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悼念弗里德曼惊悉当代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旗帜弗里德曼教授2006年11月16日在美国逝世。我把我2004年9月阅读弗老的传记《两个幸运的人》时写下的文章重新拣起，但改换了题目，以志悼念。

 经济学是这样成为经验科学的：幸运的何止两个人？

张军

上周，我为研究生开设的《高级微观经济学》如期开始。我总是为准备第一堂课的内容花去比较多的精力，而且每年如此。我的经验是，在第一堂课上，你不能立刻进入书本的内容，更不能闲扯开来，让学生们觉得一开头就浪费了时间。你需要一点表现，又不能费话太多。总而言之，要真正上好一门课，你需要精心设计和充分准备，而在课堂现场也要时时刻刻注意学生的表情变化。对自己这样的要求最终还是会赢得学生们的热情和耐心的。有了这样的设计和构思，这些年来，不仅面对研究生，而且面对那些支付高额学费的EMBA的老总们，我都能始终保持乐观和自信。

与以往不同，这一次，我的开场白从“比较静态学”的含义转入。念过初级微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效率”在经济学上是作为约束极值被“解出来”的，因此，经济学上关于最优化的全部命题不过是一个关于效率的规范表述，或者说干脆就是一个“价值”而不是一个关于人类行为的解释性的理论。为当代经济学公理化做出划时代贡献的著名数学家德布鲁的书不就叫做《价值论》吗？但问题是，建立在这个价值体系之上的经济学在今天却是经验科学的一部分。我想选择在第一堂课中说明这个与科学研究的题目有关的问题。

科学的问题总是让人着迷。阅读关于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著作是20年前我读大学时候的喜好。现在想来，那个时候读的不少，懂的可能并不多。现在读的少了，但懂了更多。我猜这可能是一个人获得知识增长的一个生物规律吧。与过去不同了，过去看的书总是有个信息上的边界无法超越，而今天能不自觉地将那些书的边界接起来，享受更多。开学前一周，我忙里偷闲阅读的弗里德曼夫妇的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中信出版社2004年1月版）就为我心中那些关于经济学的“科学问题”增添了许多更具体的知识纽点。尤其是，《两个幸运的人》提到的50年前的一些与经济学今天的这个研究范式的定型过程有关的历史片段，给我上周的第一堂课平添了许多光彩。

我们在经济学的课堂上只管讲授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成就，但教科书上却很少涉及那些关于经济学发展的重要阶段的历史故事。经济学的今天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济学那个样子，就是今天的主流，尽管有些人并不喜欢这个叫法。毫无疑问，很多人为成为今天主流的经济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这个行列里，没有人能否认，弗里德曼在1947 年完成并在1953年作为《实证经济学论文集》的前言在芝加哥大学首次问世的著名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有多么大。这篇论文以及由它引起的持久的讨论改变着后人对经济学的50年前弗里德曼这篇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大胆观点对新生代的经济学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力。而且事实证明，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前言”成为弗里德曼的作品中被引用最为广泛和影响最大的论文。

在弗里德曼的回忆录中，他对自己半个世纪前的这篇论文确实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他说：“这是我为《实证经济学论文集》写的长篇前言，我怀疑我所写的文章与专著中再也找不出比这一篇更重要的了，尽管这篇前言在文集中只是附属内容。它引起的争论在历经40年后仍未显示出平息的迹象。正如丹尼尔. 哈蒙德在文章中所说：‘指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文章．．．．．．是经典之作．．．．．．是一种毫无新意的提法。这篇文章自1953年发表以来就一直对许多人影响巨大．．．．．．几代研究生（多数人也由此）懂得了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意味着什么。哲学家和方法论学者将它视为弗里德曼将科学哲学引入经济学的标志，或者是‘芝加哥学派’形成的标志。’”

弗里德曼回忆道，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写作期间，正值人们对边际分析产生怀疑的时候，“因为对商人所做的访谈或问卷调查研究表明：这些商人‘在做决策时实际上并没有参考图表、曲线、多变量函数所显示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这让我想到张五常先生在著作《科学说需求》中提到的另一个“愚蠢的”故事：一个叫的莱斯特的经济学者在1946年询遍波士顿的私人运输公司，试图想知道那些公司的雇主们是否知道他们支付给那些驾驶员的工资等于了驾驶员们在边际上的“贡献”。既然这些雇主们不知“边际贡献“为何物，经济学的工资决定理论就被认为是“大错特错”了。无疑，对实证科学的方法论缺乏基本的知识是导致这种愚蠢结果的主要原因。

