营企业重新走上扩张的道路。

凯恩斯于1934年在亲自写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里说，“我是按照下面的观点看经济恢复问题的：正常的私人企业什么时候才会出来起到挽救作用？在它尚未出来的期间，不正常的政府支出，要在什么规模上、用什么权宜之计、经过的时间要多久才是适当的？”

要注意“不正常”这个字眼。凯恩斯并不认为政府计划是对商业活动的永久性干预或者别的什么事物，他认为，只有当体系已经滑出轨道、正在挣扎着希望恢复正常时，由政府从旁助一臂之力是可以的，此外都是不对的。

这似乎是常识的精髓，实际上也确是常识的精髓。意在诱导致力发展经济的政府投资，从来没有能导致计划者所希望的结果。从1929到1933年间政府在这方面的支出，徘徊于100亿美元左右，后来提高到120亿到130亿，然后于1936年提高到150亿。私人投资这时力图振作，恢复了所失去年1阵地的三分之二。私营企业于1936年投资约100亿。于政府参加投资的3年之后，国民收入与国民消费上升了50％。可是失业现象历久犹存，不过比较易于处理些，尽管如此，找不到工作者，其数仍然至少有900万；很难说这是新经济时代开始的一个标志。

政府所提出的疗法为什么没有发生更好的作用，其间有两个原因。第一，政府的投资计划从来没有贯彻执行到使经济得以达到充分就业的程度。后来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政府开支上升到高得异乎寻常的1030亿美元，由此不仅带来了充分就业，而且带来通货膨胀；但是在30年代的和平时期结构中，这样的不顾一切的支出是完全不可能的；实际上即使是政府有节制的投资支出，不久还引起了喊喊喳喳的议论，说联邦政府所行使的权力超过了传统界限。使事情更糟的是，联邦储备局在通货膨胀（在衰退的谷底时！）与失业之间，更害怕前者，于是，所确立的政策是限制银行贷款。

第二个原因是与第一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凯恩斯和政府支出者都没有考虑到，这帖新药的受益者会把它看成比疾病本身还要坏，政府投资的用意是在于对厂商帮一手。而商界则把它看作一种威胁的表示。

这也是不足奇的。所谓新政是在反商业高潮中开始的。实际是，已成为神圣的“价值”、“标准”一类词突然受到怀疑和批评，认为须加以仔细研究。关于“经商权”、“财产权”和“政府的任务”这些概念都发生了猛烈的动摇。在几年之内，对商业的要求是忘记过去的传统，采取与工会合作的新的哲学观念，接受新的规章制度，过去的做法有许多应加以改革。这就难怪要把华盛顿政府目为有偏见、不友好的、彻头彻尾的激进派。在这样的气氛中，也就难怪，从事于大规模投资的那种热情，将由于心神不定和对社会风气的隔膜而受到阻抑。

因此，政府每一次想肃清所有失业者的大规模计划（原来的计划规模也许比实际上所进行的要大出一倍）都会被指斥为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的又一明证。同时，政府确曾采用的一些折衷措施，恰好足以把厂商吓退，使他们本来想进行的大规模努力也裹足不前。这个情况跟医洽病人很相似，药物治愈了一种病，其副作用却引起了患者的另一种病。政府支出从来没有真正医好经济上的创伤，这并不是由于在经济理论上有失误，而是由于在思想上会起搅乱作用。

这并不是说政策本身会起搅乱作用，而是说这个政策是在走投无路时退出来的，不是从容设计出来的。假使政府不要一上来就打开公共投资这道闸门，则私营企业最终必然会重新走上它的阳关大道。过去的情况总是这样的，这次的大萧条尽管比以前严重，但总有一天会找到表现进取心和冒险精神的新途径。但是要它这么静候着是不可能的。美国人民已经等待了足足4年，他们没有心情再等下去了。不仅是发生了动乱事件，而且纷纷议论，啧有烦言。马克思的呼声比前更高，有很多人认为失业现象就是个证明，证明马克思的话是对的。凡勃伦所咕哝的专家治国论一时也甚嚣尘上，他们所求索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工程师。还有个更加使人听了要感到寒心的论调，有人一再指出，即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还知道怎样对待他们的失业问题。在这一片议论纷坛和宁可挺而走险的绝望挣扎中，凯恩斯在《通论》中的语调，相形之下，肯定时比较中允的，是可以使人放心的。

凯恩斯虽然拥护“计划资本主义”政策，但不反对私营企业。他在《通论》里说，“与其把极权统治的手段施之于同胞的银行存款，不如施之于自己的存款”，他又说，政府只应关心为它自己提供充足的投资，至于经济的大量活动，尽可以也应当让私人来进行。现在回顾起来，《通论》并不是在主张激进的解决办法，而是在说明为什么势难避免的补救办法会奏效。如果对毫无生气的经济无限期地听它放任自流，则政府的无所作为所付出的代价，也许比大胆的非正规行动的后果要严重得多。

