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从《国富论》于1776年发表以来，已经过去了125年，在这个期间的情况是，好像世上的一切方面（它的辉煌摧灿或卑鄙龌龊、天真朴素或心惊叵测以及技术上的伟大成就，或是有时会表现出来的在社会准则上的不够明智）都已被一些大经济学家考虑得周详无遗，使后来者再无用武之地。但是，这种对世界的多方面考虑与不同方式的阐述却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以欧洲为限的。因此，其所说的一切社会演变情况，仍局限于旧世界，并多少都拘泥于一些传统形式。

要晓得，一个理发师的学徒迪克·阿克赖特，由于多轴纺织机而发财致富，会使他蜕化为理查德爵士这一现象，不是没有重大意义的；英国的绅士派头占传统优势是个其兆不祥的现象，由于暴发户大举闯人高贵血统和高贵风度这一领域，才使这一现象得以逐渐消除。诚然，这类暴发户是具有一连串中产阶级意识的，甚至一连串反贵族情绪的，但是也有一种潜在感觉，认为社会上还有更高的阶层，不单是凭财富所能达到的。在言谈和风度上，有无数喜剧性事件足以证明，拥有百万资财和昌盛事业的新发迹贵族，跟与之隔邻相望的、世袭的但是已经陷入贫困的贵族，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欧洲成功的理财者也许富将王侯，但是当他意识到，要上升到社会的上层，这不过是手段之一，而且决不是个有决定性的手段。

所有这些，在美国是大不相同的。这个国家是由深切反对在门第上分等级的那些人建立起来的，不仅如此，独立生活和个人成就的精神已经深入人心。在美国，证明一个人的好坏的就是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他的成就是无须由一个系家谱来证实的。因此，新英格兰的血汗工厂与古老英国阴郁的工厂是没有多大区别的，但是看一看它们各自的老板的态度和作风，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就比较少了。在欧洲的资本家，还不免要残留着一些过去封建时代的影子，在美国的求利者则不妨在日头下取暖，他在追逐权利或享受其财富时毫无顾忌。在激动的19世纪末叶，在美国，要获得社会重视的进身之阶是金钱，在获得相当财富成为一个富翁之后，他进入上流社会之门时，就无须再有什么签证或核准手续。

因此，在这一新世界中求财致富的征逐，其方式比较粗鲁，不那么温文尔雅。所下的赌注比较大，成功的机会也比较多。因此，在竞赛中表现出来的公正风格也稍微差些。

例如，在18世纪60年代，有个经营运输业务的杰出的天才叫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发现他自己的合伙人在从中捣乱——这是常有的事。他给他们一封信：

先生们：

你们在破坏我的事业，我不去告状，因为通过起诉拖的时间太长，现在通知你们，我对你们也将使用同样手段。

你们的忠诚的

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

他说到做到。他说，“我管什么法律不法律，难道我没有权这样做吗？”又如J．皮尔庞特·摩根（J．皮尔庞特·摩根（J．Pierpont Morgan，1837—1913），美国财政家。——译者）所吐露的也是同样情绪，不过在形式上稍微文雅些。有一次，他的合伙人贾奇·加里通过律师给了他一个警告，这种情况是很少发生的，他咆哮如雷，“呵，我不懂为什么要请个律师来告诉我哪些是我不能做的。我雇用律师的目的只是为了要他告诉我，我要做的事怎样去做”。

美国人在商战中跟他们的欧洲同时代人相比所以青出于蓝，不只是由于忽视法律手续，还由于他们在竞赛中使用的不是斯斯文文的那一套，而是好勇斗狠。足以说明这一情况时一个恰当的例子是，从奥尔巴尼到萨斯奎哈纳一条铁路控制权的争夺。这条路的一个重要环节分别掌握在吉姆·菲斯克和贵族似的摩根手里。摩根掌握着一条线的这一终点站，而那一终点站则是菲斯克的据点。解决争端的办法是，各自在路轨的终点站上安放一个火车头，就像庞大的玩具一样，彼此对撞着开。结果即使失败的一方也没有认输，只是尽最大的努力离开现场，离开时拆毁了轨道和高架桥。

在这场工业称霸的混战中，谁也没有讨饶，谁有没有作出任何让步。当美李石油公司集团消灭它的一个特别顽固的竞争者时，甚至炸药也有它的用处，至于不那么凶暴的绑架手段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由于设计新颖，而不是由于道德沦丧。1881年，一场特大的暴风雪把纽约的电报线路刮断，当时金融市场上一个手段凶狠的权威杰伊·古尔德，不得不派专人把他的交易通知单去送给经纪人，他的敌手知有机可乘，就绑架了这个使者，用另一个容貌相似的人来代替，从而使古尔德在几个星期之间，觉得对手对他的意图好像是具有先见之明的，弄得他莫名其妙。

不用说，既然这些人在同道之间使用手段既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是不会以尊敬态度对待公众的。他们以对投资者进行欺诈和勒索为理所当然之事，他们把证券市场看作富人私有的赌场，由公众下赌注，由金融界的权要人物来设谋定计。至于在这样的安排下，下了赌注以后，一般会发生什么情况，是公众所关怀的，这时假使没有这些权要人物从中推波助澜，诱使公众入其毅中，则公众的处境就要好得多。

宴注意到，公众对“意志”是会引起反应的。当古尔德或洛克菲勒将收买铁路或铜矿或铁矿这样的消息传开时，公众就会抢着行动起来，以期快着先鞭。大发横财是快意的，要防止其中是否有诈这一想法，是动摇不了无限的信心的。基于这一信心，就有可能使实际的金融上的行虚作伪有了活动余地。一个适当的例子是亨利·罗杰斯和威廉·洛克菲勒收买安纳科达铜矿公司，他们为此，自己没有花一分钱。且看他们玩的是什么手法：

1．罗杰斯和洛克菲勒付给马库斯·戴利一张3，900万美元支票，以购买安纳科达公司的财产，条件是戴利必须把它存入花旗银行，在所规定的期间不得动用。

2．然后由他们建立一个叫作联合铜公司的名义上的组织，以他们自己的职员作为挂名经理，用7，500万美元——不是现金，而是很方便地为此印制的联合公司股票——由这个联合公司出面收买安纳科达公司。

3．罗杰斯和洛克菲勒内花旗银行借入 3，900万美元，用以赎回他们付给马库斯·戴利的3，900万美元的支票，作为这笔借款的抵押品的是，联合公司股票7，500万美元。

4．下一步是将这项联合公司股票在市场上出售（先通过他们的经纪人进行兜售），从而获得价款7，500万美元。

5．用这笔收入，将花旗银行的借款偿清，将3，600万美元作为他们自己的利润，收入私囊。

当然，在这种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赌博中，其间所含有的欺诈成分，简直可以使人惊诧得目瞪口呆。一位芝加哥一圣保罗一堪萨斯铁道公司的总经理A．B．斯蒂克尼说，作为绅士，他是信任任何铁道公司的总经理的，作为铁道公司的总经理，他简直一时一刻都不敢把他的表放在他的视程之外。说出这样的挖苦话是有他的道理的。铁道公司的头头们，有一次为了各公司在货物运输费上以互相削价为竞争手段，因此召开了一次会议，想共同商定一个划一的费率，以免自相残杀，同归于尽。一位公司总经理趁会议中途休息时，溜出会场，打电报给他的事务所，通知它会议中所议定的削价率，想争先实行新价，以击败敌人。这个电报凑巧被人截获，在续开的会议中将此事揭穿，由此足以证明，即使在贼与贼的同伙之间，要维持公道也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我们想起来就要感到羞愧的时代。它在外表的排场上是奇形怪状的（在一些社交集会中看到，为了表示阔绰，为了惊世骇俗，用百元钞票将纸烟卷起来抽），在某些场合是差不多具有中世纪武士精神的。但是，我们不可曲解了时代精神。一些大财主们不仅会横暴地对待公众，而且他们彼此之间也勾心斗角，互相倾轧，这种不道德和肆无忌惮的行为，主要是由于在良心上和良好习惯方面缺乏约束力，而不是由于在品德上甘趋下流，或有意识地藐视基督教的崇高理想。摩根曾说过，“我对公众无所亏负”，他这句话是作为他哲学上的信条，一本正经地说的，不是偶尔说挖苦话。在那个以大财主为王的时代，经营商业是不讲情面的，如果讲究崇德尚义，就要被人击败。

