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卡尔·马克思于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宣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死刑，认为这个制度已经患了不治之症，虽然没有为它规定明确的时间表，但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正在作垂死的挣扎，死期已迫在眼前，它的近亲共产主义者正在留神听着，等它双眼一闭，这位近亲就要袍饬登场。甚至在《资本论》于1867年问世以前，近种在病榻边的守候即已开始，每一次病情加重，或是工业萧条的。情势加剧，看守者即奔走相告，认为最后一次革命的时刻已迫在眉睫。

但是，制度并没有死亡。诚然，马克思的运动规律已经为一系列事态所充分证明：大企业变得越来越大，一再发生的萧条和失业使社会备受折磨。但是，跟这些不吉之兆的证实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被马克思说得活灵活现的预言却未见着落——无产阶级将“日益贫困”之说却未见实现。

实际上，关于马克思的所谓贫困化的含义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也存在长期的争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如果马克思的含义仅仅是劳动阶级的更大部分将经受作为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贫困”，那他是对的。但如果他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条件将日益贫困，那他就错了。

确实，一个皇家委员会被召集起来调查1886年的大萧条，他们对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表示相当满意，这并不是阶级辩护士的庇护性的假话。生活条件更好——可以感觉到的和有意义地更好。回顾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罗伯特·基芬（Robert Giffen）写到：“我们必须考虑的是，在50年前，工人的工资只是他们现在的一半或不到现在的一半。在那个时代，他们不得不与面包价格的波动去抗争，面包价格的上涨就绝对意味着饥饿．事实上，在50年前，间发性的饥饿正是整个英国大多数工人的生活条件。”但是到目前的时代，基芬写到，虽然价格上升了，但工资提高得更快。这是第一个时代，英国工人正在挣足够的钱来保持体力和智力。这是对过去的一个悲哀的评论，但却是对未来的一个充满希望的预兆。

不但工资在上升，而且剩余价值的来源也在削弱，工作时间比前缩短得多了。例如，在费罗造船厂和纽卡斯尔化学厂，一周的总工时从61减到54小时，即使在血汗劳动制下生产的纺织厂，其定额工作也不过每周盯小时。一些工厂主在抱怨，他们的工资成本巳上升了20％以上。虽然，要取得进步是要花费代价的、但这种代价却在产生无形的效益。当情况有所改善时，1848年的那种低沉的怨声就会平息下去。一位斯塔福郡的制造商谈到他所雇用的工人的态度时作证说，“只要使他们能各得其所，他们就无意于谈论政治问题”。

甚至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得不承认这个趋向。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里哀叹说，“英国的无产阶级越不越资产阶级化，结果是，这个所有国家中最资产阶级化的国家的目的似乎是在于拥有一个资产阶级贵族和一个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以及一个资产阶级”。

显然，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死亡已迫在眼前的说法未免过于草率。当然，对一个忠诚的信徒说来，在他的意念中可以感到自慰的是，对意外的事变可勿介意，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两个世代的推况只算是个小小的插曲，所谓“不可避免说”仍然是站得住脚的，就是说，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非马克思主义的观察者说来，维多利亚时代大繁荣的意义还别有所在。世界又显得对前途充满信心，生气勃勃，对于像马克思那样持异议者的预言，似乎被看成只是一个心怀不满的无赖的胡言乱语。情况是，马克思所准备的“智力炸弹”并未爆发，几乎全无声息，结果他所遭遇的并不是一阵谩骂，而是对他的说法漠不关心。

当经济学在时而是一个哲学家，时而是一个证券经纪人，时而是一个革命者的手里时，他们所阐明的是社会在行进中的整个通道，后来的经济学已变成学者、教授的特殊领域，而他们的探究所投射出来的只是一点一线的光亮，而不像早期经济学家那样阐发出来的是灿烂的烽火。

所以会这样是有它的道理的。我们已经看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已涉身于19世纪后期进步与乐观的康庄大道上。改进的气氛弥漫空间，这就十分自然，人们会较少地注意到关于航程的性质那类徒乱人意的问题。因此，维多利亚时代的繁荣产生了一大批对经济现象的解释者，这些人所从事的是，极其详细地检查制度的活动方式，而不是对其基本成就有所怀疑，或者是，对其最终命运预示凶兆，从而徒然引起人们的烦恼。于是出现了一批新的专家，形成指导经济思想的主流。这些人的贡献有些是重要的，却不是非此不可的。在这些人，如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斯坦利·杰文斯，约翰·贝茨·克拉克以及其周围的许多专业者的心目中，在经济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什么“狼”，因此在经济理论的领域中，不需要说明什么掠夺性活动。世上布满的都是和善之辈，都是“羊”。

对于这个“羊”的性质描绘得最清楚的，莫过于一册篇幅无多，叫作《数理心理学》的书，这本书出版于1881年，刚好在马克思死前两年。写这本书的人并不是什么第一流人物，但也许是最能揭露情况的。他作为一个教授，性情有些怪特，还有些怕羞，名叫弗朗西斯·埃奇沃思，是玛丽亚·埃奇沃思的侄子，后者曾同李嘉图一道玩过一种字谜游戏。

埃奇沃思无疑是个有才华的学者。当他在牛津大学参加期终考试，需要解答一个特别难解的问题时，他问主考人“要从简答还是从详答”，然后他滔滔不绝地讲了半小时，且不时在答复中插入希腊语，使主考者听得目瞪口呆。

但是埃奇沃思之所以醉心于经济学，并不是由于他对社会发生了辩护、解释或谴责的想法，也不是由于他对未来想开辟光明的或黑暗的新的前景。这个怪人所以醉心于此道，是由于经济学是同数量打交道的，凡是同数量打交道的任何事物是可以转化为数学的！在转化过程中需要放弃早期经济学家那种充满紧张情绪的世界观，由此得到的回报是精确和严整的世界观，因此，所得是大大超过所失的。

要建立这样一个对现实的数理式反映，就得将现实世界予以简化。埃奇沃思的简化办法是假定每个人都是一台寻欢乐的机器。杰里米·边沁于19世纪初首创的一个想法是，用一个迷惑人的名称“幸福的计算者”来表示的，在他的哲学观点下，把人类想象成那么多活着的损益计算者，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地安排他的生活，使他的“心理上的加法机”的快感扩大到最大限度。埃奇沃思则对这一总的哲学思想给以数理上的精确性，从而产生一个“经济上的乐园”。

在采取这样一个观点的一切人之中，埃奇沃思似乎是一个最不适合的入选者。他自己似乎是一台可以想象得到的、构造得最差的寻欢作乐的机器。他是神经质地怕羞的，不喜欢同人一起寻欢作乐，只想离群索后，他讨厌有助于物质享受的那些东西，大多数人以拥有这些东西为乐，而他则所取甚少，他的屋里是空荡荡的，所需要的图书是取之于公共图书馆的，他甚至连陶器、文具和邮票都没有，他最大的享乐似乎是构造他想象中的经济乐园。

但是，不管埃奇沃思具有什么样的动机，他的寻欢乐机器的假设，已经结出了奇妙的智力上的果实。如果给经济学下的定义是，对每个人在竞争中可以从社会得到的那一份快乐的、那一类寻欢乐机器的研究，那就可以证明——在微分的无可辩驳的情况下——在完全竞争的社会，每台寻欢乐机器会从社会中得到最大量的快乐。

换句话说，这是个尽可能好的世界，或者说得再准确些，是个能够达到的尽可能好的世界。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并不是作为一个完全竞争的竞赛场组织起来的。人们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喜欢单顾自身利益，而不暇计及由此发生的不利后果，例如工会，是与人各为己的原则直接抵触的，同时无可否认的是，财富和地位的不平等，使这种比赛的出发点在绝对中性上有所削弱。

埃奇沃思说，这不用担心，大自然对这一点也已安排好了。工会用联合行动的办法，就短期说也许有所得，但从长远观点看，必然有所失，然而，这只是理想的社会结构中一个短暂的缺点。如果认为高贵出身和广大财富在开始时似乎要损及经济竞赛的结果的，那么，那也可以用数学心理学来求得缓和。大家都是寻欢乐的机器，而有些人，与别人相比，却是较好的寻欢乐机器。例如，以男子与女子相比，一般说来，至少在心理上比较地善于积财；又如，有些人与工人阶级老粗式的寻欢乐机器相比，由于对“技巧与才能的贵族气质”具有敏感，比较地倾向于讲究吃喝的生活。但是，数学一微积分一心理学，仍然可以很好地起作用；实际上它可以毫无疑问地证明，我们在现实世界上看到的按性别和身分地位的划分，是有它的道理的。

但数学心理学还不只是使保守主义原则合理化。埃奇沃思确信，他对人类活动的数理上的敏锐识力，会对现实世界产生有益的结果。下面是他在数理分析中使用的方程：


埃奇沃思写道，“所要考虑的是这样高度抽象的理论，要把它同实践中的政治活动联系起来，当然是显得有些荒谬的。但是每一个行动步骤，必然来源于细微曲折的思想感情和内心感觉的动机，这里把它们追溯一下，未必是不恰当的”。