真正的问题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问题，而不是经济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耶克写了一本书，叫《通向奴役的道路》，尽管其内容有夸张之处，对过度倚重计划的经济却抱有真诚的愤满不平之意。凯恩斯对此深表同情，他也喜欢这本书。但是，尽管加以赞扬，他写给哈耶克的信里却说：

我的看法有些不同。我要说，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元计划，甚至也不是少订计划，实际上我要说的是，几乎可以肯定，我们需要更多的计划。但是在某一社会实行计划经济时，其中尽可能多的人（包括领导者和追随者）须完全怀有与您自己相同的心情。如果执行计划的那些人，在他们自己内心上、即在方针上是对头的，那么，适度地从事订立计划是完全无害的。实际上，就已经在进行的有些情况看来，已经是这样。但祸害是在于，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可以说他们所以需要计划，并不是为了要享受其果实，他们的想法恰恰与您的相反，他们所要侍奉的不是上帝，而是魔鬼。

这个想法看起来是否过于天真？这就是说，行政方面的计划者处理投资时就像使用水龙头一样，可以开关自如，同时公家投资又决不用以代替私人投资，只是作为私人投资的补充。用这样的方式来管理资本主义，行吗？这一问题至今仍伴随着我们，仍然没有解决。

然而，我们对此不再评论，这将是下一章的任务。因为我们离题不管怎么远，但是在这里所论述的，总不外是凯恩斯这个人和他的信念。我们要认清的是，他的宗旨是要在想扼杀资本主义那一企图中挽救资本主义，不认清这一点将发生严重错误。诚然，他极力主张投资社会主义化，但是，即使牺牲了一个部分，他也是为了保存全体。

他在内心上是个保守主义者——一个长期赞赏埃德蒙·博克和他坚持的有限政府传统的人。他于1931年（当时这一观点还不能为许多其它人分享）写道，“我怎么会接受共产主义信条？他们把它当作圣经，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可妄加批评。这无非是一个陈旧的课本，不仅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也不适用于现代世界。它重视江河中的泥土，胜于江河中的鱼虾，它把粗鲁的无产阶级抬高到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上，后者尽管有他的缺点，乃是人类的精华，人类的一切成就都要依靠他们来传扬。我怎么会采纳这样一个教义”。

也许有人会同他的理论、他所作出的诊断和所提出的对策发生争辩。有些人坚决认为，对一个进行得挺好的经济体系说来，凯恩斯只不过是个无中生有的爱管闲事者。但是为了公正起见，必须说明，他们之中还没有人能提出考虑得更周到的理论、更加深切的分析和更加有说服力的治疗方案。凯恩斯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消灭失业现象（这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存在，是个最大、最严重的威胁）的资本主义经济倒目前止，还没有人能否定这个目标。

他是个不耐烦“在同一时间只做一件事”的人。当他为《通论》起腹稿的时候·他自备资本在剑桥建立了一个剧场。这是个典型的凯恩斯式冒险事业。开头时亏本，两年后转亏为盈，至于在艺术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他在同一期间总是在干着许多事。他在金融市场上买进卖出，有票房收人可得，是一位女主角的丈夫（莉迪亚演出莎士比亚戏剧时，极度地受到观众青睐），甚至还是某些特许权的享有者。他在剧院旁附设了一个餐馆，留心观察来就餐者因心境不同而食量各异的情况，他却以此为乐。他还设立了一个酒吧间，那里的酒售价特低，以广招徐。这大概是在他愉快的一生中最足以使他赏心说目的插曲。

但是这段时光没有能维持多久，1937年时被打断了，那时他心脏病发作，他的活动不得不停顿下来。但是所谓停顿，只是比较而言的。他在商业活动中仍然很活跃，仍然在编辑《经济学杂志》，有时还写几篇出色的文章为。通论》作辩护。此书发表后，一位学会会员说“爱因斯坦实际上圆满解决了物理学，而凯恩斯则自以为圆满解决了经济学”。但凯恩斯的性格是，不会轻易放过这样一个人的。必要时他是会使用他那支尖利的笔的。于是开始有计划地、逐一和全面地驳倒他的吹毛求疵者，他使用的方式是，有时含机带讽，间或妙语如珠，偶尔也破口大骂。他说，“X先生对我不愿意进行了解”，说这话时就像在无可奈何中发出一声长叹。

