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拍摄的弗里德曼的肖像照） 附：
张五常博客收录的关于弗老（张五常教授译作＂佛利民＂）的文章：
（1988.06.15）佛利民现象 张五常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m/zhangwuchang 佛利民现象 （1988.06.15） 从吸引广大民众那方面看，学术界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佛利民（Milton Friedman）那样的人。昔日的爱因斯坦，是个传奇人物，也很受一般民众欢迎。但他的理论深不可测，而演讲的口才、技巧也没有过人之处，其吸引力就打了折扣。英国的经济学者凯恩斯，在生时天资聪颖，才华洋溢而口才锋利，是个大热门的人物。但夏理·庄逊一九六八年告诉我，凯恩斯在生时的广泛吸引力，不及佛利民。近二十年来，佛利民的声誉更隆，如日中天。 这是一个佛利民现象，是应该解释的。佛氏今年七十六岁，准备在九月到中国大陆及香港来，所以我想先在这里介绍一下。 是的，佛利民的经济观点颇具争议性，但这不可能是他成为一个现象的原因。任何创见都有争议，而创见层出不穷的学者又何止佛利民。他那近乎神话的知名度从何而来呢？为什么愿意付高价去听他一席话的人那么多？就是大名鼎鼎的政客也没有佛利民的吸引力，而佛氏毕竟是一个忠于学术的学者。
现象绝不寻常
「佛利民现象」很不寻常。我认识了他二十一年，从来没见过他哗众取宠。他辩论时从来不生气，笑口常开。在书写文字上，他算不上是天才（史德拉以前曾告诉我，佛利民曾痛下苦功才写出后来畅顺的文章）。对传媒，佛氏大都避开。好朋友要求用他的名字来作一些有意义的宣传，他照例推却。在这方面我成功过一次。那是一九七九年，我要找一些知名度高的经济学者联名给《信报》一封电报，恭贺该报的周年报庆，佛利民竟然答应了。 要求名的，求之不得；对声名厌恶的，却没有办法阻止名气的直线上升！ 三年前，一位北京大学的学生给我一封长信，信内提到他每天不断自修英语，为的就是要阅读佛利民的文章。其后我在大陆与新交的朋友倾谈中，发觉他们十之六、七都听过佛利民这个人。二十年前，佛利民在美国的宴会午餐上简短地讲一些话，酬金五千美元，而愿意出价的机构数之不尽。 佛利民不重视金钱的收入，但却尊重以市价这个准则来获取他的时间。我说他不重视金钱收入，是有证据的：他花时间去阅读别人的文章或坐听他人的演讲，远超于我。时间的市值是那么高而还那样做，难以解释，但却解释了为什么他推却了那么多能赚钱的机会。例如，像我那样无足轻重的学者，每次到哪一个地方演讲，若佛利民身在当地，他必定是座上客，从不迟到，也不早退。 不要以为我有什么特别之处。今年九月佛利民打算到上海去，请我安排行程。我计划在九月十四日带他到苏州、无锡一带观光。他回信说，那一天香港的祈连活在上海演讲，可否将行程改迟一天。他明知迟一天就要赶路，舟车劳顿，但为了要听祈连活，他就连苏州也押后了。他早已退休，再不打算发表什么伟论创见，但为了要争取知识，游览之乐就不顾了。这一点能耐，我们怎能不佩服呢？ 也不要以为祈连活有什么特别之处。香港的杨怀康寄给佛利民一篇自己也认为是平平无奇的文章，佛利民读后就亲自回信。在一九八○年到中国时，哪一位干部款待过他，他就做下笔记，八年后的今天他还记得清楚。他是不喜欢应酬、宴会的，但一到了宴会上，他就谈笑风生，有问必答，令人倾倒。是的，佛利民好奇，对知识的追求数十年如一日，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 今年九月到中国后，佛氏将来港一星期。听到这个消息，香港的仰慕者就争着要招待了。中文大学二十五周年校庆，请他演讲，他欣然承诺；而中大将这难得的机会慎重安排，礼待贤能，大有古人之风。 我们香港大学这边，没有什么校庆借口，也没有像中大邵逸夫堂那样可以容纳千多听众的大堂。于是我和祈连活与王于渐（他们在不久前开办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经济研究中心，希望佛利民捧捧场）征求了佛氏的同意后，就租用香港演艺学院的一个设备一流的大堂，在九月二十四日让他作一次收费的演讲。