那么，经济学从这类情况中可以了解到些什么呢？

了解到的并不怎么多。美国的经济学家一向是跟着欧洲教师的脚步走的，后者硬把美国的情况纳入对美国说来全然不是它所熟悉的那个模式。把银钱上花样百出、你死我活的竞赛，说成是“节约和积累”，把彻头彻尾的欺诈行为说成是“创业精神”，把间排场的铺张浪费说成是“正当消费”。实际上是，经过这样一番洗刷过的描绘，就使人完全不能辨认其本来面目。人们读了例如约翰·贝茨·克拉克的流行得很广的课本。财富的分配。之后，是决不会知道美国是大富豪的天下的，读了F．H．陶雪格的。经济学原理。之后，是决不会看到一个波滴云诡的证券市场的。如果一个人读了劳克林教授登在《大西洋日报》里的那些文章，他将认为发财致富是从“牺牲精神、本人的努力和技能”而来的，他会听到的是，“人人有权享受他自己发奋努力的成果，没有作出这样努力的人是没有份的”，这里的所谓权，大概还包括收买立法机构以及金刚钻之权。

总之，官方经济学起的是辩护作用，是麻木不仁的。物资充沛和享受过度是美国的精神实质，官方经济学对这些一概视而不见，它所提供的只是些形式上的设精打彩的旧框框。它所缺乏的不是诚实或勇气，也不是理智上的能力，这些品质它是有的，所缺乏的是，马尔萨斯说过的“对局势和利益的不带感情的倾向性”。美国的经济学家过分热中于当前的时代潮流，以致不能从现场退后几步，在相当远的距离下，来冷静地、清晰地考虑他们的主题和观点。

这里需要的是，有些像托克维尔或布赖斯(托克维尔（Tocquevill，1805—1859年），法国政治家，作家；布赖斯（Bryce 1838—1922年），英国法学家，历史学家，外交家。——译者)那样的异乡人，由于这种景象对他们说来不是本地风光，态度就可以冷静些，就可以看得清楚些。托斯丹·邦德·凡勃伦是个美国人，但不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我们可以在他的身上找到这里所需要的观察力。

托斯丹·凡勃伦是个怪人。他是挪威的一个农场主，外表像个农民。从一张照片上看到，他的头发是平直的，从中间分开，呈倒V字形，覆在他浅浅的前额上，他双眼炯炯，目光敏锐，好像在思索着什么。蓬松的胡子掩盖了他的嘴，一圈短短的络腮胡子围绕着他的下巴。他穿着件很厚的、没有熨平的衣服，马甲上还别着个别针。照片上看不到他的下半身，想像起来他是个瘦长而结实的身材，走起路来健步如飞。

他外貌是有些异相的，但内心还藏着更加怪僻的个性。他的那种锐利的目光也许足以表明，他在理智上的观察力同样锐利，他在外表上的那种乡土气也许足以表明，他在探究问题时，有时是有些迟钝的。但是他在生活中的主要特征，离群索居，与世无争，却在他的外貌上无所证验。

喜欢离群索居，往往是一个人的病征，根据我们的标准看，凡勃伦在神经上必然是有些病态的。他几乎有一种喜欢与外界隔绝的特性。他与社会周旋时，就像是从另一世界里来的，在这个世界上的形形色色，在他的同时代人看来只是寻常现象H可在他的视线下，却成为一些尖刻伤人、异腔异调和稀奇古怪的现象，就像一个人类学者看到未开化社会的宗教仪式一样。别的经济学家——其中包含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不仅是处于他们的社会，而且是属于他们的社会的。对于他们所看到的，有的备加颂赞，有的满腔失望，有的则怒火冲天。托斯丹·凡勃伦却不是这样。在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里，人们熙熙攘攘，互相吹捧，交往频繁，可是他却站得远远的，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抱着冷淡、疏远的态度，不使自己牵扯在内，不随流俗，孤芳自赏，使自己成为一个局外人。对凡勃伦说来，这个社会是不舒服的，是含有敌意的。他使自己与社会相适应时，就像个来到未开化地区的传教士，他不愿采取土人的生活方式，为了使自己保持完整，就不得不忍受不愉快的孤寂生活。有神。多人钦佩他，甚至热爱他，但是他没有亲密的朋友，他对任何人没有一个是熟悉到直呼其名的，他对任何女于，也没有一个是倾心相爱的。

可以意想得到的是，在他身上怪解成堆。他拒绝装电话机，把书沿壁堆在原来的装货箱里，也从不见他每天起身后有整理床铺的习惯，床罩只是每天早上塞进，晚上扯出来。由于懒惰，他把用过的盘子就这么堆着，直到碗碟橱中已经空了，然后用浇水的软管把整个肮脏的一大堆冲一下了事。当所有来访者都急于要听到他的表态或发言时，他却在静坐沉思，可以坐上几个小时默无一言。出于轻视规章制度的习惯，他对他的学生，不论成绩好坏。都给以同一的评分等级，有个学生为了使自己有资格获得奖学金，需要较高的分数，他即欣然把他的评分从C改为A。他对学校管理规章是不太遵守的，行时会故意捣乱，例如，他上课点名时，看上去非常认真，将旷课者的卡片细心摆开，堆成一垛，然后在故意漫不经心的情况下，又将两垛混在一起。有时候他会忽发奇想，竟会干出毫无意义的恶作剧举动，向过路的农民借用一只麻袋，然后偷偷将个黄蜂巢塞在里面还给他。使人难以理解的是，有一次，一个小女孩问他名字的首字母T．B．所体现的是什么意思，他告诉她，其意是“玩具熊”（Teday Bear），后者即以此来称呼他，他不以为什，别人却不敢这样喊他。使人莫测高深的是，他不愿对任何事承担义务，有人问他，对他所编辑的某一杂志上所刊载的某一社会学家的文章的意见，他回答：“每页的平均字数是400，某一教授文章的平均字数是375。”最怪的也许是，这样一个爱把昔、不讨人喜欢的人，却总是发生着一桩接着一桩的男女关系事件，而且不一定是出于他自己的主动。有一次他问，“如果女人企图接近你，缠着你，你该怎么办？”


（二）
这样一个性格复杂、使人感到迷惑的人，又喜欢深居独处，少揽外务，要表达他的思想，这就只有借助于一个手段——从事写作。他的文风就像他本人一样，错综复杂，充满了玄妙的想法和词汇，对不习惯于他的文体的人很难接受，但是文字精炼，绝不致伤及读者脾胃。他把慈善事业说成是“自以为是的、出于己身虚构的尝试”，把宗教刻划成“属于n度的、可以普遍接受、但是无法估量的事物的捏造”。他把一些总的基督教会组织说成是“联号商店”，一些各个的教堂说成是“零售商店”，这些话虽措词刻毒，但是说得很有力。他描绘日常习用的手杖时说，“这是一种广告，表明拿着它的人，双手是闲着的，是无须从事于有用的劳动的”，还表明，也可以用它作防身武器，说“任何人，只要沾染上一点凶暴气质，当他手里握着这样一件具体的、原始的攻击武器，就会感到很大安慰”。沾染上一点凶暴气质！说得何等粗鲁，然而却是不加渲染，不带个人感情的。

这些同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呢？在通常意义上说，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对凡勃论来说，经济学跟维多利亚时代讲究礼貌和精确度的那一套是没有关系的，在那个时代，一切是用微积分来证明的，同早期经济学家解释事物是怎样演进的那一类努力也很少有关系。凡勃伦所要知道的是别的一些；他首先要知道的是，事物为什么会是这样。因此。他首先要探究的不是经济的活动，而是经济的活动者；首先不是它的设计或方案，而是得以形成一种特有的活动叫作“商业系统”的整套风俗和习惯。总之，他所要钻研的是作为一个经济人的性质和他的经济上的札仪风俗，在这个几乎是人类学的研究中，他认为重要的是，应注意到绅士为什么要携带手杖，以及以社会上叫作地租为收入的地主，为什么要有做礼拜等等现象。他力求对他所生活的社会的性质获得彻底了解，通过一片迷惑人的变幻表现和传统习俗，从中汲取在服装、仪态、言谈以及文明礼貌上显示出来的点点滴滴的迹象。他像个精神分析家那样，当他认为有机可乘，可以从中找到重要的、隐藏的情况时，他常常抓住一些极不重要的细节不放，对一些奇特的、甚至会引起反感的现象，也往往会全神贯注，从中寻求其意义，以期出所发现。