今天，我们终于懂得了，利润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以及由这些假设建立起来的均衡条件本身还不是解释性的理论。比如说，根据静态的最大化的均衡理论（“微观经济学”中提供的），我们说只有在企业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企业的状况才最好，但这其实仅仅是一个价值判断而不是对企业选择行为的解释。而要将这个关于“效率”的静态的、规范的均衡理论转变成解释性理论，我们需要从这个“价值论”中发展出可反驳和可检验的命题来。这个工作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比较静态学”。这个“比较静态学”使经济学变成了实证的科学，或者说经济学成了经验科学。当我们说经验科学的时候，其含义包含两个基本的性质，第一，经济学的理论是有可反驳的命题构成的，第二，它的这些命题是可以用事实来验证的。

在解释人的行为方面，经济学的研究把那些不可观测到的变量处理为假设条件或者常量，而将可观察到的变量作为约束变量或者解释性变量。这样一来，就可以简单地将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定义为“寻求基于可观察到的约束条件的变化而引起人类行为变化的可辩驳的解释”。这是Silberberg 和Suen在他们的教科书《经济学的结构》中给出的定义，我“喜欢”这个清晰而简单的定义。这个定义几乎将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分类区分了开来。

但是，需要我格外强调的一点是（对学生来说，这一点提醒特别重要），由于假设的原因或在很多影响人们行为的变量方面缺乏足够的经验信息，经济学对其可反驳命题的检验或测试仅是“边际”意义上的，也就是说，经济学很少能够直接去检验或测试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整体函数关系，只能检验被解释变量针对解释变量的变化而发生的变化方向。所以，在比较静态分析中，我们要做的往往就是测定导数（即变化率）的“符号”。这就是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在解释人类选择行为方面又被称为“边际主义范式”（paradigm）的基本原因。

还是让我举一个企业生产的例子来说明经济学的这个经验性质吧。我们都知道，追求利润最大化是经济学对企业的根本假设，而且在微观经济学的价值体系里给出了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严格条件，那就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但是，在经验上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一个企业是否真的实现了利润最大化，这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企业的“成本函数”和“生产函数”的确切形式。不仅如此，甚至企业家也无法告诉自己是否符合了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因为企业家，包括企业的财务专家不可能知道“边际成本”是否正好等于了“边际收益”。不知道企业生产函数或成本函数的确切形式意味着我们在经验上不可能直接去测定和检验关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和命题，但经济学却可以从假设的函数中推论出可反驳的命题来（这就是比较静态分析的含义），并可以利用可观察的数量来测定数量的变化模式，或者说测定边际数量的关系。例如，我们可以在利润最大化的模型中加入税率参数，然后可以在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逻辑地得到企业的生产数量对税率参数的变化所做出的变化方向，从而获得一个在“边际上”可检验的命题，而且这个数量变化的关系通常是可以用观测到的数据来检验的。

今天，比较静态学或者“边际主义”的这个范式得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成为“主流经济学”（严格地说是“芝加哥学派”）的基本范式，但在半个世纪以前，能这样看待经济学的人还是极少数的，而且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这样的话语极易引起批评与争论。显然，今天的局面是由人们看待科学的思想的进步造就的。

对自然科学的认识论或方法论有系统的和创造性研究的，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波普尔撰写的德文著作《研究的逻辑》。这本书出版于1934年，但是其英文版到1959年方以《科学发现的逻辑》在西方问世。不用说，弗里德曼对经济学的实证方法论的创造性认识与波普尔对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观点“不谋而合”，只是，对经济学来说，是统计学而不是实验成了实证科学的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张五常先生曾经对我说，弗里德曼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是统计学方面的。弗里德曼是一位统计天才。而弗里德曼自己也承认，关于实证方法论的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他开始对统计学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个时候，由于实证方法论思想的影响，统计学的哲学基础也在发生着“革命”：统计学不是去发现真理，而是去帮助解决人们之间的分歧，这与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说实证经济学的使命是要解决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是惊人的相似。这样一个说法在弗里德曼1957年出版的《消费函数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弗里德曼自己在《两个幸运的人》中提到，《消费函数理论》不是他最有影响的书，但却是对纯科学研究做出最大贡献的书，因为这本书最忠实地遵循了他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提出的范式并且成为了实证经济学的经典框架。

从哲学意义上说，是实证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边际主义范式将经济学变成了经验的科学。在这个范畴里，不仅统计学和计量方法成为经济学家家族的成员，而且解释性理论的构造工作变成了一项充满灵性的活动。作为经验科学的经济学，它无疑需要智慧、理性与情感。也许没有比弗里德曼更能体验这个含义了。他在半个世纪前写下的下面这段话语至今依然让人回味无穷。他说：“人们要想在实证经济学方面取得进步，不仅需要对现有假说进行验证和完善，而且需要不断地建构新假说。对于这个问题，人们还没有得出最终结论。构造假说是一项需要灵感、直觉与创新的创造性活动，其实质就是要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材料中发现新意。这个过程必须在心理学范畴中进行讨论，而不是在逻辑学范畴中进行讨论；必须研究自传和传记，而不是研究专著；必须由公理和实例推动，而不是由推论或定理促进。”