“细微曲折的思想感情”，天晓得！当亚当·斯密看到，把他文章中所叙述的富有进取心的商人，贪得无厌的雇工和成倍增加的工人阶级，转化成许多类型的、了无生气的欢乐追求者，他将作何感想？事实是，亨利·西奇威克——埃奇沃思的同时代人，J．S．穆勒的信徒——曾愤怒地说，他并不是由于吃得太饱才进餐，而是由于感到饥饿才进餐。但抗议也没用；数学心理学这一规划是这样巧妙、有趣，使一切烦恼的人与人之间的倾轧都不存在，使一切社会冲突的想法都不沾边，因此其成功是可以立见分晓的。

试使政治经济学不涉及人的属性的企图，埃奇沃思并不是唯一的一个。甚至在马克思在世的时候，一个完整的数理经济学派已逐渐形成。德国有个叫J．H．冯·杜能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公式，据他说，这个公式可以产生公正的劳动工资：


约·冯·杜能说，在他墓碑上能刻上这么一句，他就感到很满足了：我们不知道工人对它是怎么想的。法国有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叫利昂·瓦尔拉，他说用数学可以推断出恰好可以出清市场的一个正确价格；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得为市场上每一个经济项目准备一个方程，这样的方程为数将盈千累万，就得有能力从这样的情况中解决问题。但是，不用为这方面的困难担心，问题是可以从理论上来解决的。曼彻斯特大学的一位名叫W．斯坦利·杰文斯的教授，写了一篇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在论文中，他把生存竞争化为“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他说，“我的经济学理论在性质上是纯数理的”，把经济生活中无法同他的规划相配合的每个方面，一概置于他注意力的中心之外。也许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计划（然而，天命不假他那样做）写一本《经济学原理》的书，重要的是他把政治经济学叫做经济学，这个说法现已成为老生常谈j但是，这类说法并非全部都是无稽之谈，虽然，它们大部分确实荒谬。经济学毕竟是与人类以及人类活动的集合体有关的，它同原子的集合体一样，也要遵守统计规律和概率法。这样，由于这些学者将他们的视角转向了均衡——一种作为谋求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的个人偶然碰撞结果的市场逐渐接近的状态，所以，这类说法也的确阐明了社会的一些趋势。瓦尔拉的方程组也可用来揭示社会系统静态时的性质。

问题是，一个“静态”的系统能否真正揭示社会宇宙的现实——尤其是基本的现实？早期的经济学家，从斯密到穆勒，自然还有马克思，在他的心中有一个顽强的信念，即就其本质而言，社会是扩张的。确实，这种扩张可能遇到障碍，可能脱离主流，或者可能进入经济低潮，然而，经济世界的中心力量是与增长不可分割的。

在这种把均衡作为该系统的最具吸引力、最富展示力之重心的思潮中，缺少的正是早期经济学家的这一基本概念。突然，资本主义不再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历史的社会列车，而被视为一个驯从的、缺乏历史感的组织方式，这一制度的驱动器——曾经激励着早期探究者的驱动器——现在被轻视了、忽视了和遗忘了。在这一新的学派中，无论资本主义经济的什么方面被光大了，但它的历史感却失落了。

这样，作为这个缺乏生气的方程式世界的对应物，地下派经济学也开始繁荣起来。这样一个地下派，即经济学异端耶说的奇异领地（原文为Limbo，系宗教用语，意指地狱的边缘，据说是基督降生前，好人和未受洗礼儿童灵魂所去之地。——译者）是一直存在着的，但是它的学说未能达到博得社会尊敬的高度。其中有一个叫伯纳德·曼德维尔的，他的“善即是恶、恶即是善”的诡辩之词，震动了18世纪。他指出，当罪率深重的富人恣意挥霍时会使穷人获得工作，而严守俭德、一毛不拔的人却不会起这样的作用，他说，私德有亏会有助于公共福利，而独善其身，也许会成为社会的负担。他在《蜜蜂的寓言》中的那种诡辩式的训诫，是18世纪所无法接受的。结果，他的书于1723年由朱德尔塞克斯大陪审团宣判为社会的害物，他本人则被抛入经济学的垃圾堆。

早期的那类气质怪僻和假充内行的人，已大都被斯密或李嘉图这样一些思想健全的思想家所排除，而现在这个地下派由于别种原因，又有了它的新成员。在经济学领域内，要把人类的行为和动作全面地提上论坛进行讨论，现在已没有多大可供发挥的余地。在故步自封的维多利亚时代，那种对社会的诊断在道义上抱怀疑态度，或企图指出激进改革之必要的人，已难以被容忍。

于是这个地下派以新的面目出现。马克思是属于这一派的，因为他的学说是使人不愉快的，其中充满的是，在一个布置得井井有条的“动物园”中决不会通行的那种举动和行为。马尔萨斯是属于这一派的，因为他的“普遍过剩”想法在算术上是荒谬的，还因为他怀疑节约的好处是同维多利亚时代崇尚节约的想法完全格格不入的。空想家是属于这一派的，因为他们说的全是废话，根本不是“经济学”。最后，凡是其学说跟院士们在教室中建立起来的（并且深信在教室外面也是这样）极高明的理论不相一致的任何人，都属于这一派。


（二）
这个地下领域，比上述比较风平浪静的那个领域要有趣得多，其中充满了怪异人物，从而迸发了许多纷坛扰攘、离奇怪诞的思想。例如，有这样一个人，他在经济思想的进展过程中差不多已被忘怀。此人叫弗雷德里克·巴师夏，是个讨人喜欢的法国人，其生卒年是1801—1850，在这个短促的一生中，甚至在他更加短促的（6年）写作生涯中，他在经济学中运用了最富于毁灭性的武器——讥嘲。他说，看一看这个疯人院式的世界。它花了莫大的气力在山底下开隧道，使两个国家有无可以相通。这以后怎么样呢？作了一番努力以促进商品交流之后，却在山的两面设立关卡，尽力设置障碍，使商品难以通过隧道！

巴师夏善于吹毛求疵，他的那个小册子《诡辩经济学》内容幽默感之浓厚是经济学中从来所没有的。举个例，当建筑巴黎—一马德里铁路问题在法国议会进行辩论时，有个叫西米奥特的，主张路线在波尔多中断一段，这样就可以使波尔多地方的搬运行李工人、一些大商店、剧院等的门警、旅馆老板、轮船上的船员等等的收入大大增加，波尔多的财富增加之后，法国也就会富裕起来。巴师夏立即抓着这一点不放。他说，说得真妙，其实何必以波尔多为限，“如果波尔多有权可以从路线中断之举获得利益，那么，为了全体的利益，翁古拉姆、波阿图、图尔、奥尔良也应享有同样权利。这么说，我们把一条节节中断的铁路，可以命名为起反作用的铁路”。

巴师夏是经济学界的一个才子，但他的个人身世是够悲惨的。他出生在巴扬，幼年即成为孤儿，更糟的是还得了肺结核，他曾在大学肄业，后来从事商业，但是他没有商业头脑。他又转向农业，但情况也同样不利；就像托尔斯泰小说中那个好心肠的伯爵一样，越是辛苦经营他的家产，事情越糟。他向往英雄行为，但是他的军事冒险带有一种堂吉河德味道：当1830年波旁家族逃出法国时，巴师夏集拢了600个青年，带领他们不顾一切地冲进了一个波旁王朝的堡垒。结果是这个堡垒毫无抵抗地投降了，邀请每个人举行了一次盛宴，可怜的巴师夏却英雄无用武之地。

他所作的一切似乎注定是要失败的。他于闲散之余转而注意到经济学，开始阅读报纸，讨论时事问题。一个要好朋友劝他，不妨将他的所见写成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于是他写一篇关于自由贸易的文章，投给巴黎的一家日报。他颇有独到见解，而且文字的风格尖锐辛辣。这个来自乡间的默默无闻的学者，从此一举成名。

M．德·莫利纳里写道，他来到巴黎，“却没有空去请教一下巴黎的帽商或成衣商，他头发长长的，戴着顶窄小的帽子，穿着件松松垮垮的大衣，手里拿着把雨伞，使人极容易把他看作个普通乡下佬，初次到城市来观光一下都市景物的。

但是这个乡村学者却有一支锋利的笔。他在巴黎报纸上看到法国的议员和部长们，为其贪图私利的政策曲加辩解时，他即以尖刻的言词进行反驳，使巴黎的读者笑得前仰后合。举个例，下院于1840年通过立法，为了保护工业，主张提高对一切外国货的进口税时，巴师夏就写了一篇出色的讽刺作品：

蜡烛、烛台、烛剪、油灯、路灯、熄灯器的制造商和油类、牛脂、树脂以及一切有关照明的生产者

呈下院议员请愿书

先生们：

……我们正在遭受到一个外来竞争者的无法忍受的损害，它在照明方面的生产，其所处地位似乎远比我们自己所处的优越。它用惊人的低价手段，完全冲垮了我们全国的市场。这个竞争者不是别的，这里所说的就是太阳。

我们恳求的是请你们通过一条法令，命令全国把所有的窗、天窗、国天窗、屋顶窗统统关闭起来，把所有设在外面和里百的窗板、门帘、窗帘都放下来，总之，把一切孔、大和裂缝都堵塞起来。