我们会看到，他对社会作出检查时，是不留情面的。用是，这种尖利、辛辣的特性，主要并不是由于地对事物的蔑视，而是由于他对事物所抱的特有的冷漠。对凡勃伦说来，好像什么事他都不熟悉，因此没有一件会由于太平凡而不值得他注意，也没有一件不值得他评价一番。说到底，只有怀着出乎寻常的超然胸襟的人，才会从一只手杖中看到它标榜有闲生活潜在的广告作用，和作为一个原始武器的作用。

这种超然态度的心情，似乎同他是时刻分不开的。凡勃伦出生于1857年，是从挪威移来的边境农村中一个农民的第四个儿子，第六个孩子。他的父亲托马斯·凡勃伦是个待人淡漠无情、思想迟钝、不愿受到约束的人，后来凡勃伦把他说成是，他所遇到的心地最善良的人。他母亲卡里，为人热情面性于暴躁，关于冰岛和挪威的口传的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就是她说给托斯丹听的，这些故事对他发生了深刻印象，一生不忘。他开头是个性情古怪而懒惰的孩子，他不喜欢搞家庭杂务而喜欢躲在屋顶室里阅览他的读物，又爱给人起绰号，他起的绰号一经成立就生了根，他具有早慧现象。他的弟弟说，“现在回想起来，最初我以为他是无所不知的，我问他随便什么，他总会源源本本地告诉我，后来我才知道他所说的那一切，有许多都是捏造出来的，但是，即使是谎话也编造得很好”。

造成一个非常人物的无论是什么，在一些促成因素之外，总得加上一个教养因素，这个因素，在他自己和按表面价值评价事物的那个社会之间，起了个从中介人的作用。他有一个起先驱作用的童车时代，这个时代所表现的是朴素、严肃和贫乏，衣服是家里做的，毛织物是完全陌生的，大衣是用小牛皮制成的。咖啡和糖是奢侈品……简单到像汗衫那样一件衣服也是这样。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作为一个外国人（一个陌生人）度过他的少年时代的。挪威人和美国人各自构成组织严密的独立的社会，在挪威人的居处，挪威语言是流行的语言，挪威是真正的祖国。对凡勃伦说来，是要把英语当作一种外文来学习的，他直到进人大学，才把它学好。当他从田间出发，把行李打好、安顿在车上准备动身时，这才觉察到，他是要到一个大学里去读书了；这种情况，对一个古老和森严的学府说来，是很少见的。

当时他17岁，他的亲属为他选择的学校是卡尔顿专科学院，这个学院处在相近于明尼苏达的一个乡，凡勃伦一家耕种之地就在那里。他家里所以把他送到这个学院，原来的打算是，希望由此可以使他在将来谋得一个牧师职位，而他已发现这个学院的宗教气氛浓厚到极点。然而，对于一个思想激烈、对传统观念抱有反感的才智之士，要想驯服他，或是诱导他趋入虔奉宗教的途径，是枉费心机的。在每周一次的讨论会上，凡勃他提出的问题是“同类相食者的请愿”和“酒徒的辩解之辞”，使校内教职员陷于一片喧嚣。问他是不是为这些邪行恶习抱辩护态度，他坦然答称，这只是从事于科学的观察。学校方面承认他是个天才，但是对他有些畏忌之意。他的老师约翰·贝茨·克拉克（后来成为国内杰出的理论经济学家之一）很喜欢他，但认为他是个“不适应环境的人”。

这个乖僻而有天才的不适应环境者，发现卡尔顿是最没有发展机会的地方。但是，他和校长的侄女埃伦·罗尔夫发生了恋爱。她聪明，又有才华，在自然的吸引下，两人一拍即合。他读斯宾塞的书给她听，结果使她信从了“不可知论”，而他则深信埃伦是北欧海盗英雄甘奇·罗尔夫的后裔。

他们于1888年结婚，但是他们的婚后生活充满着动荡起伏。这个性情孤独的人所能提供的爱情，似乎为量无多，却需要妇女对他的照顾，在这方面，除少数例外，他是所获甚丰的，但是这里所说的这位妇女，对此似乎并不十分介意。凡勃伦对待埃伦，很难说是忠实的，她曾一再要离开他，有时是由于他生活上不检点，有时是由于对待她过于残酷，有时只是由于他城府太深，难以测知其底或已但是，有时他自己也会寻上门来，从而言归于好——有一次，他手里拿着双摇摇晃晃的袜子，走到她林子里的住所，问“太太，这是您的吗？”

当他离开卡尔顿学院时，决意在学术上再求深造。但是他此后的经历曲折正多，在职业生活上的经过也是这样。他在求取自身利益上肯定是不积极的，同时他的恶运如影随形，死缠着他不放。例如，有一次他央求他从前的一个学生代他去了解一下纽约的一个城市福利组织的征聘职员情况，他的学生当即遵命而行，结果这个学生却为他自己谋到了一个职位。但这是许多年以后的事。当前的情况是，凡勃伦在威斯康星的莫诺纳学院获得了一个职位，但一年后该学院即永远停办。于是他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学院，希望获得助学金，从事学习哲学。虽经过多方设法，申请奖学金之事未能实现，于是转到耶鲁大学，于1884年毕业时考列优等，成为哲学博士，但前途茫茫，不知何去何从。

他回家时在巴尔的摩染上了疟疾，需要特制的饮食。但是，除了作为病人的一身之外，他手里什么都没有。他把家里一些老旧的东西拿走，说这些东西放着无用。于是他就这么闲逛度日。他的兄弟写道，“他出身于这样一个以忠诚与团结为原则的家庭，是够幸运的。在这个高度受尊敬的村落中，他是唯一的一个游手好闲者。他今天读书和闲逛，明天呢，仍然是闲逛和读书”。

他读的是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谈政治的小册子、路德的赞美诗集等等，总之什么都读。但是，他的游手好闲与内心活动倾向，由于与社会隔绝的态度而愈加显著。偶然也会从事于一些零星活动，对时下的无聊事件加以讽刺和批评，跟他父亲闲聊，写少数几篇短文，寻找工作，结果一件工作也没找到。他没有神学学位，因此不受宗教学校的欢迎，他又缺乏那种文雅的风度和姿态，因此不能向别的学校推荐。他跟埃伦结婚，在她家是感到沮丧的，但这时无论如何总得寻个生计。埃伦的叔父是阿奇森一托皮卡一圣费铁道（即美国堪萨斯一新墨西哥铁道．——译者）公司总经理，他希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在这里得到一个职位。

但是他的变幻莫测的恶运再一次从中作梗。这个公司发生了财政上的出难，由银行家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接管，谋职之事即告吹。又一个机会来自依阿华大学，他持有介绍信，还有他妻子的关系，这件事看上去是十拿九稳的，但是从中起很大作用的是性格的不够坚强和他的不可知论，结果又成为泡影；然后是圣奥拉大学，在最后5分钟也碰了壁。好像命运之神在蓄意跟他为难，一定要使他孤立起来。
这种孤立状态持续了7年，在这7年中，凡勃伦实际上无所作为，只是埋头读书。最后举行了一次家庭会议，认为他年已34岁，还没有找到一个像样的职务，经决定他应当继续从事研究院学习，再度试图进入学术界。

他于1891年选择了科内尔大学，他走进J．劳伦斯·劳克林的办公室，说“我叫托斯丹·凡勃伦”。劳克林是保守派经济学的中坚分子，当时他必然吃了一惊；来者戴了顶熊皮帽子，穿了条灯芯绒裤子。但是他的有些地方，使这位年事较长者有了深刻印象。他向校长说明后，特准接纳为研究员。后来芝加哥大学开办，聘劳克林为经济学系主任，他就带了凡勃伦一块儿去，年薪520美元。还可以补充一句，劳克林死后，人们对他作出的定评是，他对经济学作出的主要贡献是，他为芝加哥大学招致了几勃伦这个人物。

芝加哥大学不仅是凡勃伦第一次获得职务的所在——其时他35岁——而且这个机构所反映的社会，也就是以后他将作出仔细分析的对象。这个大学是洛克菲勒创办的，下面是当时流行的校歌：

约翰·D．洛克菲勒，
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
他把所有余下的资金，
都捐给了芝加哥大学。