而对于这段话，弗里德曼的夫人罗斯的评价更是精彩：“在我看来，这段话无意之中带有自传性质，因为它概括地描述了我丈夫的个性，正是这一点使他对经济学做出开创性的贡献，并对其学生造成极大影响。”

 2004年9月20日

2006年11月19日重新发表
 

他是还会站在那里的——悼佛利民
 
2006-11-20　11:04:21
（管理员按：文中的“佛利民”就是张五常首创的、成为香港通用译法的“弗里德曼”）
没有谁不希望他长生不老；没有谁不知道哀伤的一天会来临。凌晨五时电话铃响，我感受不好。是自己太太的声音，更不对头。「什么事？」「米尔顿去世了。」静寂了好一阵，太太说：「你的朋友都要知道你怎样想。」早一天她飞到上海去办点事。

消息来得有点突然。两星期前我们还跟米尔顿通信，他还是那样清晰。五年多前在他三藩市的家相聚，我说他的智力还高人几级。他说：「史提芬，不要说言不由衷的话，教了你那么多次还不记得。你不可能不知道我当年是怎样的。」我当然知道。认识佛老时他五十出头，行雷闪电，如神似鬼。二十多年后带他畅游神州，相聚了两个星期，感受上他的思想依然不凡，但没有把我吓得要命，不知是我有了长进，还是他缓慢了下来。当时他七十六岁，做过两次心脏大手术，对我说：「史提芬呀，思想是脑子运动，跟任何运动一样，几天不思考脑子会退化。」佛老乐天知命，但岁月无情，五年前的他，与四十年前的神鬼说不可同日而语。

我不想在这里说佛老在货币理论上的贡献，或比较重要的在价格理论上的贡献，或更上一层楼，说他对人类自由作出的贡献。众所周知的事不谈算了。外人不知，但今天行内还活着的古人，都知道佛老曾经是二十世纪的一个统计学天才，也不用多说。说长少之交，说教导之恩，说一点温馨的回忆吧。

我结婚是由他老人家穿上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袍主持婚礼的。他的太太萝丝代表着我卧病在床的母亲。婚礼天下独有，历史没有出现过。请柬由张滔设计。这个鬼才拿着莫扎特歌剧《费加罗婚礼》当年的广告，照办煮碗，男女主角改了名字，而导演变为佛利民。艾智仁收到请柬后，给我电话，夸夸其谈，说整个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经济系，只有他一个是天才，解通了那广告是结婚请柬。

婚礼在我亲自设计建造的园林中举行。你道佛老说什么？他说：「今天的婚礼史无前例。结婚的一个是佛教徒，一个是基督徒，而我是犹太人。我说你们结婚就结婚！」亲吻我的太太后，转向我说：「你吗？我不吻！」这是佛利民，言出由衷。

去年我七十生日，广州周燕提到我教她在学术上不能说半句假话时，声色俱厉，使她有点怕，而长沙朱锡庆则说因为我永远不说假话，使他有恐惧感。是佛利民对我的影响，希望会在中国传开去。衷心话不容易说。形势所逼，灵魂之价要下降时，我会想到佛利民，于是把心一横，哪管给人家杀了，说自己相信的。佛老比我高明，他笑口常开，要杀你时先说：「对不起，我恳求不同意……」我可没有这种礼貌与耐性，会说：「蠢到死！」也是言出由衷，但众人皆欲杀矣。
十七日清晨太太打电话给萝丝问候。我却要拨好几次，接通已是我们的中午时间了。萝丝很安详，九十多岁，记忆好，说话清晰，彷佛是四十年前我认识的她。跟她谈了一阵佛老对中国的贡献，对她说中国的市场比美国的还要自由。她高兴，说中国的经济奇迹她听到很多。

佛老谢世，整个地球给我有轻微地震的感受。美国的媒体不断广播，加拿大的姊姊来电话，说那里也播个不停。一位同学把我写过佛老的十多篇文章放到网上去，扩散开来，中国青年的反响感人，一些说要学佛老做人，一些要把他的思想发展下去。

我们不容易想象一个比佛利民更伟大的人生。生于一九一二，他度过的日子是人类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大时代。科技猛进，战争无数，什么主义都出现过。上苍有眼，看中了一个长得不高的人，把所有应付这些大争议需要的天赋都给了他。他于是站起来，寸步不移地为人类的生活与自由辩护，到死为止。