但是，战争已迫在眉睫，慕尼黑事件发生之后，情势进一步恶化。凯恩斯在《新政治家和民族》上看到某些左翼人士写的那些卑怯的书信而感到愤慨，他向该刊专栏投函说，“我断然不信世上会真有‘社会党人’这样一个人！这是不可能的”，他又说，“到了摊牌的时候，要不了四个星期，这般人就会发现，自己原来是不抵抗主 义者，到那时就会用失败主义者的口吻向你刊投函，把保卫自由和文明的职责，推给漫画中人物上校毕林甫和守旧派塔埃，然后为他们欢呼三声”。


（五）
当战争爆发时，他因病不能担任政府中的固定成员。当局为他在财政部安排了个房间，请他随时设谋献计。他这时又已写了一本书《如何筹措战费》，提出了“扣存储蓄”这一大胆的计划，以此作为筹措战费的主要手段。计划很简单，将每个人工资的一部分自动地投资于政府债券，此项债券规定于战后偿还。结果是正当消费者开始需要有所购入时，此项证券即可以兑现应用。

强制储蓄——这与早期要努力实现的强制投资对照，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但变化是由于境况不同，而不是由于凯恩斯在思想上有了什么转变。旧问题是投资过少，其症状是工人失业。新问题是投资过多，全力从事备战，其症状是通货膨胀。但《通论》的实质是，既可用以理解通货膨胀，又可用以理解膨胀的对立面——失业。只是前后的情况颠倒了一下。现在是每经过一次周转，拿出来的收入就有所增加，而不是有所减少。因此，所开的药方与萧条时所开的恰恰相反。凯恩斯起先主张的是，要用尽一切方法鼓励投资，现在他却主张增加储蓄。

有很多人误以为凯恩斯是个赞成通货膨胀的经济学家，所以指出上述一点是很重要的。当经济处于萧条的深渊时，他确曾主张“通货再膨胀”（他极力主张扩大收人来源而不是提高价格）。但是，如果认为他赞成为膨胀而膨胀，是无视他在《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里所写的如下的一段：

据说列宁曾说过，要破坏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好方法是，先从破坏它的通货入手。通过通货的持续膨胀，政府可以在暗暗的、不受到注意的情况下，没收人民财富的一个很大部分。他们使用这个方法，还不仅是在进行没收，而且是在强制地进行没收。列宁这段话肯定是说得对的。要颠覆一个社会存在的基础，再没有比这个方法更阴险、更有把握的了。这个方法动用了经济规律在破坏方面的一切潜在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说，万人中也不会有一个人识破其中的奥妙。

但是，凯恩斯提出的方案尽管富有逻辑性和号召力——他极力表明，他的扣存储蓄计划，由于人人都成为政府债券的拥有者，这就扩大了财富分配的范围——却没有能获得很大支持。这是由于这个方法过于新奇，结果仍然使用了赋税、定量分配和自愿储蓄这类比较牢靠的老方法。关于收缩信贷计划，只是敷衍了一番，却从来没有像凯恩斯所泽想的那样地认真实行。

但是，关于他计划的未能受到重视，他已无暇深致惋惜，现在他已完全卷人英国在战争方面的努力。1941年他乘飞机经里斯本到美国。这是他6次这样的飞行的第一次；莉迪亚则作为他的护士和管理员随着他一道去。打从他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后，她就担任了她不知疲倦的丈夫的计时员的职务，当规定的时间已到时，她即向她丈夫和婉而坚定地说明此意。她说，“先生，请注意时间”，于是一切活动即告结束。

他到美国所接洽的是，关于英国战时财政这个微妙的问题，以及英国在战后期间、在财政上可能发生什么变化这一含有威胁性的问题。这里所牵涉的不止是一个英国；同时美国也想为国际贸易打下一个坚实基础，以免发生金融上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斗争已经引起了真实的作战。计划中将建立一个国际银行和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货币在国际流动中的监护者，用此来代替狗咬狗的旧世界。在那里，每个国家只是想扼杀对方。希望以后将发生一种新的协作精神，当某一国家在财政上发生困难时，别的国家即群起相助。

最后一次会议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凯恩斯当时虽然因有病而感到疲乏，主持这次会议的显然是他。这并不是说他的观点在会上占优势，实际上会议中得出的最后方案，接近美国观点的程度，远远超过英国，这里是根据他在个性上的表现而言的。当时的代表之一，在他日记里对凯恩斯在那个时期的表现，作了细致的描绘：

晚上我参加了布置得特别精美的一个庆祝会。今天是剑桥皇家学院与牛津新学院订约500周年纪念，凯恩斯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在他屋子里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他像个孩子一样，对这件事已经盼望了好几个星期了，这时显得极其高兴，即席发表了动人的讲话。这位特殊人物的性格极其复杂，是个耐人寻味的典范，他在纯理智问题上显得有些激进，但在文化问题上是个真正的伯克式保守主义者。所说的他在这些方面的表现，都是与这里的气氛很适合的温文尔雅的表现，但是谈到我们国家的债务问题时感情激越，确是很动人。