可以想见的是，这所大学所定的方针并不是无保留的保守主义。正相反，它的教育方针决力商界造就人才。它的校长威廉。雷尼·哈用年仅36岁，是个有雄心壮志的人，沃尔特·海因斯·佩奇曾赞美他是个大企业首脑的典范。他是个企业家式的校长，不惜用重金罗致别校的第一流人才。芝加哥大学同美李石油集团一样——前者是后者的奠基人——完全凭它为财力，把美国知识界很大的一个部分逼得非就范不可。所有这些，在凡勃伦的笔下，以后都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但是同时，它也为他提供了知识分子的适当背景。这些知识分子中之位使者有艾伯特·米切尔森，那是按前所未知的精密度来确定光的速度的，有生理学家雅各·洛布，有社会学家劳埃德·摩根，他们所出的书刊为数繁多，还有关于经济学的杂志。

凡勃伦开始受到人们的注意，他丰富的学识，为他博得了声誉。有个学生说，“哪来的是凡勃伦博士，他会说26种语言。”一位知名的学者，詹姆斯·海登·塔夫茨来到几勃伦的课室，他事后说，“当我进入课室时，考试正在开试，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在提出问题。他话说得极慢，等他把一段话说完，要记着关于这个问题开首时说的话，在我是感到有些困难的。但是，过了会儿我才看出，这是个思虑周密的人，他深入到问题的基本方面，但是，除了掘发问题的真相之外，却没有暴露他自己的见解”。

但是他个性孤僻，令人莫测高深。没有人知道他想的究竟是什么。有人向他的妻子打听，他实际上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她不得不实说，她自己也不知道。他是个“真人不露相”主意者，彬彬有礼和有节制的客观态度是他的护身符，这就使世人无从窥见其内蕴的感情，而世人最喜欢的是洞穿外壳，窥底蕴有个学生问他，“告诉我，凡勃伦教授，您对待任何事，态度是不是认真的？”他诡秘地低声回答“是的；可不要告知别人”。

下面这段描绘是他晚年生活的一个片段，由此对他的为人可以窥见一二——他来上课了，由于长夜攻读，形有枯槁，他把一大堆德文书放在案上，然后用哆降的蒸黄了的指头——这是出于他嗜吸高级卷烟的唯一虚荣表现——一页、一页地翻动着。霍华德·伍尔斯顿牧师，一度是他学生，他对凡勃伦作这样的描写：“他用一种低沉的、吱吱嘎嘎的声调，开始叙述早期德国的村落经济，然后他讲到的是，由新兴的贵族规定并得到教士方面认可的某些下公道的法律上的假设。他发出一阵冷笑，把嘴唇都牵动了，脸上露出沮丧的神情。他用辛辣的讥讽，进行分析贵族的愿望即上帝的意志这一为广大人民带来痛苦的臆说。他表明。在近代制度中也有类似现象，一面说，一面抿着嘴暗暗发笑。然后回到本题，继续讲解”。


（三）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欣赏他的教学方法。在他看来，学生方面坦率的感情流露得越少越好，他不想使彼此间的讨论进行得活跃起来，实际上他喜欢把他的学生赶走。有一次他问一个笃信宗教的学生，一方是她的教会，一方是一桶桶啤酒，她对两者的价值对比有何看法，而另一学生也照抄他的言词请求答复，他说，他认为此话不值得重提。他说话含糊其词，有时会信口开河，拉扯到主题以外。听他课的人越来越少，有一次终于只剩下一个学生。后来在另一个大学，原规定他的授课时间是，每星期一、三、五，每次10时至 11时，后逐渐减少到每星期一，10时至 10时零5分。

但是，对少数能够欣赏这种单调的、惹人厌烦的说话声、对此不感到厌倦的人说来，结果是会得到报偿的。一个从前当过他学生的写道，“嗯，说起来简直是要令人毛骨惊然的。当他用低沉的语调，逐字逐句吐露其观感时，听起来与一息仅存的病人的呻吟有什么两样。但是日复一日，我习惯于这种不寻常的事态之后，就会感到，这样的表达方式，跟一个才智之士叙述其超然而略带讽刺的意念时的态度，是深相配合的。他谈话时左右逢源，辗转自如，足以证明其胸中所蓄无可限量，这样的谈吐是富有吸引力的；但是，乍看起来，他似乎是一个心志不健全的人。他学识之渊博，使人听起来感到无限惊异和愉快。他会记住一些细节——这件事会使多数人望而却步——而大细节目仍然了了胸中。他谈锋所及，往往会说出些当时流行的行话或打油诗之类，而接下去说的却是一节接着一节的中世纪的拉丁文赞美诗。”

他的家庭纠纷跟他所要进行阐述的政治经济学纠缠在一起。他和埃伦同居在芝加哥，但是没有因此使他少离开家庭，他时常出外活动，有时甚至同另外一个女人出门远行，使校长哈来感到不悦，他对校方的约束有点受不了，在职位上开始想迁地为良。

他在芝加哥大学呆了14年，到1903年时年薪只有1，000美元。但是这些年的光阴决不是白费的，他求知欲极强，对知识的猎取是贪得无厌的，他的这种孜孜不倦的态度终于获得了成果。他写了一系列才华横溢的文章，还出了两部不同凡响的书，因此举国闻名，但是所以轰动一时，也许主要是由于内容奇特。

凡勃伦写出第一部书时是42岁。那时他还是个低级讲师，曾向校长哈珀循例要求加薪数百美元。哈抽回答他，他没有为校方争得足够的声誉，而凡勃伦答复他，他无意于这样做。那时如果没有劳克林从中周旋，他将离校而去，假使当真是这样的话，校长哈珀将失去一个为学校增荣添誉的最大机会。这时几勃伦的《有闲阶级论》行将问世。那时并没有迹象表明，他预料此书会发生深远影响，他曾把这部书的部分内容读给他的某些学生听，当时他淡然地说，他们将会感到其内容繁杂而语句浮夸，他为了使出版商能够接受，曾多次修改内容。但是出于意料，此书出后轰动一时。威廉·迪安·豪厄尔斯（威廉· 迪安·豪厄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 1837—1920年），美国小说家，批评家。——译者）专为此书写了两篇长文，顷刻之间，此书竞成了当时知识界随身必备之物。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告诉凡勃伦“它使东方温顺的人们骚动起来”。

用这样尖锐、辛辣的笔调来从事于这样有理智的分析，是前所未见的，这就难怪耍引起世人的注意了。他在漫不经意的态度下，用刻毒的目光、刺人的措词和含讥带讽的见解来与这个社会周旋，所使用的语言有时荒唐可笑，有时利箭伤人，有时则直率粗野，与之密切并存的是，被风俗习惯和粗心大意所逐渐形成的、认为久已理所当然地存在着的一些事实。此书所产生的效果是惊人的，是怪诞离奇的，同时又是使人感到乐趣横生的，而其遣词琢句却又是非常雅驯的。这里姑且引述一段，作为小型样品：

法国某国王，据说由于遵守礼节，不失尊严传统，拘泥过甚，竟因此丧失了生命。这位国王在烤火，火势越来越旺，而专管为他搬移座位那个仆人刚巧不在身边，他就硬坐在炉边，不移一步，终于被熏灼到无可挽救的地步。但是他虽然牺牲了，却保全了最高贵的基督教陛下玉体的圣洁，没有被贱役所法污。

就多数人的看法而言，这本书无非是对贵族生活方式的讽刺，对富人的愚行任解作有力的攻击。就表面看，它确是这样。凡勃伦，用他那按金雕玉的妙笔道出了他的主题：有闲阶级通过明显的或消妙的闹排场性质的消费来显示它的优越性，而它自己——有闲本身——的特点，由于在公众前的炫耀，也由此获得了进一步满足、总之，越是阔绰——挥霍浪费，就越加“高明”，这一点在书中受到了无数次严峻的考验，例如，

即使在我们自己家里的私生活中，如果日常进餐时用的是手工制的银餐具（虽然其艺术价值往往可疑）、手工绘的瓷器、精细的上等台布，我们就会真诚地、一点不带疑惑地、觉得兴头要高些，这种情形是人所共有的。当我在生活水平的这个方面已经养成习惯，认为应当是这样的以后，如果有了任何退步，就会觉得非常难堪，简直是有损人类的尊严。

书中有很大部分是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精神病态方面的详尽研究。阐明关于财产的准则时细人毫末，就像一个考古学家发现初出土的古代文物时要详细加以爬梳剔抉那样。书中有许多是涉及每个人的爱好的，在这个比邻而居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想向隔壁的张三李四看齐，这除了向别人的生活方式暗暗叹羡、努力追赶外，是别无他道可循的。