佛利民的著名格言是「天下间没有免费的午餐」，而以收费决定谁可进场，是自由市场的基本原则。我于是作此决定：除了佛利民太太外，任何听众（当然连我在内）都要买票。佛氏也同意把票房的收入全部捐作鼓励经济研究的基金，由港大的经济系及王于渐的经济研究中心管核。 不敢低估佛利民的吸引力，我定的票价是港币二百至一千元。这应是亚洲一带的纪录了。佛氏果然名不虚传。广告尚未注销，门票就卖了四百多张。捐助二万元或以上的可以作为「赞助者」，目前已有十多个机构「赞助」了。识英雄、重英雄——香港商人的确有一手！ 三个不同的观感 既然是一个现象，佛利民当然令人有一点神秘感，一点高深莫测。但从三个不同的角度看佛利民，其观感也就不同。 第一个角度，是从他的同事及亲近的学生那方面看的。这些人知道佛利民精通数学、统计学、历史及经济原理。就所有与经济学有关的学问而言，他都是「大师级」。历史上只出过三个这样的人：费沙、凯恩斯、佛利民。这第一角度也可见，佛氏的思想快如闪电，论事客观，口才好得出奇，于是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是的，佛利民的思想快得离谱，也清楚之极！就算辩论时他错了，但因为推理层次分明，行雷闪电之间，脸带笑容，毫不霸道，跟他辩论的人追不上，以为自己是一败涂地，要过了几天才知道论点还大可商榷。一些人不习惯见到佛氏在笑谈中，轻描淡写地予取予携的本领，一开口就被迫下马，不免怀恨在心。 我曾经和一些与佛利民相熟的朋友谈论他辩论的本领，大家一致认为：如不亲见不会相信。史德拉（本人也思想快得惊人，是佛利民多年的最佳搭档）对其评价值得一提：佛氏的思想速度比常人快了几十倍，清楚得无以复加；唯一的缺点是，因为太快，说服力就打了折扣。 第二个角度看佛利民，是从不认识他的经济学者那方面看。这些人中有深入地阅读过他的文章的，莫不衷心佩服。但因为没有见过佛氏的辩才，他们是敬而不畏。 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七这九个年头，佛利民的经济学著作成绩辉煌，见解精辟，就是不同意的人也拍案叫绝。是的，佛氏这时期的文章锋芒毕露，只有带着成见的人才不佩服。 我在一九六一年开始钻研佛利民这些较为初期的作品，日夕不倦，被他的分析深深地吸引着。虽然我曾找出他的错误，也有不同意的地方，但总觉得非读之再三不可。一九六二年，我在灰色（不合法）的市场上买到了一份他的学生粗制的价格理论笔记讲义，便天天放在衣袋中，翻阅得纸张都破烂了。说实话，我现在用中文写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从这些粗制的《佛利民讲义》得来。 很不幸，有不少经济学者（或学生）并不怎样重视佛利民这个时期的作品。一九五八年之后，佛氏的文章转向货币政策及抨击政府。有关政策的文章都带有价值观，见仁见智，不同意的人就不一定佩服了。 看佛利民的第三个角度，是从行外的大众看。佛氏是一个传奇人物，在《新闻周刊》写过好几年专栏，出版过几本通俗的书（其中一本——《自由选择》——曾经是美国全年最畅销的「非小说」的书），获过诺贝尔奖，在电视上亮过相，而传播媒介又喜欢将他大书特书。这一切，加上佛利民的「自由」观点清楚鲜明，就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 他这个黑白分明的印象，欣赏的人固然多若天上星，但破口大骂的倒也不少。欣赏的人认为佛利民是自由的象征，是维护个人利益的救世主；破口大骂的认为他反对社会福利，是一个空想主义者，没有真正的学问本领。殊不知佛利民在学问上的千锤百炼，经济学界的高人是没有一个不拜服的。
不变节谈何容易