如果你们尽可能地堵塞一切自然光线的通道，从而造成对人造光线的需求，那么，我们法国制造商岂不会深受其惠？

……如果对动物脂的消费增加，就必然会有较多的牛和羊。如果植物油的消费增加，则橄榄树的种植将扩大，我们的荒地将获得充分利用，种满含有树脂的树。

请你们斟酌而行，考虑时要注意到逻辑性。你们对国外的铁、谷物、纺织品等等，既然由于其价格已相近于零而把它们屏于国门之外，对供应价格已经是零的阳光，如果不把它堵塞起来，岂非自相矛盾！

谈到对自由贸易的辩护，再没有比他（即使有些想入非非）更带劲的。巴师夏所反对的不仅仅是保护关税，此人对任何形式的经济学上的矛盾想法都加以奚落。于1848年，社会党人为了对社会有所助益，提出了对事物多考虑些个人爱好的方面，少考虑些其实用性的方面的想法，对此巴师夏在进行攻击时，使用了他在反对旧秩序时所惯用的武器。他说，“每个人的生活都得依靠国家，但是他们忘记了国家的生存也得依靠个人”。

但是，他最恨的、所特别着重的攻击目标是，在“国家利益”的借口下建立保护关税，使私底下存在的贪得之心合理化。有一种做法是，在自由经济的幌子下，为贸易设置障碍；他是多么喜欢破坏这种表面上言之成理，而实际别有用心的想法啊！当法国的执政者建议对进口呢绒提高关税以“保护”法国工人时，他对此议用巧妙的反论作了答复：

他写信给商业部长，“通过这样一条法令之后，人们就只能使用自制的小钝斧，而不允许使用以大木料制成的大斧。原来用斧只须砍100次的，到那时就得砍300次。原来只须1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到那时就得用3小时。这对劳动是多么有效的鼓励啊！因此，今后如果要有一椽可寄，就得按照我们的土法去构造，就同如果要找件衣服穿，就得按照你们的规定求得供给的情况一样”。

他的批评性意见，尽管竭尽爆笑怒骂的能事，但实际上成就无多。他到了英国，在那里会见了主张自由贸易的几个领袖，回来后在巴黎组织了一个自由贸易协会。巴师夏决不是个干练的组织者，这个协会只持续了18个月。

将近1848年，巴师夏当选为国民议会会员。对他说来，在那时似乎又发生了另一方面的危险——人们会过于注意制度不够完善的一面，因此将盲目选择社会主义来代替。他开始写一本书，题名《经济协调论》，他在书里说，世界的纷坛扰攘不过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追求私利者力量，通过市场锻炼，会起升华作用，从而有利于社会利益。但是，他的健康情况在日益恶化，受到疾病的折磨，面色苍白，不过在苟延残喘，他迁移到比萨，但病情仍不见好转。他写信给他的友人说，“谢天谢地，我还偷生人世。如果我能确信，死后遗留给我知交的不是深悲极痛，而是温和的、充满深情而有些感伤的怀念，那么，我在弥留的那一时刻，必然是不感到痛苦，而且几乎是感到高兴的。”他在自己的一生结束之前，想努力结束他所写的书。但是太迟了。他在临终时，口中哺哺若有所述，据在旁留神倾听的牧师说，是“真理，真理……”。

他在经济学家灿烂的一群中是个很渺小的人物。他不是狂热的、喜欢参加社会运动的改革者，甚至也不是个较重要的制度建设者。他的功能似乎是在于刺痛一下当时的浮夸作风。但是在他的汕笑和妙语连珠的下面，还存在着一个会使人感到不安的问题：这个制度是不是总是合理的？当公私福利互相抵触时，其间是否存在着矛盾？以私利为前提建立起来的政治结构，其作用过程却完全不是自动的，它对私利的作用过程到处在起着毒化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相信以私利为前提的自动机制吗？

在上述所谓“天堂乐土”的观念下，从来没有正视过这个问题。官方经济学对这个喜欢讥讽、喜欢开玩笑的人所提出的矛盾现象则不予注意。它只是在计量一方面的精细入微上求进展，泰然地在这个享乐主义的世界中驰骋，对巴师夏所提出的问题则置之不答。当然，数学心理学也绝不是解答“起反作用的铁路”和“小钝斧”这类难题的工具；斯坦利·杰文斯（还有埃奇沃思）是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伟大建议者，他说“说实话，关于政治学，我自己也困惑不解。”不幸的是，处于这种情况的不单是他一个。

于是，经济学的地下派继续繁荣昌盛。1879年，它在美国获得了一个新成员，这是个有胡于的、态度文雅而极其刚愎自用的人。他说，“时下教导的政治经济学糟透了，已糟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这是由于它已经退化，已经被加上了一道道束缚，其真理已受到歪曲，协调受到了忽视，它对于要说出口的话吞吞吐吐，结果对邪恶的抗议，变成了对非正义行为的赞可。”但是，这还不是事实的全部。这个持异端者坚决认为，时下的经济学不仅没有能清楚地解答摆在它面前的贫困之谜，而且事实是，如果执行了他所说的挽救办法，则展现在眼前的将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时的灿烂光辉现象将非笔墨所能形容。那将是一个有修养者所隐相传述的、诗人所歌咏的黄金时代，那将是基督教精神的至高境界，碧瓦朱亮，是福地，是天堂！”

这个新成员叫亨利·乔治。难怪他要属于地下派，看来他的早期经历，对他说来，对于他认真要维护真理的想法，必然起了不怎么合乎规范的准备作用。亨利·乔治在他的一生中什么工作都做过：冒险家、金矿勘探者、工人、海员、排字工人、新闻工作者、政府官僚和讲演者。他甚至从来没有上过大学，13岁时离开学校，到开往澳大利亚和加尔各答、载重586吨的印度号商船上当水手。当他的同时代人在学习拉丁文时，他是一个瘦削的、热情而在经济上自给的孩子，喜欢到处漫游。他从东方回来后，在他的故乡费城的一个印刷所里当临时工，到了19岁，他又乘船出行，这次是到加利福尼亚，其意图所在是黄金。

在他离开家乡以前，他为自己列了一个骨相评估表：

桃色运………………………………………………大
子孙命………………………………………………中
忠实性………………………………………………大
宜家命………………………………………………大
专注性………………………………………………小

等等，对“食物营养”，自评为“充分”，对“求知欲”评为“小”、“自尊心”，是“大”，对“乐天性”是“小”。从某些方面看，估计得还算不错；虽然，他于1858年曾事先约定要驶向维多利亚去寻觅黄金，而到了旧金山却一跃上岸，将这一行动与“谨慎性”被评为“大”这一点对照是有些不对头的。结果他是找到了矿，不过找到的不是金矿而是铁矿。于是他感到淘金只是梦想，海上生涯才是他安身立命的所在。但事实的演变并不是这样——他“专注性”的性格倾向是“小”的——他成了旧金山一个印刷所里的排字工人，后转业为一个碾米厂的过磅员，然后成为一个——用他自己的话说——“流浪汉”。又一次艰苦跋涉到金矿区，同样一无所成，当他回到旧金山时，已经陷入困境。

他遇到了安妮·福克斯，一见钟情。两个人，一个是天真无邪的17岁小姑娘，一个是留着小胡子的漂亮小伙子，一道私奔。小姑娘随身带着一大包东西，他以为可能是珍贵饰物之类，打开来一看，原来是通俗诗集和一些别的书籍。

以后几年是极度艰难的生活。亨利·乔治是个做零活的印刷工，要谋个正式工作是不容易的，即使获得了工作也收入很低。当安妮生第二个孩子时，乔治写道，“我沿街走去，决意当我碰到第一个看上去手里有些钱可给时，我就向他伸手乞讨。我碰到了一个——一个陌生人告诉他我要5块钱。他问我，作什么用的。我说，我妻在做月子，我没有东西给她吃。他给了我钱。我想，当时他如果不给的话，我是会不顾一切地杀死他的”。

现在他已26岁，开始动手写作。他在旧金山。时报》馆的排字房里弄到一个工作，有一天，他到楼上把一篇东西交给编辑诺亚·布鲁克斯看。布鲁克斯疑心这个孩子是从别处抄得来的，但是，在近几天内的别的报纸上没有发现类似的文字，于是他下楼来找他。他发现乔治是个瘦小身材的青年人，长得比较矮小，脚底下要垫上一块木板，才能够得到铅字盘。结果是，乔治成了个通讯员。

过了几年他离开了《时报》馆，加入了旧金山的。邮报。，那是一家主张社会改革的报纸。他开始写作关于日常题材以外的一些问题：中国苦力及其师徒间的立约关系、建筑铁路时对土地的侵占、当地托拉斯的阴谋诡计、等等。关于外来的移民问题，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在法国的J．S．穆勒，结果他荣幸地获得了对方很长的一封表示赞可的复信。在他新近对政治发生兴趣的期间，他还从事于新闻工作者传统的冒险行动：当海船日出号来到这个港市时，其船长和大副在一些水手之间挑拨是非，致使两个水手互相扭斗，投海而亡，他们对这件事秘而不宣，乔治和《邮报》刺探出这个秘密，把这两个高级船员送交法院审判。