二十世纪的主义之争，不是因为佛利民的存在而起，但却因为他的存在而消散了。他站在那里没有谁不知道，我想，既然大家知道，他会永远地站在那里的。

（张五常拍摄的弗里德曼的肖像照）
 
 

弗里德曼遗产是必须穿越的墙
                                      
2006-11-20  21世纪经济报道  唐学鹏 
11月16日，伟大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去世，享年94岁。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一直被树立为坚定的自由经济的旗手，芝加哥学派的领袖，对抗媚俗(对抗旧凯恩斯主义)潮流的学术勇士，他是反对政府管制和维护市场竞争的鼓吹者，善于激怒对手口齿灵活的辩论家，文笔朴质精巧的(美国《新闻周刊》)专栏作家。
尽管弗里德曼的父母是“血汗工厂”的雇员，尽管贫穷的他得益于公立学校的培养，但是他就始终站在反对政府对私有产权进行任何限制的立场上，他诅咒公立学校的低效，他反感政府的公共支出和福利补贴，他鼓励新的政治家掌权摧毁政府实施的各种管制——例如对医生牌照的管制(这造成了医生群体的高收入和医疗市场的无竞争性)以及色情毒品产业合法化。他强调自由选择的重要性，他警惕肯尼迪式的爱国主义(肯尼迪说，“每个人要考虑自己为国家做些什么，而不是相反”)，弗里德曼说，“如果国家不能为个人增添安全，自由和私产保护，那么要国家这个怪兽做什么呢？”
一直以来，弗里德曼给人的印象是坚硬无比、近乎冷酷的自由主义者。实际并非如此。弗里德曼对自由市场的理解充满着灵活的智性和经验主义气质，他生前最后几年承认了货币主义的一些错误，就是体现。因为美国和欧洲经济运行的现实证伪了他的理论，他爽快地承认了。
这一点把他同另外一位伟大的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也许还有米塞斯)区分开来。比如，弗里德曼有一个面向未来的经验主义学术验证标准，他认为，理论模型的假设是不重要的，可以高度简化，可以充分挤掉经验世界的东西，只要理论模型的结论和未来是高度吻合高度相符的。哈耶克显然愤怒了，他认为弗里德曼的说法比凯恩斯荒谬的“政府扩张经济学”更不可接受。
无疑，哈耶克有着最深邃但又最无趣的大脑，在被同样没有智性同样无趣的学院分子引用时他是一个“神”，但面向未来时他是一个“懦夫”。因为，他根本不愿意沿着自由市场进行“边际创新和边际理性建构”，他也无法做到。于是，整个20世纪思想史上，虽然预言“通向奴役之路”的哈耶克却无法承担抗击凯恩斯主义的重任，这个任务必须交给拥有凯恩斯式的狡猾和智性的弗里德曼身上。而弗里德曼完成了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无论是爬满数字和模型公式的学术专业角度，还是通过出版《资本主义和自由》以及《自由选择》这样畅销书的公众流行角度。所以，在自由经济领域，弗里德曼是最大的大师。
例如，弗里德曼有几个漂亮的“沿着自由市场的边际创新”。一个是学券制。他说，政府要是真想帮助穷人，不要开公立学校，因为学校必然是官僚或者低效的，而是给学生们学券，让他们去私立学校去抵冲学费，然后政府再为私人学校兑换学券。这增大了学生们的选择性，加强了学校间的竞争。这也给我们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启示。如果政府想改善教育，想要补贴穷人，就应该补贴到“人”，而不是补贴到“学校”，让穷人拿着“补贴”去市场上选择，这样才能促进教育的竞争和质量的提高。实际上，我们前些年的“房改”也是这个问题，如果真的将国家“补贴”按照既定的分配规则打到个人头上，而不是所谓的“补房子补面积”，那么房改就不会存在这么多问题。
弗里德曼还有一个“创新”叫负所得税，收入低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穷人可以得到转移支付，其转移支付的大小就是收入和起征点的差额。这个思想完全是基于自由市场运行规律，远远比中国正在实行的所谓“最低工资”要深刻和有效得多，“最低工资”不会提高穷人任何福利，它客观上却会抬高全社会的通货膨胀。
更为重要的是，弗里德曼说，所有通胀都是内生的，所以央行应该是控制货币供应，防止通胀。不过，我们对“流动性泛滥”的反思总是贸易顺差，而不检讨我们内部的低利率和松信贷问题。的确，贸易顺差导致了更多人民币出笼，但贸易顺差的产生恰恰是低利率和低汇率刺激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通胀和流动性泛滥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