在百忙中，知道佛利民要到中国大陆，要来香港，而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到这一带的行程，我不能自已，要千方百计地使他有一个愉快的旅程。祈连活、王于渐等人也有同样的感受。那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隆重其事？有好几个在学术上与佛利民不相伯仲的经济学者也可能会到香港来，我们当然会尽地主之谊，但不会为他们东奔西跑的。 我不可以代表祈、王二人说他们心中的话，但我自己的感受却很清楚。佛利民四十多年来言行一致，坚守自己从研究中所得的信念，半句假话也不说。当然，这些是学者应有的风范，而自己也尽可能这样做，但做起来就不容易了。有了大名而还能坚守自己所信，在任何情况下不变节，不为利诱，不惧权势，不卖帐，不讨好，不妥协，凡事以逻辑为据，观点鲜明，经济学界是应以佛利民为代表的。其它不像经济学家那样涉及权势的学者，守节便容易得多。佛利民成为一个现象，决不偶然。 比起来，我自己的知名度相差太远，也觉得难以坚持一个学者应有的气质。外人看来似乎简单易为，但有多少个学者能真正做到？籍籍无名的也行之不易，更何况一个因为举足轻重而拥有大量图利机会的学者？但佛利民是若无其事地做到了！不同意他的价值观的人，怎可以将他破口大骂？这些人真的是不知原则为何物了。 结论 半个世纪以来，在自由选择对政府管制的可歌可泣的一场大战中，佛利民不客气地领军打了一仗。虽然他认为自己毫无影响力，但于今尘埃渐定，佛氏胜得光采！美国列根总统门下的谋士受了他的影响，八年来坚定地推行自由经济；英国的戴卓尔夫人从来不否认她是一个佛利民的信徒；法国的总统拿着左旗向右走，苏联及东欧走资若渴，而中国大陆的私产化更是惊人。这一切，将来的历史学者是不会忽略佛利民的影响的。 假若我们说二十世纪的前三分二是凯恩斯及马克思的世界，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世纪的后三分一是属于佛利民的！而在佛利民的世界中，人民的生活是大有改进了。 讯息传播的发达，使应该成名的学者比较容易成名。我们因此难以将佛利民的知名度及吸引力与古人的相比。假若我们一定要这样分高下，以武断方法来衡量，那么在历史上可以考虑的就只有几个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学者、文学家中，可以拿出来较量的，我以为只有苏东坡。近几年来，为了作经济调查研究，我到中国大陆跑了多次。苏东坡真是可爱；他在九百年前所到之处，现在纪念他的那些遗迹，可能真中有假，但总是被当地居民津津乐道。 苏东坡与佛利民相通之处，是言行一致，始终如一，左贬右贬后还是苏东坡。令民众有深刻印象的好形象，应该是一个屹立不变的形象。我想，这就是佛利民现象了。 米尔顿·佛利民 （1988.09.28） 按：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的晚上，佛利民在香港演艺学院的歌剧院作演说，听众一千七百人。本文是该晚介绍佛氏的中译讲词。 二十年前，芝加哥大学的助理教授都像生活在艾丽斯的世界中：他们要越跑越快才能站在原来的地方。作为其中之一人，我当时照例工作至深夜。 一天，已是凌晨，我带着疲倦之身躺在床上，无意间见到隔邻大厦的顶楼，有一个房间的灯光还在亮着。此后很多个深夜我也见到这孤寂的灯光。后来我知道那光是从佛利民的书房透出来的，就不明白为什么一个超级明星的教授，竟然会比一个籍籍无名的新入行的人还用功。 对了，在半个世纪中，这个人求知若渴，不获得答案誓不甘休；而一定是因为这种毫不松懈的精神与天才的结合，才造成了我们今天晚上要为之致敬的佛利民。 米尔顿·佛利民的维护私营企业与个人自由的形象，在我们之间，早已有口皆碑，而这个形象已传播到世界上偏僻的地方。我认为一个学院的教授能有这样惊人的感染力，主要的原因可不是他曾经写过大众化的文章，而是佛氏的学术著作有一种很特别的本质。 我没有资格评论佛利民在初出道时对统计学所作出过的贡献，但当我在一九六二年初读到他的《消费函数理论》时，仿如触电，惊觉到经济学是一门以事实验证的科学。这本书是理论与事实结合的神来之笔，追随着亨利·舒尔兹（H.Schultz）与欧文·费沙（I.Fisher）的伟大传统，而又创造了一个新的科学研究的高水平。