这个报社出盘给人了，乔治同时也设法摆脱了一个政治上的挂名职务——煤气表检查员。他并不想享受有闲生活，实际情况是，他开始对一些大经济学家的著作发生了深切兴趣；这时他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学术权威。他需要时间从事研读和写作，并向工人阶级发表关于伟大的穆勒思想的讲演。

当加利福尼亚大学准备设立政治经济学讲座时，大家认为他是这个职位的有资格的候选人。但是，要取得这个资格，得向教职员和学生发表一次演讲，而乔治在仓促之间竟说出了这样的见解：“政治经济学的名义经常被人滥用，用以反对工人阶级要求增加工资的每一次努力”，更加使听众感到震惊的是，他接下去说，“为了研究政治经济学，不必具有专门知识、广大的图书馆或代价高的实验室，甚至也不需要课本和教师，需要的只是你们自己进行思考。”

这是他教学生涯的开始和结束。结果，为这个职位觅到了另一个比较合适的候选人，而乔治则仍然从事于研究、学习和编写小册子的旧生涯、然后，突然之间，“在大白天，在一个城市的街道上，我起了个念头，出现了一个幻想，发生了一次神的感召——你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一种万钧之力，它驱使我去写《进步与贫困》这本书，只有这样我才可以生活下去，否则我是活不了的。当我在一个深夜中写完最后一页时，室内只有我独自一个，我激动万分，猛地双膝跪下，哭得像个孩子一样。”

可想而知，这是从心底里写的一本书，是抗议和希望交织在一起的呼声。还可以想见的是，这是过度感情用事，而在专业上考虑欠周的一一部书。但是，这跟时下沉闷的课本形成了鲜明对照，这就难怪经济学的护卫者对它提出的论点不能予以认真考虑了，这部书充满的是这样风格的一些措辞：

假定有这样一个商人，头脑冷静而讲求实际，他没有理论上的知识，只懂得怎样去赚钱。向他说，“这里是个小村庄，10年之后将成为一个大城市，到那时火车将代替公共马车，电灯将代替蜡烛，到处是机器和改进措施，少数资本就可以大大增加劳动的有效力量。在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利率会有所提高吗？”

他会告诉你，“不，不会的！”

“那么，一般劳动的工资会提高吗？”

他会告诉你，“不，一般劳动工资不会有任何提高。”

“那么，在哪一方面会有所提高呢？”

“地租，也就是土地的价值。快去买一块地，保留着，不要脱手。”

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接受他的忠告，你一生就可以高枕无忧，无须再干些什么。你可以阐躺着抽抽烟，可以东逛逛，西逛逛，像个那不勒斯的流浪汉或墨西哥的麻疯病患者那样，东走西跑，你可以乘个气球上天，也可以到地下的深洞去看看。你无须做一点工作，也无须为社会增加一点财富，在10年之后，你就可以安然成为一个富翁！在这个新兴起的城市里，你可以有一个富丽堂皇的宅第，但是比起公家的建筑物来，只算是一个贫民所。


（三）
对于他热情洋溢的议论，不必细读全文，读了这一段已足窥见全豹。有些人的收入（这些收入有的是大得惊人的）并不是由于对社会作出了贡献，只是由于运气好，拥有位置适宜的土地，亨利，乔治对此现象深感义愤。

当然，李嘉图在他之前，早已看到这一切。但李嘉图至多只是认为，由于社会发展的趋势，使土地持有者发财致富，会增加资本家的不幸。可是对亨利·乔治说来，这种现象只是一个开端。地租这一不公正收入，不仅会夺去资本家的正当收益，而且会加重农民肩上的负担。然而，它的破坏作用还不止是这样，他看到，这会弓愧工业上严重事态的、他所谓的“爆发”，从而有时会使社会在根基上受到打击。

关于这个论点，他叙述得不十分清楚。主要是这样：由于经假定，地租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社会性勒索，因此就很自然地把它看成是，在损害工人和实业家的情况下，不公平地分配给地主的一项成果。至于“爆发”——嗯，乔治深信，地租必然会导致土地价值的疯狂投机（事实上在美国西海岸也确曾发生过），从而使其余部分的价格结构摇晃不定，最后也同样必然地陷于崩溃。

乔治找出了贫困的真正原因和进步的根本障碍之后，这对他说来，要建议一个补救办法，事体就很简单——征收一种巨额的税。这是对土地征收的税，为数之大，将并吞一切地租。到那时，将社会躯体＿L的这个癌症消除以后，太平盛世就有机会可以到来。这个单一的税，不仅可以免去收取一切其他赋税的必要，而且在取消地租以后，就可以“提高工资，增加资本收益，根除贫困，使愿意工作的人获得有报酬的工作，使人力有了自由发挥的余地，使文化得以进一步提高”。这是一帖（没有别的话可以形容）最后的仙丹灵药。

当我们对此说试图加以评价时，觉得这是个有些难以理解的论点。只有以救世主自居、像乔治那样的人，才会把地租和罪恶等同起来，这么说，这个说法当然是天真、幼稚的。同样情况，把工业萧条归咎于土地投机，是把微小的一个方面扩大到整个经济，是与事实全不相称的。土地投机可能会引起麻烦，可是有些国家发生严重萧条时，其土地价值根本没有发生上升情况。

对这一点不必再多说了。但是，当我们接触到问题的核心时，就不得不停下来想一想。他的因因相寻的判断固然是肤浅的、有缺点的，然而他的批评基本上是道义的，不是机械论的。乔治问，为什么要存在着地租？一个人在交换这一范畴内也许一无贡献，只是由于所有权这一无理性的事实，为什么就可以由此获得利益？一个实业家所以获得利润，可以说这是由于他的远见和足智多媒，因此认为他获得的报酬是合理的。但是另一个人，只是由于他的祖父拥有一块牧场，经过两代之后，社会认为这块地上宜于造摩天楼，他因此大发横财，他的远见和深谋远虑在哪里呢？

这是个可以引起争论的问题，可是要一下于宣告废止地租制度却不那么容易，因为地主不是社会发展中唯一被动的受益者。一个扩展中公司的股东，由于技术进步而生产有所提高的工人，由于国家日益繁荣昌盛而实际收入有所提高的消费者——所有这些都是社会发展中的受益者。作为一个其土地位置合宜的地主所享有的不当利得，在不同的形式下，也是我们大家所多多少少地享有的。这不单是一个地租的问题，而且也是一切不当利得的问题，如果这是一个严重问题的话，单是从土地所有权方面来处理是不适当的。

还有，问题并不是像亨利·乔治所看到的那样严重的。有大量地租属于小型土地所有者、农场主、住宅拥有者以及小康之家所有。即使在地租收入的～个垄断性领域内——在大城市内不动产的业务经营——也在转移和流动中。地租已经不再是像犹有古风的封建时代那样处于冻结状态，它会随着土地的买进和卖出以及经过评价和再评价、而不断地从这一手转到那一手。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美国的地租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经从1929年的6％缩小到今天的不足2％。

不管这部书的论点总的说来是否合乎逻辑，或者是，它所提出的道义上的谴责是否有充分根据，总之，这部书一出世就触动了人们的心弦，引起了巨大反响。。进步与贫困》顷刻之间成了畅销书，亨利·乔治一举成名，成了全国的知名人士。旧金山。亚尔古英雄。报刊评论者说，“我认为《进步与贫困》是半个世纪以来唯一的一部巨著”；纽约的《论坛报》认为这是“自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以后没有能与之媲美的一部书”。甚至《检查》和《记世报》也认为它是“好久以来所出版的关于政治经济学最有害的书”，这样的话正好足以抬高它的身价。

乔治到了英国，经过一次演讲旅行以后返回时，已成为国际知名人士。他被选派参加竞选纽约市长，在三角竞赛中击败了西奥多·罗斯福，以少数之差，输给了坦慕尼（坦慕尼（Tanmany），美国有实力的民主党在纽约市的一个政治组织，成立于1789年。——译者）的候选人。

单一税现在成了他信心寄托的所在。他组织了土地协会和劳动协会，忙着向这里和英国热情的听众讲演。一个朋友问他，“这样搞下去是不是意味着要弓愧战争？除非跟你打交道的都是些胆小鬼，否则你能希望夺去他们的土地而安然无事吗？”乔治说，“我看不出有开一枪、发一弹的必要。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就让它发生吧。再没有比此更神圣的战争了。是的，再没有了！”

他的朋友詹姆斯·拉塞尔·泰勒说，“在这里的是一个极其和善的人，他决不场一时的气愤而轻发一枪，但是他所坚持的真理如果不能获得认可，即使因此引起世界战争，他也在所不惜。大多数人所具有的就是这种勇气”。