但是，关于夸多斗靡习性的描绘，不管写得怎样引人入胜和简明扼要，不过是书中的解说性资料。单看标题即可明白，这本书是关于有闲阶级理论上的研究。虽然他可以在中途逗留一下，谈一谈他所看到的引人注目的景色，但他关心的主要是旅行的终站——经济人的性质是什么？在建立社会时，其中怎么会有个有闲阶级的？有闲阶级的经济意义是什么？

就古典派经济学家说来，这类问题是可以根据常识来答复的。他们是根据个人的观点来考察社会的，所看到的是各个人怎样改进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有时谈的是，比如说，马尔萨斯无指望的不断增殖的工人阶级，这时无理的人类性格就占了上风，但是总的讲，是把人类说成有理性生物的。在竞赛性斗争中，有的爬上顶峰，有的淹滞于最下层，那些交好运的或足够机敏的人发迹之后，当然要充分利用其优越处境，把他们的劳役减到最低度，这一切都是极其简单极其合情合理的事。

但是，在凡勃伦看来，对人类活动抱着这样的观点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他完全不能相信，把社会结合在一起的那个力量是有理性地计划出来的“个人利益”的相互作用，他甚至不完全相信，“有闲”就其本身说，是否比劳动高明。他博闻广识，一些不大为人注意的民族——例如美洲印第安人、日本虾夷人、澳洲的布什曼——的生活方式，也未能逃出其视听范围。在他们自己简单的经济体系内，似乎全然不存在所谓有闲阶级。更加惊人的是，在这些社会团体内，生存的代价就是劳动，每个人都从事劳动，不管所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劳动，劳动时不管怎么辛苦、艰难，也没有感到因此降低了身分。这些经济体系从事劳动时所考虑的，不是作为其主要动力的得失盈亏，而是从事劳动时的光荣感，和父母般的对下一代的关怀。人们在其日常工作中以多出力、做好事互相竞胜，如果拒绝劳动——闲逸——即使获得宽恕，也至少是不受尊敬的。

受到凡勃伦注意的还有一种形式的社会——波利尼西亚（波利尼西亚（Polynesia），中太平洋的群岛。——译者）人、古代冰岛和日本封建时代的幕府所组成的那种社会，在那里也具有不折不扣的有闲阶级。要注意到，属于这样阶级的人并不是闲着不干活的。正相反，这些人是社会中最忙碌的成员。他们的“工作”是掠夺性的，靠武力或狡诈来占有财富，对于要靠气力或技能来进行的财富的实际生产，则绝不沾边。

处于这种形态下的有闲阶级，虽然没有从事于任何生产服务作为日报，但这样做是得到社会的完全许可的。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是富裕到足以豢养一个非生产阶级的，人民是朝气勃勃的，所以对这样一个阶级可以抱赞许态度。那些上升到有闲阶级的人是被看作性格坚强而能干的人的，绝不是社会中的废物或掠夺者。

结果对劳动的根本态度发生了奇特的变化。有闲阶级——用武力赢得财富的阶级——被认为是光荣和尊严的。相形之下，纯粹的劳动却染上了耻辱色彩。劳动会使人感到厌倦，这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是人类性格所固有的，而凡勃伦则把它看成是，在以掠夺为生的影响下，对一度是光荣的生活方式的贬黜；重视蛮横和暴力的社会，对人们的辛苦工作是不会给以应得的报酬的。

但是，所有这些跟美国和欧洲又有什么关系？关系是很大的。因为，在凡勃伦看来，现代人跟他们未开化的祖先不过一线之差。可怜的埃奇沃思看到这个说法将不寒而栗，因为这无异是把他的“欢乐机器”一扫而空，代之而起的是首领、斗士、巫医和处于下层地位卑贱的、战战兢兢的普通人民。凡勃伦在随后的一篇文章里说，“未开化生活方式的经历是最富有持久性的，在一切民族生活史的精神文明的任何方面，也许是最坚韧的，因此，历代相传下来的粗野的人类性格，现在仍然、以后也必然要无限期地延续下去。”

凡勃伦这就从现代生活中看到了过去的传统。有闲阶级已经改变了它的生活方式，在方法上已经有所改进，但目标仍然相同——以掠夺手段占有财物，而不从事工作。当然，在具体做法上不再采取杀人夺货或掳掠妇女的手段，那种未开化方式是没有了。但是它需要猎取金钱，昔日风行的是以战利品高悬帐棚以示勇武，今日则代之以金钱的积累和挥霍以及种种微妙的炫耀方式。有闲阶级不仅是在精神上仍然在遵循着古老的掠夺性方式，而且对个人体力的赞许态度也是获得广泛支持的。在社会看来，有闲阶级成员仍然是比较英武、比较可畏的，因此，处于下层的普通人民只是向他们学样。每个人，工人、中产阶级以及资本家，他们想的只是通过金钱的讲排场消费——实际是通过明显的浪费来表示他们掠夺性的英勇力量。凡勃他说，“在社会上要能博得世人的青睐，在财富保有上就得达到某一习惯的、虽然不十分明确的标准；这正同较早的掠夺阶段的情形一样，那个时候，作为一个未开化者，在体力上、机智上和使用武器的技能上，必须达到部落中的某一标准，低于这一标准是要受到蔑视的。”同样情况，在现代社会中所竞相注意的，不仅在同济之中要表现得使使出群，而且作为这一信念中的一个部分，如果在谋生方面沾上了非掠夺性气味，例如劳动或工作，则将“本能地”感到有失尊严。
这里的说法是否有些牵强。我们是不习惯于把我们自己想象成为野蛮人的，我们对这样的比喻是要感到于心不安的。但是，凡勃伦的言论尽管听起来有些怪诞不经，却有一点真理在内。与比较斯文的办公室工作相对，体力劳动是要受到社会的贬损的。对财富在通常情况下的积累——至少就在这一点上比较成功的那些人来说——无疑是超过了合理的所需之数的，这一点也是事实。凡勃伦的主要论点是，认为要了解人们经济活动的动机的最有效办法是，从事掘发潜伏于他们心底的那种不合理态度，而不是以19世纪为依据，把这种活动加以美化，把它说成是合理的或合于常识的。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接受他的这种以人类学为依据的解释，希望从中获得教益，况且由现代人来研究原始社会，总是显得有些软弱无力。

上面所说的不合理态度——心理方面或人类学方面的——指的究竟是什么，这里我们不必深究。我们对世人在经济活动的表现上，只要探索一下他们所以有此活动的根源所在，就不难发现，深深埋藏在对高度合理性所作出的圆满解释的下面的这一事态的真情实状。例如，罗伯特和海伦·林德在他们的优秀作品《米德尔汤》中说，在1929年大萧条时，工人阶级中几乎所有的最贫困的部分，都首先注意节衣缩食，然后削减某些“必要的”奢侈品，至于中层阶级和上等阶级这时理应把炫耀观念上的表现减到最低度，但是只要看一看任何杂志上所载的大量广告，即可说明情况。没有人能免除竞胜观念的毒害，凡勃伦的原始人掠夺性看法，是有助于理解我们自己的情况的。

这里还可以引出一个最后结论。“把人看作个略微染上一些文明色彩的未开化者”的想法，不仅借此可以说明一个有闲阶级的存在和以炫耀作为支出的准则这一观念的认可，还可以为社会团结 本身的性质提供一个线索。组成社会的各个阶级，在利益上存在着强大分歧，是什么力量把它团结起来的，早期经济学家在这一点上的解释并没有过大的成就。例如，假使马克思的说法是对的，无产阶级跟资本家是势不两立、绝无调和余地的，那么，是什么阻止了革命没有立即爆发？凡勃伦提供了一个答案。下层社会对上层社会并不是处于剑拔管张状态的，它们被一个无形的、但是刚强的共有的看法结合在一起。工人并不想取代经理的职位，他们所想的是竭力仿效他们。他们自己对于所做的工作，与他们雇主的工作相比，觉得不那么“尊荣”，但他们的目标并不是在于如何摆脱他们的上级，而是如何使自己上升到上级的地位。有闲阶级理论的核心是社会稳定的理论。