如果稍为夸张一点的话，我们可以说，假若没有像这本在一九五七年发表的论文，经济学可能不会在一九六九年被选为足以颁发诺贝尔奖的科学。 一个人能例行公事地超越传统的智慧来开发新的辩论，应该是上苍特别赐与的才能吧。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一篇在一九五三年发表的关于《正面经济》的文章，触发了一个持续了十多年的方法论大辩论。到了今天，大学一年级经济学的第一课，教授们都爱讲述可以被推翻的假说的意义了。 一九四九年所发表的《马歇尔需求曲线》，原是一篇关于经济思想史的文章，但却启发了经济学者对一般均衡理论有较深入的认识，也带来了无数的关于榨取消费者盈余的价格行为的研究。 一些关于供应的课堂讲义，不仅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成本的概念，甚至使「追求利润」这个假设失却了意义。一九五三年发表的阐释浮动汇率的文章，间接地促成了二十年后布列顿森林制度的崩溃。 今天，工商管理学院对它们比较新的而又在市场大有价值的财务学感到很骄傲；但假若没有佛利民在一九四八年与沙维治（J.Savage）合著的《风险选择的功用分析》，这门财务学恐怕不会创立吧。一九六八年发表的《失业的自然率》，成为近十多年来「理性预期」理论的中流砥柱，造成了宏观经济学的勇敢新世界。当然，那一九五六年的币量理论的《另说》，是货币理论「反革命」的基本文献，而这个冲击，到下一个世纪还会有影响的。 佛利民自己曾经说过：一个理论的功用是不能以对或错来衡量的；理论只能以它解释现象的能力来衡量。同样，要是我们评论佛利民的观点是对还是错，或思想是否创新，那实在是贬低了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他的真正贡献是启发，是开导，是火花，是电击。他不征求我们的同意，却逼使我们一想再想那些一向被认为是老生常谈而不必费心的事。因此，佛利民的著作永远都要比他文字所能表达的意义大得多；凡是他接触过的题材，我们就要转到在不同的光下看。 我们或者可以说，马歇尔是一个较伟大的理论天才，或说李嘉图是一个更惊人的模型建造者，或说史密斯是一个较有深度的哲学家。但说到挑战与更改一个成见的本领，佛利民却是无出其右的。这一点，我认为是这个人的「斤两」所在。 对墨守成规的思想改变，有如斯巨力，就是街上的人也避不了他的感染。好几次，佛氏对我说，他对政府的经济政策半点影响力也没有。他是太客气了。从美国到英国到法国到纽西兰到日本到台湾——而现在又到了中国大陆——他的自由观点使钟鼓齐鸣。假若我们要说，本世纪开头的三分之二是马克思及凯恩斯的世界，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后来的三分之一是属于佛利民的。 让我将个人的赏心乐事与大家分享：近几年来我收到很多中国大陆的青年的信，都表明他们对佛利民的思想有所认识。假若这真的是显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那么在一九九七之后香港就没有那么可怕了。 如下的事情可能是人类命运的写照：毛泽东只需三个月就将中国所有的农村改为人民公社，但像佛利民那样才高八斗的经济学者，加上他无数学生与同事的协助，竟然需要三十年才能更改一个信念——而具这个信念仅是基于空泛之辞。 这个长久等待的代价，虽然庞大之极，但还是值得的。这是因为一个等了很久才冒出来的真理，有屹立不倒的能耐。这正如佛利民和他太太在《自由选择》的《前言》中所说：「假若一个人一夜之间被说服——或在十个『一小时』的晚上被说服——他不是真正被说服的。他可能在另一个晚上，被一个观点相反的人改变了。唯一能说服你的人是你自己。你空闲时必须将问题放在脑子里转来转去，考虑到很多论点，让它们慢慢地蒸煮，经过一段长时期之后，才将你要选择的确定下来。」 是的，我们相信佛利民，不是因为他要我们相信（他从来没有提出这个要求），也不是因为他不断地阐释（他确是这样做），而是因为时间与经验教训了我们，使我们觉得他的观点是对的。 我有好些中国朋友曾墨守成规地背诵马克思与毛泽东的格言。