不用说，作风正派的人对这一整套理论是恨之入骨的。一位天主教教士，由于参与了乔治对市长职位的竞选而受到暂被开除教籍的处分。教皇亲自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通渝。当乔治把一册精装本《进步与贫困》送给美国第一流专业经济学家弗朗西斯·A．沃克时，他不屑一顾，说“我不能讨论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方案，来冒犯我的读者。”官场是以震惊或轻蔑的态度看待他的书的，而他自己却击中了他的读者的要害。《进步与贫困》的发行量，超过了这个国家以前所有经济学书刊加起来的发行量。在英国，他的姓名已家喻户晓。不仅如此，他思想的含义——虽然，通常都是在走了样的形式下——已成为这样一些人物，如伍德罗·威尔逊、约翰·杜威、路易斯·布兰代斯（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1856—1941），美国法学家。——译者）等所接受的遗产的一部分。实际上直到今天，还有一批亨利·乔治忠诚的追随者在活跃中。

1897年，他已衰弱多病，但仍不气馁，要从事于第二次市长竟选，他完全知道，竞选运动的紧张过程，恐非他衰竭的心力所能承受得了。情形确是这样，他备遭笑骂，说他是个“掳掠者”“别人权利的攘夺者”“混乱和毁灭的热心倡导者”。他在选举前夕终于死亡，参加葬礼者数以千计。他是个笃信宗教的人，让我们祝愿他灵魂进入天堂。至于他的地位，当然属于经济学地下派，直到现在，所处的还是这个地位。他是个差不多以救世主自居的人，是有些半痴半癫的，对经济制度道德的一面，会提出扰乱人心的问题。

但是在这个地下派中还有些别的情况在发生，这些情况比亨利·乔治谴责地租，和他在梦幻中所见到的、以单一税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人世乐园要重要得多。一种新的、朝气蓬勃的精神在冲击着英国、欧洲大陆、甚至美国，表现这种精神的是这样一类口号：“盎格鲁撤克逊民族在世界的历史和文化中，生来是占优势的力量。”这种精神的传播并不限于英国，在英吉利海峡对面，维克托·雨果说，“对全人类来说，法国是必不可少的”，俄国专制主义代言人康斯坦丁·波比多诺塞夫说，俄国没有受到西方颓废思想的感染，因此使它在东方得以居于领导地位。在德国，它的皇帝正在作出解释，为什么上帝是站在他的一边的，在美国，则西奥多·罗斯福用类似的论点使他自己成为美国的代言人。

帝国主义的时代开始了，绘制地图者为了在图上标明各地区的所有者，忙着在图上改变颜色。在1870与1898年间英帝国的版图扩大了400万平方英里，人口增加了8，800万；法国在领土面积上所得也相差无几，其人口增加了4，000万；德国赢得了百万平方英里，1，600万殖民地居民；比利时猎得了90万平方英里和3，000万人民；甚于葡萄牙也加入了竞赛，得到了新土地80万平方英里，居民900万。

事实上，经过了三代就使这个世界改变了面目。更有甚者，西方对这个变化过程的看法，也有了同样惊人的改变。我们应当记得，在亚当·斯密的时代，这位苏格兰哲学家对于商人要发挥君王的作用是表示轻蔑的，他主张使美洲殖民地独立。对殖民抱有同样轻蔑态度的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父亲詹姆斯·穆勒，姐把殖民地看作“对上流阶层说来，是对不住在贫民院的贫民的大规模施舍”，甚至迪斯雷利（迪斯雷利（Disraeli，1804—1881），英国政治家，小说家，于1868及1874—1880年任首相。——译者）于1852年也公开宣称“这些倒霉的殖民地是压在我们肩上的重担”。

但是，所有这一切现在都变了。人们常说，英国于发作了一阵神不守舍的毛病时构成了一个帝国，但是随着帝国主义步伐的加快，神不守舍却被专心致志所代替。罗斯伯里勋爵说，英帝国是“世界上前所未闻的、为人民谋利益的最大的世俗力量”，这句话是很能概括他那个时代的思想感情的。马克·吐温在观看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即位六十周年举行的、借以夸耀英国殖民地之广大的盛大游行时说，“是的，对英国人来说，《圣经》上说过，‘温顺者都足有福之人，因为他们将继承这个世界’”。

对多数人民说，当时对扩充领土的努力是抱赞许态度的。在英国，它的桂冠诗人基普林的那一支流行歌曲，是道出了当时人民的心声的：

我们并不想寻仇觅恨，但是受到挑衅时一战也在所不辞，我们有船，有人，也有物资！

有些人从另一角度对上面的论调表示同意，他们所同情的是查尔斯·克罗思韦特爵士的说法，认为英国与退罗之间的症结所在是，“跟他们通商时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好处，可以为我们过剩的商品找到新市场，由于商品的销路扩大，可以使我们的工人增加就业机会。”

还有一层，在帝国建立的过程中，会为帝国建立者导致繁荣，同时使萧条委员会感到不胜欣悦的是，工人阶级从海外的血汗劳动中将获得莫大利益：侨民现在成为无产者的无产者。这就难怪帝国主义成了个受人欢迎的政策。

在这一过程中，官方经济学稳站在一旁，眼看帝国主义在发展而泰然自若，有所评述时，也只是以新殖民地对贸易可能发生的影响为限。对这个历史新现象予以集中注意的，又是经济学的地下派。面对这个世界范围的统治竞赛，他们所看到的不只是政策方面的使人激动的冲突，或者是当权人物一时的不测之威，而是跟这些完全不同的方面。

他们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的全新动向，认为帝国主义所发出的信号是，资本主义本身性质的根本变化。可是，预兆更加不祥的是，他们看到，这个新起的、毫不留情的扩张过程，是资本主义没有经历过的最危险的发展——发展的结果将导致战争。

首先提出这个警告的，是一个态度比较温和的持异端者，他自己说，“这是在英国中部中等大小的城市中中产阶级的一个中产阶层的看法。”约翰·A．霍布森是个虚弱的、矮小身材的人，经常担忧他自己的健康，他说话口吃，演讲时神经紧张。他出生于1858年，打算在牛津大学从事学说研究。就我们所知的他的个性和背景情况而言，他似乎注定是要埋头于学究生涯的。

但是两个意外因素对他的前途起了于扰作用。他读了拉斯金的作品。拉斯金是英国散文家和批评家，他对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的金钱价值准则加以嘲笑，他们鼓吹“财富就是生命！”霍布森从拉斯金那里学到了经济学是人文主义科学而不是经院科学的想法，他从枯燥的正统说教转向到令人兴奋的协作性的工人行会。这与工资和利润的那种乏味的研究相比，使人的属性具有较高的重要意义。霍布森坚决认为他的计划“跟欧几里得的命题一样确凿”。

作为一个空想家，他也许会受到尊敬，英国人是喜欢行为怪癖的人的。由于他是个持异端者，是传统道德的践踏者，他这就成了经济学界的“被遗弃者”。由于偶然的机会，使他成了一个叫作A．F．马默里的伙伴。马默里是个独立思想家，成功的商人，还是个勇猛的登山者（他于1895年在南加帕巴特峰死去）。霍布森写道，“不用说，我与他交往，跟他才爬山的兴趣毫无关系。但是，他在智力上也是个力求上进的人。”商业会发生周期性不景气，这个一直使商界感到困扰的现象，远在18世纪就发生了，马默里对它发生的起因有个想法，按照霍布森所述，一些专家们则认为他的想法的“合理性简直与试图证明地球是平坦的想法的合理性相等”。因为马默里所思考的，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认为萧条的起因在于过分的储蓄这一事实，在于使商界长期地不能分配到足够的购买力，使它能够买口它自己的产品。

霍布森起先与之力争，后来终于信服马默里的说法是对的。他们两人合写了《工业生理学》，提出了他们持异端者的见解，认为储蓄会破坏繁荣。这是官方理论所不能接受的。从亚当·斯密起所有的人经济学家，不是都强调储蓄是产生积累的原因之一吗？每一储蓄行动，难道没有使资本资金自动地有所增加，从而使更多的人们获得工作吗？如果说储蓄会造成失业，不仅是荒唐的，极其荒唐的，而且肯定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支柱之———节俭这一美德。他的这个说法使经济界感到厌恶，伦敦大学补习班的演讲打算谢绝霍布森先生出席，慈善组织团体也收回了让他发言的邀请。这位学者成了个持异端者，既是这样，就势必成为一个被社会排斥的人。

所有这些似乎与帝国主义无甚关系。但思想的发展是无定向的。霍布森受到了上流社会的排斥之后，就走上对社会施批评态度的道路由此使他的注意力转向当时政治上的一个大问题——非洲问题。


（四）
非洲问题的背景情况是既复杂又易动情感的。荷兰的殖民者于1836年在德兰士瓦地区建立了他们的独立国家。他们所选择的国土地势辽阔，阳光充足，使人精神振作，而且隐藏的财富比外表所显示者为多。1869年在那里发现了金刚钻，1885年发现了黄金。于是在数年之间，从一个牛车住宅区变成了个使人兴奋如狂的投机者的乐园。塞西尔·罗兹（塞西尔·罗兹（Ceci1 Rhodes，1853—1902），英国殖民地资本家。南非联邦行政长官。——译者）带了建筑铁路和兴办实业的计划来到了这个现场。他出于一时之间的狂热，同意对德兰士瓦展开袭击，于是英国人和荷兰人抑制已久的一腔不平之气获得了发泄机会。一场布尔战争（英国与布尔人在南非洲的战争，前后共两次，起自1880年，止于1902年。——译者）开始了。