（四）
凡勃伦于1899年发表了《有闲阶级进》之后，赢得了信誉，虽然主要是作为一个讽刺作家而不是一个经济学家的信誉。一般激进分子和知识分子对他备致敬慕，而他对这种赞扬之词却一概予以鄙视。同他在一起的经济学家则在怀疑，他是不是个社会主义者，在感到疑惑，他所述的一切是不是当真的。这些人所以感到迷惑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他对马克思一会儿赞美，一会儿又加以非难；对社会作了极其严肃的批判之后，往往会加上一两句玩笑之词，可以把这些话看作令人不寒而栗的古怪念头，也可以看作他在感情上坦率的吐露。
当此期间，凡勃伦在写另一本书——他自己对商业系统所下的定义。他在写给他的一个相识者格雷戈里夫人的信里说，“我从可靠方面获悉，有些看过这本书的朋友们告诉我，这本书的内容有些言不切题。书名是《企业论》。在这个标题下，我避免了一切事实方面的缠扰，无拘无束地创立我自己的理论”。

这本书出版于1904年。内容是否切于实际且不提，它比前一本书甚至更加才气焕发，更加奇妙难解。它所提倡的观点，似乎是公然与常识相违抗的。从亚当·斯密的时代起，每个经济学家都把资本家看作经济舞台上的主动人物，一般总把他看成是（不管这么说对不对）经济进步的主要创始者。但是在凡勃伦的笔下，所有这一切都颠倒了过来。商人仍然是个中心人物，但不再是动力。他竟被说成是体系中的破坏者！

不用说，由于观察社会时所采的角度与众不同，才会产生这样使人张皇失措的见解。李嘉图或马克思或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总是从人类利益的冲突开始，而凡勃伦不是这样，他从经济舞台的下面，即不属于人类的工艺的下层开始。强烈地吸引住他的是机器。他看到机器在社会占着支配地位，它的标准化作用席卷了全社会，它的有规律、周期性的活动使社会不得不跟着它按时行动，它的精确性与精密度的坚决要求使社会不得不与之相适应。不仅是这样，他还想到，经济的作用过程根本就是机械性的。谈到经济学就意味着生产，谈到生产就意味着当制造商品时，就像机器本身那样地将整个社会一网打尽。当然，这样的社会机器是需要照料者的——技师和工程师——使之随时加以必要的调节，从而确保各方面最有效的合作。但是，从全面看，可以把社会描述成是一个巨大的，但是纯事实的机械装置，一个高度专业化、高度协调的、人类的时钟机构。

在这样一个系统中，商人将置身何地呢？商人所注意的无非是图刊，而机器和它的工程师一类人物，除制造商品外是别无其他目的的。如果机器运行顺利，配合适当，那么，那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将处于什么地位呢？

照理说是没有他的一席之地的。机器跟价值和利润是无关的，它所全力以赴的只是生产商品。因此商人在这里没有他的用武之地，除非使他自己转化为工程师之类的人物。但是作为有闲阶级的一个成员，他对工程学是没有兴趣的，他所需要的是进行积累，而这一点却全不是装置机器时要他来完成的使命。于是商人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不是在社会机器的结构以内进行工作，而是搞阴谋来进行捣乱！他的作用不是在于促进制造商品，而是在于促使商品的正常流动趋于崩溃，使价值发生波动，然后可以利用混乱局势，从中渔利。于是，像实际生产设备有赖于机器那样，商人在这些设备的上面构成了一个信贷、债券和虚假的资本估值的上层建筑。下面，社会在进行着机械的日常工作；上面，则金融结构在摇摆，在转变。与现实世界相辅而行的金融结构既摇摆不定，于是因缘获利的机会就变化多端，倏而出现了，倏而消失了，倏而又出现了。但是，这种利润方式的代价是高的，代价是经常发生骚动和扰乱，甚至为了追逐私利，有意识地把社会力量导向不该用的地方。

乍一看来这个说法是有些骇人听闻的。商人连个异端分于都不如，竟会损害生产方面的利益，听起来有些荒诞不经。

但是在我们斥之为奇谈怪论之前，且看一看几勃伦得出这个见解时所提到的他的所见所闻是怎样一个情况。不要忘记，美国工业此际所处的时代是被马修·约瑟夫森巧妙地称之为“强盗贵族”（“强盗贵族”（robber barons），指封建时代对路过贵族自己领地的旅客要进行抢劫的贵族。——译者）的时代。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例子，那些商界巨头们，在自高自大、不识于知的情况下行使其权力时，就像个未开化时代的部落酋长那样，有些人在掠夺性目标上往往达到了非常成功的境地。这些情况当然都可以供作凡勃伦工厂里的原料，但是还不能完全配合他的论点——商人对生产的破坏。我们还得查看一下这些“强盗贵族”的一个更进一步的缺点——这些人别生产商品是没有兴趣的。

我们可以用1868年发生的一个事件来说明情况。当时为控制伊利铁路，杰伊·古尔德正与范德比尔特展开斗争，作为工业史的一个小插曲，古尔德和他的一伙，有一次被迫逃过哈德逊河，在新泽西一个旅馆里设栅防守。我们在这里要说明的，不是这一战斗所表现的原始性，而是他们对铁路本身的全然不顾，当古尔德与范德比尔特斗争时，他收到了铁路的一个负责人给他的一封信，告诉他：

你所经营的这条铁路，路轨已破损不堪，在泽西市和萨拉曼卡瓦布法罗之间，已经没有一段可以在通常速度下安全行驶，有许多部分，只能将行车速度减至每小时10或15英里时，才能勉强前进。

当意外事故层见迭出时，这个铁路公司的副经理说，“大家要 自己当心，我照顾这条路时所能尽力而为的只能如此”，他这句话的意思是，公司财政已经窘乏到极点。

古尔德也不例外，他对具体的生产事业是全不关心的。当美国的金融事业处于黄金时代时，其间的中心人物一般所注意的是，股票、债券和信贷的结构，而很少注意到支持这个结构的那些具体的现实事物。过了不久，出现了个亨利·福特，未尝不可从他开始了一个怀有一个生产观念的工业巨头时代，但是哈里曼、摩根、弗里克、洛克菲勒之流所关心的，主要是对大量无形财富的翻云覆雨，而不是生产商品这一枯燥乏味的业务。例如，经营北太平洋运输公司的亨利·维拉德，是被经济学家广泛誉为有组织天才的人物，他们如果看到了詹姆斯·希尔（也是个经营铁路运输事业的）写的一封信，对他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希尔对维拉德的企业作了一番观察之后说，“路线位置适宜，铁路所经过的地区有些很富裕，可以招致大量客运和货运业务，但为事业供应的资金远过于所需，专事夸张，不切实际，为路线选择的地段也全｛适当，实际上年季重起炉灶”。

再举最后的一个例子：1901年美国钢铁公司的建立。在凡勃伦看来，这个钢铁集团是从事生产钢铁的巨大的社会机构，是为了在共同经营下，可以进行比较有效的协作，而把一些工厂、高炉、铁路和矿井联合在一起的集合物。但是，在“组成”美国钢铁公司的那些人看来，这些不过是所要考虑的次要的一个方面。这个庞大的公司拥有实际资产6．82亿美元，与此相对，出售的债券计3．03亿，优先股5．10亿，普通股5．08亿。换句话说，在财务方面，这个公司比它本身“大”一倍，作为其普通股的后盾的，除无形的“商誉”以外，已一无所有。可是，在创造这些无形事物的过程中，J．P．摩根公司即赚得费用1，250万美元，优先股发起人的认股利润即达5，000万美元。总之，单为创设这一冒险事业的费用即达豆．5亿美元。这个新组织，如果是怀有与凡勃伦见解相同的宗旨的，就是说，是旨在于为供应钢铁而设立的有效机构，那么，所有上述情况是可以得到人们的谅解的。但情况不是这样。在13年中，钢轨的开价是每吨28美元，而其制造成本还不到半数。换句话说，技术联合的全部利益，为了保待虚伪的财务结构这一目的而遭到破坏。

从时代的观点来看，凡勃伦的理论并不是显得怎样牵强的。由于它所描写的差不多全以未开化时的仪式为根据，认为这就是人类经历的最后表现，这就会使人觉得受到了刺痛。但是把它的主要论点衬托得非常清楚的是这一事实：商业巨头的职能，与实际从事生产机构的那些人的职能，是大相径庭的。商界巨头们在金融上翻云覆雨那一类大胆的狡猾手段，在商品流量方面既起了促进作用，也同样起了滋扰作用。

说也奇怪，《企业论》所引起的狂热远没郁有闲阶级论》那么炽烈。这本书从来没有能逾越专业读者的范围，因此没有能像前一本书那样引起全国知识界的激动。它比较难懂，相对而言属于专业书籍，含有少数公式，也许借以向学者们表明，他是能够写“技术性”经济学的，假使他要这样做的话。但是，在他的冷静的、不带感情的文章的后面，是不可能不觉察到他的主导精神之所在的。在凡勃伦看来，商人，尽管由他们自己或其辩护士，用一套煞非苦心的供求律或边际效率之类的理论说明，对他们加以掩饰，但本质上是掠夺者。后来凡勃伦在《工业巨头》的一篇文章里，描写了他所实际看到的商人的面目，他用“伺机而动”这个词来说明企业家的职能：