凯恩斯在这次会议结束时的最后致词中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一次有限度的任务，如果我们能继续完成更大的任务，那就是世界的希望所在。”全场起立向他高声欢呼。

他向来是这样，一面在主要工作上努力，一面总有些小型活动。他已成为英格兰银行行长，又是新成立的关于音乐与文艺的一个政府委员会的主席。因此，他一方面承担着向国际经济会议提示英国方面的观点这一重任，一方面与一些流动的音乐团体、诗歌朗诵集会和图书展览等不断地保持着联络和通讯。有一次他为福尔杰图书馆觅得了斯宾塞著作的一个珍本，他向馆中人说明，为了取得这本书，是负了小小罪责的，是利用了外交部邮袋寄来的。

这时一切荣誉源源而来。他被提升为贵族，现在称作凯恩斯勋爵了，正式称呼是蒂尔顿男爵。使他感到高兴的是，他在中年时买进的一块地，往年曾为凯恩斯家系中的一支所拥有。爱丁堡大学、巴黎大学以及他自己肄业过的大学，都以名誉学位相赠。同时他又是顾家美术馆的理事。此外还有任务，英国所欠债务必须与对方进行谈判，作为代表提出英国的见解的，当然又落在他的肩上。当他出行一次回来之后，一个记者问他，是不是英国当真要成为第49个州，凯恩斯直截了当地回答他，“没有这样好的运气”。

1946年，苦难的经验已经过去，他回到苏塞克斯，从事阅读和休养，并且打算在剑桥重度教学生涯。一天早上，莉迪亚突然听到他一阵咳嗽，赶忙飞奔到他身边，此时他已经瞑目而逝。

丧礼奉行于威斯敏斯特教堂。他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时年93，他的母亲，弗洛伦斯，也已奄奄一息。他们尽管满怀悲痛，但是生出这样一个儿子的，世上究竟能有几人。全国为失去一个重要领导人物而哀痛，正在最需要他的智慧和才干的时候，他却一去不复返了。《泰晤士报》于4月22日一篇漫长的讣告中说，“他的逝世，使国家失去了一个伟大的英国人”。

他毕竟不是个天使。这位才华焕发的大经济学家不过是个凡人，虽然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也有任何人所必然具有的缺点和弱点。他会在玩桥牌时从两位伯爵夫人和一位公爵那里赢得21镑而高兴得大叫大笑。他在阿尔及尔会克扣一个擦皮鞋者的钱，而且拒不承认错误，说“我不是会伪造货币的那种人”。他对待一个思虑迟钝的学生会非常和蔼（他说，一个经济学家就像个牙医生那样，要谦卑谨慎），而遇到一个他觉得与他气味不相投的商人或高级官员，就往往会无端引起他的反感，对他声色俱厉。有一次，国立地方银行行长哈里·戈申爵士说了句刺耳之言，劝他“遇事还是听其自然的好”。凯恩斯回答说，“遇到一类无谓情绪的触发时，要笑就笑一阵，要怒就怒一阵，难道这样倒好吗？也许最好还是让这位哈里爵士自己去实行他的所谓‘听其自然’原则吧”。

当他不是为自己写照时，却提供了关于他自己的才能的一些线索。他在谈论他的老师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时（他在爱戴中带着爱呢的口气，嘲弄他是个“迂阔的老夫子”）说明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资格。

学习经济学，似乎不需要有什么高度的特有的天资。从智力上来看，跟哲学或纯科学的一些学科比起来，不是很容易吗？这门学科看起来容易，但是能学得出人头地的却很少！这一难以理解的现象似乎是在于，作为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必须具有种种才能的结合，这一点是很难能可贵的。他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精通的是把他要说的话写下来。他必须善于运用思考力，从一般原则推断出个别现象，在思想奔放中，既要触及抽象的方面，又要触及具体的方面。他必须根据过去，研究现在，推测未来。对人类性格及其风俗习惯的任何方面，他都不应当完全置之度外。他同时必须保持着既不是无所为而为之，又不是无偏无倚的态度，像个艺术家那样地头脑冷静和孤芳自赏，然而有时也必须像个政治家那样地接近尘世环境。

凯恩斯说，由于马歇尔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缺乏破坏传统观念的精神，因此他的经济学没有能渗透到社会内层，只是接近于这个完美的典型。凯恩斯却比较近似于这个理想。他具有伦敦文化集中区中的人那种“无所谓神圣”的态度，这种态度普遍存在于经济学正统观念的思想境界中。于是社会再一次被置于这样一个人的注意力的焦点之前，此人并不是那样盲目的，以致看不到其间的病态，同时在感情上和智力上又不是都不沾边的，以致无意于进行治疗。他既精通经济学，在政治上又有一片热忱，他既有技术上的头脑，又具有满腔热情，他之所以伟大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