这时霍布森已经在非洲。他把他自己叫作“神的最畏怯的生物”，他旅行到开普敦和约翰内斯堡，会见过克鲁格和斯马茨，（克鲁格（Kruger，1825—1904），南非政治家；斯马茨（Smust，1870—1950），南非联邦政治家，将军，1919—1924，1939—1948年任首相。——译者）还在突击德兰士瓦的前夕，曾与罗兹本人一同进餐。罗兹其人是个复杂的、难以理解的人物，他在非洲从事冒险活动的两年之前，一个新闻记者曾记录他的谈话：

“昨天我在伦敦东区参加失业者会议。听到了一些狂乱的说词，尽是要“面包”、“面包”的呼声。在回家的途中，我反复思考了这个问题。我所怀念的是如何为这类问题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使联合王国的4，000万居民可以避免发生一次血腥的内战。我们管理殖民地事务者，必须设法取得新土地来安顿剩余人口，为他们在厂、矿里生产的商品提供新市场，我一直在说，英帝国的问题是如何使人民吃饱肚子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他曾否把这类意见向霍布森陈述过，看来他大概是说过的，但究竟说过没有并无多大关系。因为霍布森已从非洲问题片看到，这是跟他和马默里的“经济上的左道邪说”——储蓄过剩论在极其出人意外的方式下深相配合的。

霍布森回到英国，写了关于侵略主义与非洲发生的战争问题，于1902年出版了一本书，所表达的内容是，把他对非洲的观察和他的异端见解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这本书叫《帝国主义》，是一本含有破坏性的书。它对利润制度发动了空前的、最严厉和最冷酷无情的批评。马克思所提出的最恶毒的说法是，这个制度将毁灭它自己，而霍布森的说法是它将毁灭世界。在他心目中的帝国主义进程是，资本主义为了把它自己从自取的困境中挽救出来的一个严酷的、无休无止的倾向，这个倾向必然要涉及国外贸易方面的倾轧与争夺，从而无可避免地要经常牵涉别战争的危险。对资本主义道义上的谴责是从来没有比此更严厉的。

霍布森所控告的实质是什么？

就它的严酷性和非人格性来说，它差不多是马克思主义式的（虽然霍布森对马克思主义者及其目的，并无同感）。它认为资本主义所面对的是内在的和无法解决的困难，它所以转向帝国主义，并不完全是由于掠夺土地的贪欲，而是把它作为一个使它自己在经济上的生存得以持续下去的手段。

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内在的困难——财富分配的不均匀过去很少受到注意。利润制度的作用往往会使富者越来越富，而贫者方面久已受到道义上关注的是生育问题，至于这一事实造成的经济上的后果，则是由霍布森来指出的。

他所看到的后果是极其惊人的。由于收入的不均等，造成了极其离奇的两难处境——一个自相矛盾的处境，在那里无论是富者或贫者都无法消费市场上全部的商品。贫者无法消费这些商品，是由于他们的收入过低，富者无法消费这些商品，见由于他们的收入过多！霍布森说，为了出清它自己的市场，一个经济体系必须消费掉它所生产的一切事物：每一件商品必须有个买者。如果贫者买不起除了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事物，那么，谁来买这个余下的部分呢？很明显，是富者。但是，富者尽管有钱，却缺乏消费那么多的具体吸收力——一个拥有百万元收入的人所消费的商品，在价值上必须高于一个仅有千元收入者所消耗的1，000倍。

因此，作为财富分配不均衡的一个后果是，富者不得不进行储蓄。他们所以要储蓄，不仅是由于他们中的多数，不管怎样，是愿意这样做的，而且是由于他们不能不这样做——谈到消费，他们的收入简直是太多了。

这么说，引起困难的就是这个储蓄问题。如果要使经济体系不受购买力稳步退缩的灾难性影响，就得使社会中富裕阶层的自动储蓄获得充分利用。但问题是怎样使储蓄发挥作用。权威的回答是，把它投放于越来越多的工厂和越、越多的生产，使产量和生产率不断提高。所有的大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穆勒等都同意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霍布森在这一点上看到了困难。他问，如果人民群众，由于他们的收入过低，要购买投入市场的全部商品已经发生困难，那么，作为一个精明的资本家，怎么会在已经感到商品过剩的市场投入更多的商品呢？比如说，当市场上鞋子已经多得卖不完，再把储蓄投放到另一制鞋厂，又有何利可图呢？那么，该怎么办呢？

答案是直截了当的。富人要为他们的自动储蓄找到一个出路，而又不至于因此引起国内生产过剩的麻烦，那就只能向国外投资。

这就是帝国主义发生的根源。霍布森说，“工业的管理人员，为了要为他们的过剩财富扩大流通渠道，就得寻找国外市场和把国外投资作为一个手段，借以疏通他们无法在国内利用的商品和资本”。

结果是灾难性的。把剩余财富输送到国外的，不止是一个国家。所有国家的处境都相同。因此，接着发生的是对瓜分世界的竞争。每个国家都想为它的投资者找到它所能夺取的最富裕和最有利可图的市场。于是非洲成了个巨大市场（和廉价原料的来源），在英、德、意大利、比利时之间进行分割；亚洲也成了块肥肉，日本、俄国和荷兰各尝一官。印度成了英国商品的倾销处；中国则成了日本的一个印度。

这样，布同主义就为战争铺平了道路，这不是一条平坦的路，也不仅仅是一条充满危险和灾难的路，而是一条肮脏的路，资本主义国家在这里为它们闲着的财富竞相争取新的温床。这就为流血和屠戮形成了一个无以复加的诱发因素。

不用说，这样一个涉及暴力和斗争的理论，对官方经济学家来说是不会获得同情的。据说霍布森“总是把一些别的事物牵扯在一起，把经济学弄得一团糟”，而且由于那些“别的事物”决不是与为了追求享乐而组织起来的那个世界有任何关联的，因此官方经济学把这个帝国主义理论看作是一种不礼貌的表现，提出这样理论的人的经济学，会伤害节约是社会美德这一常识观念。

这个帝国主义理论，一方面经审慎研究以后遭到拒绝，而另一方面，却被地下派的另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所热烈接受。这个“帝国主义”想法，说到底，毕竟不是霍布森一人所独创的，曾由一位叫作罗伯特斯的德日经济学家和一位德国激烈的革命论者罗莎·卢森堡提出过。但是霍布森的论述有较大的广度和深度，而对这个理论加以润饰，并使之成为马克思学术内容之一的，不是别人，正是一个叫作弗拉依米尔·伊利奇·乌里扬诺夫的背井离多者，其人后来以列宁这个名字闻名于世。

这个理论从它开始出现起逐渐有了变化。霍布森感到迷惑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数十年来，对殖民地是或多或少有些不关心的，为什么后来却劲头十足。他的帝国主义理论并不是出于武断的意见，更不是战争绝对不可避免的硬性预言。实际上他表示希望，若干互相竞争的帝国主义者对世界会共同商定一个最后解决办法，在“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基础上和平共处。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下，这个理论的音调就比较有威胁性，比较冷酷无情。帝国主义不仅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的拱门的压顶石，使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可靠增加了力量，而且使它扩大到霍布森原来的结构之外。直到同时还可用以说明近代资本主义的整个社会情况。这时出现了何等骇人的情景！

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大大地增加了世界经济的生产力，使全部世界打上了它的印记，将所有的殖民地、所有的人种、所有的人民拖入金融资本主义的剥削网中。同时，资本主义的垄断形式大大地发展了堕落和腐朽的寄生性因素……帝国主义借助于从千百万殖民地农工手中攫取的高额垄断利润，积累起大量的财富。在这一过程中，帝国主义创造了腐朽、寄生和垂死的食利国，以及只靠剪息票谋生的食利者阶层。帝国主义时代，在完成了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前提（生产资料的集中、大规模生产基础上的劳动的社会化和工人组织力量的加强）的同时，也使得列强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并引起战争，这些战争是单一世界经济崩溃的结果。所以，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它是资木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最后形态；它是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入口处。

说这番话的是布哈林，发言的场所是第三共产国际，时期是1928年。尽管作者、场合和日期不同，我们听到的见解则是列宁的。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列宁的这种资本主义互相倾轧、内部腐败和对外劫掠的想法，仍然是对我们今天所居住的世界的、正式的苏维埃解释。

帝国主义这一现象的存在是没有疑问的。熟悉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段历史的人不会不注意到，在那些无穷无尽的各国之间的猜忌、摩擦和战争的演变中，就像一条泄露真情的线索，贯穿着掠夺、领土扩张和暴戾的殖民主义活动。假使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是属于帝国主义冲突的说法已经有些过时，那么，认为这是由于帝国主义者运用手段、图谋利益引起的说法，总是无可怀疑的。

但是，征服和夺取殖民地的活动是同古埃及一样古老的。俄国对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的入侵，是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中摆明的事实，不管是不是可以用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借口，这种活动还会继续下去。帝国主义经济理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近50年检征服活动的动机，跟在此以前或在此以后征服活动的动机，是否有所不同。要知道专制国家所以要争夺权力是简单的。帝国主义理论所需要研究的是，比较地与人力无关的市场经济，会不会导致同样的最终结果。