一个癫蛤模，当它已达到成年，找到了它所寻觅的苍蝇和蜘蛛的经常出入所在，从而有机会完成上帝的仁慈旨意时，那时它所怀有的心情，可以用“伺机而动”这个词来说明。这个词本来是用以描写这一情况的，但是只须在语气上略加转变，即可用以描绘受稳健商业原则支配的工业界巨头的成熟状态。处于这样环境的工业界巨头，当他适当的群众给以金字塔式的稳定原则的保证时，他脸上的表情也跟上述痛蛤模的一样。

但是在《企业论》里，凡勃他没有使用这类说词，因为其时在他脑子里有个重要意图——要提出一个社会变动理论。说得具体些，这是个商人和支持他的体系迟早将陷于最终没落的理论。凡勃伦深信，商业领导人的寿命不会长，这些人目前尽管有权有势，但是已经有一个可怕的敌人在那里进行反对。这个敌人不是无产阶级（在《有闲阶级论》中已经表明，处于下层的人民是怎样尊视他们的优胜者的），而是一个更加难以和解的死敌：机器。

凡勃他认为，机器“会影响到人的思想习惯”。它迫使人们根据事实、根据精确的、可计量的事物，而不是根据迷信和万物有灵论来进行思考。因此，对那些接触机器作业的人来说，感到越来越困难的是，同时接受“自然规律”和围绕着有闲阶级的社会分化这两方面的设想。于是使社会形成对立面的不是贫与富，而是技术人员与商人，技工与军阀，以及科学家与仪式主义者。

他在随后出版的一系列书刊中，主要是《工程师与价格体系》和《不在地主的所有权与企业》，比较详细地说明了这一“革命”。最后社会上将出现许多工程师之类的人物，来接管商业体系的混乱局面。生产的实际权力已经掌握在他们手里，不过对商业体系与真正的、纯粹的工业体系的不能和谐共处，还没有觉察到。但是总有一天，他们彼此之间会进行商议，不再与“不在地主的所有权”周旋，根据大规模、有秩序的生产原则来管理经济。假使他们不这样做呢？那么，商业的掠夺性将增加，直到最后，蜕化为专制势力的特权阶级，一切凭发号施令行事，于是商人将趋于没落，代之而起的将是旧式军阀。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制度叫作法西斯主义。

但就几勃伦在1921年的想法而论，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后的事。《工程师与价格体系》是以这样的词句结尾的：“广大富裕居民还刚刚构成通常的不在地主阶级，在这种处境下，不会有什么东西会动摇他的情感。”这是他典型的想法。尽管他的文风是力求不牵涉到个人立场的，但是他的主导精神则充满行间。不过这里说的不是属于他个人的主导精神，与私人之间的恩怨毫无关涉。他在行文中是抱着一种自娱心清和讽刺态度的，他本人怀着滞洒胸襟，认为一切都是瞬息即逝的，认为～切仪式上的考究和装模作样，总有一天会退让给别的什么。

这里不准备对他的言论作出评价，以后会谈到这一点。现在不妨提到的是一个奇妙的对照。凡勃伦一般的探讨问题的方法，使我们想到一位最“非凡勃伦式”的人物——那个不可思议的、半痴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伯爵。别忘了，圣西门也是颂扬生产者的，并对喜欢装饰门面的乡绅人物加以讪笑。他对“阁下是君王的弟兄辈”之说，表示极端厌恶；如果想到这一点，我们对凡勃伦藐视商业霸王那种态度的批判就会缓和些。

凡勃伦最后一次在芝加哥是1906年。这时他在国外已开始享有名声，有一次出席了挪威国王的盛宴，他出于少有的感情上的冲动，把那次宴席上的菜单寄给他母亲，后者看到她儿子能荣幸地会见一位君王而深受感动。但是他的私生活却不十分顺利。他在男女关系方面，未免过于随便。他虽然已经著书立说，新近还获得了助理教授的职位，但是他的行为同哈油校长所标榜的大学作风还有些出入。


（五）
他想另觅一新职位，但他的声名并不怎样符合理想，因此有些困难。最后他到了斯坦福大学。他的名声是众所周知的——高深的学术成就、不可捉摸的个性和婚外通奸的恶瘤。他对任何事都抱着“一问摇头三不知”的态度，少数能够忍受这种无礼表现的他的同事们，认为“他决不是个无所不知之人”。他这种在私生活上不自检点的性格始终不改，有一次一个朋友以圆滑的态度提到有个年轻姑娘在他屋子里，当是他的侄女。凡勃伦说，“她不是我的侄女”，一句话道破了一切。

他的妻子于1911年终于跟他离婚。他作为一个丈夫，必然是使人受不了的（他把从他“爱人”那里来的信随意放在衣袋里，使他妻子必然会看到这些信），然而，也许出于情感上的关系，倒是她希望他们之间的结合能恢复正常。但这个想法终于落空。有一次埃伦认为她已有孕，凡勃伦惊惶之余，把她送到老家。他认为他自己完全不宜于做父亲，认为根据人类学论点，男性在家庭中是不重要的。最后，离婚成了无可避免之事。埃伦在一封自我同情的长信的末尾说，“虽然在这次谈判中他应每月给我津贴25美元，但是恐怕他未必会这样做。”她说的话是对的。

他离婚的那一年，他的职务继续在转变，这次是密苏里大学。他耽搁在他的朋友——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达文波特家里，那是个孤独的、性格怪特的人。可是对凡勃伦说来，这是个多产时期。他回顾昔日在芝加哥大学看到的情况，把它总结为由高级学府转化为专搞有力的公共关系的中心和足球运动中心，在《美国的高级学识》中，他对美国的大学作出了极其辛辣的批评。当此书还在编写中时，凡勃他半真半假地说，此书的副标题应为“对彻底堕落腐化的研究”。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他把目光转向欧洲，这时战争的威胁已迫在眉睫，他描写德同时，把它好战的政府比作线虫，措辞尖刻，他说“描写绦虫与其宿主之间的关系时，是不容易用言词来加以美化的，即使要用使人信服的方式，来说明为什么出于习惯作用，它总是喜欢留在那里的原因，也是有困难的。”这本关于德意志帝国的书的命运是很不寻常的，虽然政府的宣传部门，为了战争上的目的需要加以利用，但是邮政部门鉴于书内对英美很多贬抑之词而禁止邮递。

当战争终于爆发时，他向华盛顿主动表示愿提供帮助。对他说来，爱国主义不过是原始文化的又一表征，但他本人却并不缺乏这种精神。他在华盛顿被摆弄得额来倒去，人人久闻他的大名，可是没有人需要他。最后把他安置在一个不重要的食品管理岗位上。在那里他仍按自己向来的作风办事；他提出建议，怎样可以增加农作物产量，由于他的计划须牵涉到农村方面的种种问题，实行时诸多窒碍，结果被认为“值得考虑”而搁置起来。他又建议对家仆雇用者课以重税，由此可以解放一部分人力，此议也未被接受。作为凡勃伦建议的一个典型是，他曾经说过，“一些男管家和男仆大都是体格特别健壮的一类人物，只要经过日常工作的锻炼，就可以降低其肥胖度，增加其臂力，从而成为合格的装卸工和搬运工。”

他于1918年来到纽约，为自由党杂志《标度盘》担任撰稿。他在那时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叫作《和平性质的研究》，在那篇文章里，他大言无忌地说，面对欧洲的只有两个可供选择的办法，要末使旧秩序延续下去，不断地进行残酷的战争，要末完全放弃原来的商业制度。这个方案起先还有人谈起，后来就不大流行了。凡勃伦在《标度盘》中大肆鼓吹这个说法，但这份杂志的发行量却逐渐减少。他被邀到新组成的“社会研究新学院”演讲，参与的有很多知名人士，如约翰·杜底查尔斯·A．比尔德、罗斯科·庞德（比尔德（Charles A．Beard，1850—1941年），美国艺术家；庞德（Ro。coe Pound， 1870—1964），美国教育家、法学家。——译者）等。但是，即使他的这类演讲，也变得不能投时人所好。总之，他仍是个教室中的人物，他的演讲一上来洋洋洒洒，但往往后劲不足。