现在，这些朋友对佛利民的观点开始辩论了。中国的希望——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希望——是这样的辩论能继续下去。 背影 （1988.11.16） 四年前听说他心脏病复发，动了第二次的手术后，我就想到美国去看看他。两年多前，我在旧金山作一次关于中国经改的演讲，赫然见到他精神奕奕地坐在面前，不禁喜出望外，几乎连讲辞也忘记了。后来在酒会上把酒言欢，谈话中他关心中国，我却关心他的健康。 今年初，知道他——佛利民——要在九月间到中国一行，也顺道要来香港，便急不及待地给他一个电话，问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他说：「我答应了人家要在上海讲一些话，此外其它一切，由你安排好了。」从那一天起，我就替他安排根本上难以照办的事宜：按照他本人的意思，尽量减少应酬，但到后来应酬还是减少不了。 记得八年前，他太太的哥哥戴维德对我的一个朋友说，假若我能亲自办一次中国之行，亲自介绍中国的情况，他也希望能参与此行。戴维德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首要人物，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怎会忘记他所说的呢？于是，三个月前，行程大致上安排好了，我打电话给戴维德，问他可否一起到中国去。回答说：「我老了（八十五岁），眼睛不行（近于失明），还能到什么地方去呢？但米尔顿（佛利民）老当益壮，智力不减当年，他到中国后，回来可以把见闻告诉我嘛。」佛利民已年高七十六，还是智力超凡，但比起二十多年前我所认识的他，不可同日而语。 我是在九月十一日赶到上海的。在希尔顿酒店放下行李后，找到佛利民的房间号码，接通了电话，他说：「史提芬，你马上到我房间来，替我安排一个女孩子的事。」我跑到他的房间去，萝丝（他的太太）赤脚相迎，他乡遇故知，人生乐事也。房内这时坐着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中国女孩子，年纪二十岁出头。佛利民说：「她要听我明天的演讲，但没有入场证，你有办法替她安排一下吗？」我打趣地答道：「占美（会议的主事人）给了我『安排』大权，你不用担心！」 我与那年青小姐交谈之下，知道她是厦门大学的学生，正在翻译佛利民的作品；她拿着仅有的一百多元人民币，勇气十足地只身从厦门搭火车到上海来。这样有上进心的青年，是中国的希望，我怎可以漠视呢？于是，在会议时我安排了她坐在第一行的正中座位，替她与佛利民一起拍了照，也坚持她接受我给她的回家旅费。后来，佛氏在复旦大学遇到不少同样在学问上求知若渴的青年，而我在社会科学院的两天讲话期间，所遇到的青年也是如此。难怪佛氏说，中国的青年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了。很不幸，其后在北京，他和我遇到两位从政的青年，老气横秋，毫无礼貌，说话没有分寸，不知天高地厚。佛氏和我于是有所感叹：同样是青年，只要一接近权势，受到「党」的垂青，就变得那样不成气候。 因为我要在社会科学院作十多小时的产权理论的讲述，在上海时我与佛利民见面较少。但从九月十五日早上到二十九日他离开香港前，我们畅谈的机会远超二十年前在芝加哥时——虽然那时他的办公室在我的隔邻。 从上海到南京的三天旅程，是由一位马小姐领路和招呼的。旅伴还有两位与我同来的香港朋友。苏州等地也派来了介绍地方情况的人。一行三部汽车中，我和佛利民及萝丝同车；讨论中国的经改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日夕不断。 离开上海的前夕，在汪前市长宴请的聚会中，我接到了北京朋友经香港转来的一个电话口讯，说他们希望佛利民在北京会见赵总书记时，能提交一份写好的建议书。虽然佛氏与我都知道书生之见无足轻重，但恐怕面谈时讲述得不够清楚，翻译也可能出错，就决定执笔了。此后一连数夜，佛氏在睡前起稿，日间在汽车上读给我听；我作了点反应，隔一天他又读出新稿的内容。