殖民制度的辩护者认为是不会的。使斯麦于1876年说，“一切认为会归于祖国的利益大部分是幻想。英国正在放弃殖民政策，它感到这种政策的代价太大。”这个制度的其他辩护者都附和这种说法，认为殖民地“得不偿失”，认为大国不是乐于开拓殖民地，而是由于对世界负有教化使命，不得已而为之的，认为得到好处的，主要是殖民地而不是它的宗主国，等等。

但是，这些话未免有些不得要领。不错，有些殖民地是没有什么利益可沾的；1865年英国下院委员会确曾建议过，除了非洲西海岸一个地区外，放弃一切占有的土地，原因是这些地区无利可图。但是，就全部殖民地来说也许没有产生利益，就某些殖民地来说，却是非常有利的：例如，锡兰的茶叶种植场，半年间可以使所投资本获利50％。就整个工业说也许没有从国外市场获得收益，就某些重要工业说，如果没有国外市场，就简直难以存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英国棉织业依赖于印度市场。对整个英国而言，对外投资肯定为国内储蓄提供了有利可图的形式：1870至1914年间，英国储蓄的一半是投向国外，而从对外投资得到的红利和利息占到了英国国民收入的10％。

可以肯定，与纯粹经济动机混合在一起的，还有很多其他帝国主义动机，而帝国主义的那些补偿性经济效果。也不是像J．A．霍布森所说的那样简单的。总的说来，欧洲力量之所以阑入非洲和亚洲，如果认为其中不含有一些经济利益的味道，就很难作出解释。例如，就荷兰的情形说，爪哇和苏门答腊巨大的植物园经济，为它的资本提供了一个极关重要的有利的投资机会；就马来亚的情形说，其地非常宝贵而价格低廉的原料，为约翰牛提供了有利的国际垄断机会；就中东的情形说，所提供的是石油和船舶通过苏伊士运河时战略上的控制。 1885年法国一位部长说，“我们工业所缺乏、而它们感到更加缺乏的是市场”；1926年德国国家银行行长沙赫特说，“对原料的争夺，在世界政治活动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比战前起着更大的作用。对德国说来，唯一懈决办法是取得殖民地。”不同的国家也许有不同的动机，但其共有的特性是争取经济上的利益。

这是否意味着帝国主义的确是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答案决不是那样简单。自然资本主义从其早期开始就一直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制度，它的驱动力一直是努力进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于是从最初，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公司已在寻找海外领地，既为了市场也为了廉价的原料来源；同样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通常是在支持这些私人企业从事这类海外冒险活动。

这样的帝国主义景观似乎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们需要从不同于霍布森和列宁的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这一扩张过程：这种驱动力似乎不是国内无法利用的储蓄的累积，从而要求海外投资。相反，这一内层的推进机制似乎是经济组织的资本主义形式替代其它组织形式、并在非资本主义地区建立自身的非凡能力。正是这些技术本源、效率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力学使得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不可阻挡。
于是，我们今天倾向于把帝国主义的过程视为资本的国际化，这一过程开始于资本主义尚未完全形成之前，现在尚在进行中。然而，这里重要的是区分不同时代的国际化。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种类型的帝国主义，不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移植到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还包括赤裸裸的政治干预、残酷的剥削、军事控制和对贫穷国家利益的普遍歧视。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在印度投资的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大都在于英国的投资不是基于印度的需要，而是建立在并受制于英国的需要。在刚果（比）和荷属印度，这种情况更加严重。

这种帝国主义老式作为的一部分仍然存在。当然，它的外向的表现已发生了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般地宣告了那种老式的经济霸权发号施令的殖民主义关系的终结。战前，那里只有苟安的殖民地，战后，这里却涌现出独立的国度。虽然这些国家的大多数过去是（现在仍是）贫穷和软弱的，然而它们的民族阶层已经使欧洲国家不能像这一世纪前五十年所通行的那样进行一种傲慢的控制。

对美国来说，则略有不同。战后，美国对一系列的不发达国家——古巴、越南以及另一种事例上的尼加拉瓜——采取了武力行动，所以，美国获得了世界上主要帝国主义力量这一令人讨厌的名头。但是，促动我们的帝国主义冒险家们的动机却不同于将海军陆战队送上香蕉共和国(泛指热带地区的小国家，尤其指西半球那些仰仗水果出口、旅游业的小国。——译者)和在19世纪将军舰开进中国的动机。在这里不是我们一直在保护的美国财产在起作用，而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英国颇为相同，我们的政府感到了一股巨大的革命力量——世界性的共产主义力量的威胁。可能成为新的目标的似乎是第三世界中那些脆弱和动荡的国家，结果，我们几乎把这些国家中每种社会主义趋势都当作进入由外国控制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楔子而予以反对，而把这些国家中的反动政府作为反对共产主义同一战争中的盟友而予以援助。


（五）
这种出于防卫、而导向侵略的政策何日终结，尚待观察。也许，美国能够通过对不发达世界出现的社会主义政府诉诸经济或军事上的压迫来维持资本主义世界的安全。或许，这一政策将因我们自己的失落和非道德化（demoralization）而终结。然而，不管结局如何，这种形式的帝国主义对于保护一个庞大的王国免受外部的干扰方面——这是一个像中国或罗马那样古老的问题，比之直接支持商业企业要好得多，虽然后者是上一个世纪帝国信仰的赤裸裸动机。这是一个外部控制的直接政治形式，而非间接的经济形式。

同时，帝国主义面目的变化还有第二方面。这一方面毫无疑问是经济上的。这就是跨国公司引人注目的大量涌现，跨国公司是资本从国内流向海外的主要形式。

跨国公司是诸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通用汽车公司和荷兰皇家壳牌公司之类的巨大公司，它的制造和加工过程配置在许多国家。
跨国公司给资本的国际化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变化。首先，它改变了资本的地理流向。在古典帝国主义时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资本主义扩张的动机主要是获取原料或为它们的基本产品—一如棉制品——占领市场，跨国公司已从这些基本商品转向它们占有领先地位的高技术产品，如计算机和药品。其结果是资本海外配置的重大转移。在1897年美国海外投资的近一半是投在种植业、铁路和矿业。而今天，这一比例不足1／5，大部分是投资在制造业；并且 3／4的资本是流向欧洲、加拿大和其它发达国家。同样，法国、日本以及西德的国际投资的大部分是流向发达世界（包括美国），而不是地球上过去的殖民地。

跨国公司发展的第二方面的经济结果是它们将高技术与廉价的和非熟练劳动结合起来的惊人能力。现代经济生活所需要的异常复杂的机器，如计算机部件和电视组装件，能够在香港、南朝鲜和泰国生产，操纵那些科学的机器的则是刚刚脱离土地的男女。从帝国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一结局是使人困惑的。将全部生产过程移到昨天尚是农村经济之地区的能力，已成功地导向这种能够出口资本主义制度的史无前例的程度。如同我们在开篇中所经历的伟大的经济革命期间，生产要素是从前资本主义地区涌现的一样，在我们今天，一个新的经济革命正在把市场经济导入世界经济中过去是消极而非积极力量的地区。在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帝国主义是海外资本主义具有生命力的巨大力量。

同时，新帝国主义已大大地加剧了它发达的祖国里这一制度的竞争。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样一种结局的出现，即我们已论述过的每一个国家的市场都已联通，而且还因为设立在不发达地区的跨四公司的工业“前哨阵地”能将廉价的商品“炮弹”打回本国。由于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对此深有了解，所以，香港或台湾制造的彩电，或南朝鲜制造或墨西哥总装的汽车能非常容易地以低于加利福尼亚或中西部地区制造的同样产品的价格销售。

由于（跨国公司）发展迅速，以致不能预见到这种国际化和竞争加速的结果。但下面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我们将沿着一个全球经济的方向前进，在这个全球经济中，新的交叉世界的企业很难与旧的民族疆界和特权共处。以我们对帝国主义问题的考察而言，这一结局是冷酷的，即其起源与消除资本的压力相联系的运动，以其自身更大的衰竭而告终。

约翰·霍布森死于1940年，伦敦《泰晤士报》审慎地公布了他的讣告，一方面赞扬了他有先见之明，另一方面则表示他的想法没有残得普遍重视。

他确是没有获得普遍重视。维多利亚时代最有名望的一位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就跟霍布森完全不同。马歇尔是受到尊敬的、走中间道路的和得到认可的；而霍布森是个直观论者，是急进的，因此可以说是没有得到认可的。我们走过了地下派一段幽暗的地区以后，在结束这段路途时，重新回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光天化日是颇为适当的。在那个光天化日之下工作的经济学家，也许没有看到比较喜欢冒险的那些人所揭露的令人不安的景象，但是他们做了一件那些异端者所没有做的事，他们向他们的世界——甚至我们的世界讲授了“经济学”。

只要看一看马歇尔的肖像，就可以看出他是个教师的形象——一白胡子，一双慈祥而奕奕有神的眼睛，满头如丝的银发。当他于1924年故世，英国第一流经济学家为了纪念他、向他表示敬意时，其中之一， C． R．费伊教授，对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作了如下的栩栩如生的描写：