对凡勃伦的舆论是毁誉交集，蔚为奇观。H．L．门肯（门肯（H．L．Mencken，1880—1956年），美国作家、评论家、——译者）写道，“凡勃伦学说光辉四射，所谓凡勃伦信奉者，凡勃伦俱乐部，对世上种种不幸事件的凡勃伦治疗法，形形色色，无所不有。在芝加哥还有所谓‘凡勃伦女子’，指的大概是已到中年、感到身世飘零的那类女子。”但就他本人而论，实在是个微不足道之辈、在那个学院的客厅里放着他的半身塑像，使他感列非常局促不安，后来终于把它移到一个比较不触目的图书馆内，方才罢休。他在处理日常生活问题中几乎一无所能，全靠几个他的忠实的、从前的学生——其中有韦斯利·米切尔和伊萨多·卢宾，他们自己也已经是很有地位的经济学家——相助为理。有一个时期，他认为已有迹象可寻，一个新世界将展开在我们面前——一个由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组成的世界，他盼望俄国革命会产生这样一个时代。但是结果使他感到失望。新学院的霍勒斯·卡伦说，‘当他所盼望的结果未能实现时，就会感到兴趣索然，意志消沉，产生一种厌世态度”

他被邀请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这个邀请来得太迟了，他当即拒绝，并说，“当我需要这个职位时，他们却不来邀我。”最后他回到加州。约瑟夫·多尔夫曼在一本权威性的传记中说，他来到西部一个小屋，认为有人非法窃据了他的土地。“他问声不响地拿起一柄斧头，有条不紊地把窗户打破，他笨手笨脚面态度认真，就像个平时懒于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被激怒之后，突然活跃起来的那副神情．”结果证明是一场误会，他在一些土产家具的围绕中定居下来，在这个环境中必然会使他回想到少年时代的光景。他穿着从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商店国购得来的粗劣的劳动服装，对天然的野生植物，即使一根芳草，也一无触动，让那些鼠动之属自由自在地在他脚边掠过，他一动不动地坐着，沉浸在不愉快的遗想之中。

回想起来，这既不是欢乐的一生，也不是个获得成就的一生。他于1914年续娶，后妻有些神经失常，认为受到迫害，以致住院治疗，他的一些友人都与他隔得很远，注意他著作的大都是些业余的外行，经济学家对这些著作大都不甚重视，至于工程师，甚至不知其名。
他现在已是70衰翁，不再从事写作。他说，“安息日这个规定真好，我决定严格遵守，决不破坏。”他的学生来看望他，感到他待人接物越来越冷淡了。他不免要受到人们的奉承，有时还收到自封为他的门徒们的来信。有一次来信问他，“您能否告诉我，当年您初次从事写作时，在芝加哥什么地方，门牌第几号？”还有一个。于读完《企业论》后写信请教他怎样谋财致富。

在 1929年发生严重萧条之前的几个月，他奄然长逝。除留下了遗嘱外，还用铅笔草成了一段未签名的训谕：“这也是我的愿望，倘使我一朝死去，勿举行任何仪式或典礼，为力求简便和迅速，可立即付之火葬，将骨灰投入大海，或投入江河，让它辗转流入海中；勿为我设置墓碑、墓志铭、或任何雕像、肖像、题词之类，勿发布任何讣闻、画像、照片或传记等物，勿刊布发给人或人给我的任何信函，也勿用复制或抄写方式进行流通或传播”。

情形总是这样，他的嘱咐没有被逐一依照执行——火葬是照办了的，骨灰也被撒入太平洋，但是用文字纪念的种种办法立即开始。

我们对这位不可思议的人物，将作何看法呢？

可以不言而喻，他是个走极端的人。例如，他在刻画有闲阶级的特性时，在这一处对它作了生动的描绘，而在那一处则竭尽讽刺的能事。当他谈到有关财富的美的准则时，巧妙地说，“绅士们的大礼帽和漆皮靴都是精光烁亮的，而磨光了的袖子也同样有一种光泽，单就其与人体外形的配合来说，前者未必比后者具有更高的真正美感”，此说未尝不言之成理，我们不妨安然接受。但他后来说，“以牛作为景色中的点缀，总不能免于枪俗和小家子气，这是这一生物在装饰用途上始终存在的缺点”，这就不免流于荒谬。倔强的门肯针对这一点进行了攻击：“这位大教授考虑这一问题时在乡村里观光过没有？假如是的话，他曾经到过有牛呆在那里的牧场吗？曾经跟在后面注意一下牛的动作吗？曾经……？”

关于凡勃伦对商人以及对有闲阶级本身特征的描绘，也可以提出类似的反对意见。他说在美国资本主义美好、平静的时代，那些金融巨子实际是靠残酷剥削致富的资本家；这个说法听起来虽不愉快，但无疑是事实。但是，他跟马克思一佯，没有看到商业风气是会变的，商业制度跟英国君主政体～样，是会使自己与广大的变动了的世界相适应的。说得更加切要些——因为这就可以更加接近于他自己的研究态度——是他没有看到，对整个生活会起到重新安排作用的机器，固然会变更企业机能的性质，但也同样会变更工人的思想进程，到那时，由于商人负有管理巨大的、不断前进中的机器的任务，而不得不越来越近似于官僚主义类型。

诚然，凡勃他那么重视机器，会使我们引起一点顾虑，作为一个思想家而这么缺乏抒情性，听起来是不怎么好受的。机器也许会导致我们的思想趋于枯燥乏味，但是在哪些方面枯燥乏味呢？查利·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并不是个愉快的、对时代适应得很好的人。一批工程师也许会把我们的社会管理得很有效，但是，能不能管理得通情达理、顺应人情是另一问题。

凡勃论确曾过问到变动的一个主要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时代赫然存在，其重要意义超过任何其他问题，奇怪的是，在他的同时代经济学家都没有看到这个问题。问题是，在20世纪历史变动中，技术和科学作为一个主要力量的涌现。无疑的是，工艺时代的开始，作为一个文化演进的转折点，其重要程度不亚于历史上发生的任何转折点，机器的逐渐引进，终于发展到与人生须臾不可离的地步，由此所完成的一次革命，可以与人类驯养动物和由穴居野处到移居城市这类过程相媲美。机器的发明，跟一切伟大发现一样，情况虽明白如昼，而事前则无法预见其演变趋势。凡勃伦在这一点上未免过于急躁，需要几个世代、甚至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过程，他却预计在几十年甚至几年之内即可成熟。然而他却看到了，机器是他的时代的经济生活方面头等重要的事实，这是他的一份功劳和光荣，单是这一光辉的启迪，就得把他在经济的哲学家中放在最突出的地位。

他还使经济学有了一副新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经过几勃伦对日常生活细节一番不客气的描写之后，要把社会描写成彬彬有礼的茶会之类的做法，将越来越感到困难。他曾经写道，“一帮阿留申群岛的土人，往来于破船残骸的泥淖中，手里拿着耙子，口里念诵着咒语，在忙着捕捉贝壳之属。然后坐下来庆祝他们的功绩，同时共同商议，在租金、工资和利息方面，如何进行公平分配”；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他对旧学派的轻蔑之意。对原始式人类斗争的传统的解决办法是，使它纳入不带斗争色彩的体制，凡勃伦对此同样予以讥嘲，他强调用一套不完全的、已经过时的先入之见来了解现代人的行为，是枉费心机。人是不能用一套微妙复杂的“经济法则”来了解的，在这个法则下，人所固有的凶暴性和创造力，都被符合经济原则这一借口所掩盖。较好的对付方法是，用一套人类学者或心理学者所使用的不那么讨人喜欢但比较基本性的词汇来进行讨论：认为人是具有坚强而无理性的倾向的生物，他的性格轻信易惑、天真无知而崇尚仪式。凡勃伦要求于经济学家的是，且把另一时代的先入之见搁开，先找出原因，为什么人类实际上的行为动作会是这样的。

他的门生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自己就是个有地位的经济研究者，对他作出了这样的总结：“托斯丹·凡勃伦抱有一种使人不安的研究精神。他就像从另一个世界来的观光者，对人们在无意之中早已习见的、日常的平凡事物，会加以仔细分析，对人所司空见惯的一些思想和事态，就好像是些外在力量所导致的奇妙产物，会在他心头引起作用，发生反应。像这样在严峻环境中的思想解放者，在社会科学界还没有见过，像这样扩大研究领域的人，也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