庇古关照我，关于联谊会学术演讲事，你应当去看望他，作一联系。因此，我在一天下午将近黄昏时，特地到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区。他从百个小过道走出来，向我说“请进来，请进来”，于是我同他一道上做经过一番寒暄之后他问我，“您此来还有什么贵干？”我说“没有什么。”他这就拿出一本小小的黑布面的书，一面说，“嗯，那么您听好。”他事前关照我，如果听到一个我喜欢的题目，就举手示意，接着他读出了一行标题。我感到有些局促不安，想打断他的朗诵，但是马歇尔不理会，继续读下去。读到第二页的大致一半时出现的一个标题是“最近德国的金融危机”。我曾在格里弗斯瓦尔德度过一个夏天，所以我示意对此是熟悉的。“看来讨论这个问题不中您的意”，他说。我保持静默约5分钟，后来我听到一个词“阿根廷”，我又作声请他停一停。我的唯一理由是，我有两个叔父在那里做过生意。“您自己在那里待过吗？”他问。我回答说“起有”，于是他又接着读下去。数分钟后他停下来问我，“您没有发现一个您合意的题目吗？”我说，“我说不上来。”他说，“别人也都是这样，但这是我使用的方法。那么您喜欢的是什么？”我气吁吁地说，“德国劳工与英国劳工的比较。”于是（因为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他拿出一只有电钮的小提灯，在书架上东寻西觅，取出了用德文和用英文写的一共约30本书。他说，“现在我要让您自己全体会一下，您看过后不妨把您抽的烟放一放，喝上一杯茶，养养神”。

非洲的冲突曾经激动霍布森的心情，兴高采烈的美国投机活动，曾为亨利·乔治的思想提供策源地，但这些都是很久的事了。马歇尔跟他同时代的埃奇沃思一样，是大学中磨炼出来的杰出产物。他虽然曾航行到美国，甚至穿过美国到旧金山，但是他的生活，他的观点——无可避免地也就是他的经济学却带有静穆和风雅的剑桥风味。

那么，他所教导的究竟是什么呢？如果可用一个词来总结马歇尔的基本思想的话，那就是我们曾用其作为维多利亚经济学特征的概念——平衡。他与巴师夏不同，后者由于对经济学上的诡辩，把话头拉扯到不合理的程度；他与亨利·乔治不同，后者看到了经济封锁后面的不公平；他与霍布森不同，后者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与人力无关的作用的背后，寻找毁灭性的趋势，而马歇尔所注意的，主要是经济社会自动调节和自动纠正的性质。正同他最得意的门生J．M．凯恩斯后来所说的那样，“他创造了整个哥白尼宇宙，在这个宇宙中，所有经济的因素，通过互相抵消和互相影响，都处于它应处的地位”。

所有这些当然都是以前有过的教导。亚当·斯密、李嘉图、穆勒都把市场制度说成是，在极其复杂、极其有效的情况下的反馈作用过程。然而，在全面的观察和细节的深入探讨这两者之间，还有许多未经探索的领域和有待澄清的讲解。即使就马歇尔所继承的市场平衡论来说，其间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还很多、很多，远远不是已告结束。这里即使关于某些基本问题，也还有些微妙的部分有待阐明，例如，一件商品的价格所反映的，是否真正是它的生产成本，或者是，一件商品所产生的，是不是在最高程度上的满意。钻石的价格是否过高，换句话说，是不是由于它的难以寻觅，还是由于人们喜欢戴它？这类问题，也许除经济学家外，别人是不关心的；然而，只要这类问题没有搞清楚，就很难想象，经济学所要研究的许多问题会获得彻底解决。

马歇尔所致力的，就是经济理论中这些含糊的问题。在他著名的《经济学原理》中进行分析时，他把精确的数理头脑和那种从容不迫而带些散漫的风格结合在一起，其间充满了朴素的示例，从而使他的分析非常明晰易懂。他把那些困难的、经过推理来证明的部分，都有意地放在脚注里（结果使得凯恩斯带些不恭的语气说，任何经济学家对他的书的较好的阅读方法是，摆脱常规，专读书中的脚注，正文可以略去不顾），因此，即使是个做生意的人，也可以理解这种经济学。不管怎么样，这部书却获得了巨大成就；它最初发表于1890年，直到今天，对渴望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学员来说，仍然是必要的精神食粮。

马歇尔对经济学概念上的争执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究竟是什么？主要贡献——他自己也多次提到过——是对于在平衡过程的演进中，坚持时间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的重要性。

马歇尔指出，就“平衡”说，它的基本意义是随着经济的调节过程是发生在短时期还是长时期而不同的。就短期说，当买方和卖方在市场上碰在一起时，在这个议价过程中基本上所涉及的是一个相当固定的商品量——以钻石为例，是商人在他的小提箱里所带的那么一些钻石。然而就长期说，钻石的量就不是固定的。如果需求方面有保证，就会增辟新矿，如果供给过剩，就会放弃旧矿。因此，就极短促时期说，在市场上发挥比较直接的影响的，是对钻石在心理上的效用，也就是对它的需求；但是就长期说，经常的供给流量会受到消费者需要的调节，这时生产成本就占了上风，当然，不论是成本或效用，在决定价格时不会永远互相脱离，用马歇尔自己的话说，需求和供给，就像“一把剪子的两个刀锋”，要问控制价格的究竟是供给还是需求，就同要研究一下，使一把剪刀起剪裁作用的是剪刀的这一刀锋还是那一刀锋一样，是一无意义的。但是，当两个刀锋在剪裁中都起作用时，假定说，其中一个是主动的刀锋，另一个是被动的刀锋，那么，在某一市场发生短期间的剪裁作用时，主动的就是效用一需求刀锋，当剪裁延伸到长期时，产量的规模和生产的方式就会发生变动，这时主动的就是成本一供给刀锋。

这同马歇尔用他剖析入微的头脑来论述的每个题材一样，所体现的是有启发性的敏锐识力。然而，从《经济学原理。散发出来的还不止是理论上的光辉。如果认为马歇尔在“官方”经济学方面是个最杰出的智者，那么，他在这方面也是个最富有同情心的智者。他在前往伦敦贫民窟的路途中，对于所看到的那些辛劳的、无告的贫民是真心关怀的，认为经济学应当是改善社会生活的工具，他的这种。情绪和想法始终贯穿在他的全书中。他认为经济学是“发现真理的发动机”，当他指导这个发动机时，所要使它发现的那个真理是关于贫穷的起因及其疗法的真理。

凭他的才华和心志上的健全，似乎在经济思想史上稳可以占得一一席重要地位，为什么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呢？有些讽刺意味的是，答案就在于他的分析内容之中，是他对经济分析作出的最重要贡献——时间这一因素。对马歇尔说来，这个时间是抽象的，是可以随起随灭的数理曲线和理论试验中的时间，而不是什么事都可实际发生的时间。就是说．这不是不可逆流的历史上的时间——首先不是马歇尔在他自己生活中的那个历史时间。不妨想一想马歇尔在世时所看到的那些——俄国猛烈的反资本主义革命，涉及全世界的战争，初次听到的反殖民主义的怨声。想一想那时就要发生的是什么——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许多地区奄奄不振，对政体的概念发生了世界范围的改变，美国发生了震撼世界的萧条。然而对于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动，无论是马歇尔本人还是他的同道们，即。河所知，也所知甚少。“自然界没有飞跃”是《经济学原理》1920年末一版和1890年初版扉页上的警句。历史也许会出现突然的飞跃，经济学也许与历史会发生难以分割的关系，书中的长期观点和短期观点，也许会含有与“社会时钟”无情的滴答声完全不同的“时间”概念——所有这些都是与马歇尔作为他经济研究中心的平衡观念全然无关的。但是，他是个忠实不欺、信心诚笃的人，他所说的话是无可责难的。困难在于，他所说的那一切都没有说到头。

假使不是为了下述的一点，则事后追想起来，这一切都是可以既往不咎的。当马歇尔和他的同道们在仔细琢磨微妙的平衡的作用过程时，有少数几个非正统的持异议者，坚决认为这不是平衡，而是变动——猛烈的变动——是现实世界的特征，是经济学要研究的主题。在他们看来，战争、革命、萧条以及社会的紧张状态，才是经济学要加以详尽研究的基本问题，而不是平衡和课本中所谈的稳定社会的那种美好的调节。但是，当这些持异端者和一些非专业人员向维多利亚时代的学术界“官方”指出这种情况时，后者认为这是横生枝节，受到了嫌憎，把前者的告诫搁置一旁，对他们所提出的挽救办法也不屑一顾。

官方世界的自满心情，所造成的不仅仅是一些对当代的使人抱憾的议论，它还造成在智力上最严重的悲剧。假使当时的学术界是注意到这里所谓的地下派的，假使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是具有霍布森或埃奇沃思那种使人不安的观点的，是具有亨利·乔治的那种社会冤屈感的，那么，当20世纪的一场大灾难爆发时，世界就不会在完全手足无措的情况下面对这一社会改变。现在回想起来，它给我们的教训是，不管对什么异端耶说的思想，是不能漠然置之不理的，尤其是对那些观点比较保守（就“保守”这个被误用的词的最好的意义说）的人来说，更加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