本来是赏心乐事的旅游，也打算多看点路上的风光，但到后来还是被中国的经改问题占了他绝大部分的时间。 从上海乘汽车到苏州，约莫两小时。抵苏州近郊的昆山县后，我们跟那里的主事人谈乡镇企业的发展；吃罢午餐，参观当地的一间电子工厂和工人的俱乐部。佛氏很欣赏该县的成绩：在八年间居民的实质收入增加了两倍半，总收入中由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产品变为百分之九十是非农产品。他也很欣赏一些居民可以购买颇为不错的房子（大约三百多元人民币一平方英尺）。但对居民不能到银行贷款买房子，工厂的工人不容易解雇，以及厂长的选择和解雇的准则等等问题，则大有质疑之处了。 九月十五日下午到苏州，参观了有名的拙政园，与当地的执政者晚宴，研讨了一些问题。其中不敢苟同的是：在座有些干部坚持中国的报章报道不可能出错，而我们则认为先进如美国的报章，报道常有错漏，中国的又怎会万无一失？争论的起因，是一位干部认为资本家解雇工人可以随心所欲。他举出不久前在报章上看到的一个例子。某中外合资的酒店解雇一名工人，理由是，这工人上班时不穿制服，而制服呢，资方（酒店）既不供给而在市场上又是买不到的。我们认为这故事不可靠：外资的经理人就是再蠢，也不会硬性地规定酒店工人要穿着当时无法得到的制服。 晚宴后，苏州的市长到佛利民的酒店房间坐谈。我问了一个问题：从城市财政收益那方面看，你（苏州市长）认为市政府从企业承包合约中抽取利润的收入多，还是政府不管企业的行政，而以抽税的办法较好——即哪种办法，政府的收入较多？市长的回应，是抽税对政府有利。我于是对佛利民说，看来地方政府是不会反对乡镇企业的私产化的。 在苏州，我们也参观了个体户经营的成衣自由市场，阵容着实不错。佛氏很高兴，认为中国的进步是明显的，比苏联及东欧的发展好得多。但他和萝丝对中国的真正改观，还是后来到深圳一行之后的事。虽然他明白深圳的惊人进度有赖于北京当局对它的特别宽容，间接地输了一点血，也更靠香港的协助，不过，他还是认为：像深圳那样的经济奇迹，是大有瞄头的经改效果。我对他说：「温州、泉州、东莞、佛山等地区没有深圳的高楼大厦，基本建设也见不得人，但你会更欣赏那些地区的发展。」萝丝在旁听着，说：「我们开始明白你对中国的判断。」 从苏州到无锡很顺利，车行只不过个多小时。在途中谈中国，下车买点红菱，时间很快地过去了。无锡街道清洁，给人的印象很好。午餐之宴是佛利民与萝丝认为是这次中国大陆行程中最值得欣赏的。在那家位于闹市、名为「中国」的酒家里，宴客的人显然隆重其事，主人与酒家方面的招呼都体贴入微，礼貌周到，食桌上所用的大小器皿清洁而精致，菜色既悦目也可口。 在午宴中，我们还是谈及乡镇企业的事。无锡一带是中国工业的一个重点发展区，宴请我们的人是管辖承包工业的主事人。在这里，政府与工商业之间多设一个管辖机构，本应无可厚非，但我想，这个机构如果只可以分利润，不可以抽税，而税制不改的话，那么，在管辖上多了一个由于分利而非要多管一下不可的非私营机构，工业的前途就不能太乐观了。 午餐后游太湖，佛利民还是和我谈论中国的经济问题，忽略了太湖的景色。但他在说，我在看。太湖果真名不虚传，岛屿萦回，水天一色，气象万千，使我想起王勃的《滕王阁序》，也想起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友人简庆福在太湖所摄得的千帆并发的大场面作品，我会找一帧送给佛利民的。 从太湖返宾馆的途中，我们参观了无锡街上的一个自由市场——凡与「自由」二字有关的，佛氏都要看看。那里的成衣自由市场跟苏州的差不多，但当他看到个体户的摊子上挂着一张牌照时，就追问这牌照是怎样得来的。所得的答案是：牌照难求；申请要证明是失业呀，找不到工作呀，或搞人事关系，在台底下花一点钱等等，才能成事。后来在北京见到赵总书记时，也就提出了这个牌照的例子。 一位同行的朋友与佛利民相识了几天后，不觉有所感叹。他见佛氏平易近人，笑口常开，往哪里走都毫不介意，即使走在烂泥路上也若无其事，欣然而过的；而萝丝用中国模式的厕所，竟然面不改容！诸如此类，夫妇俩从来不作怨言，又怎能不赞叹呢？一位世界上如此知名的学者，德高望重，多国的元首也曾倒履相迎的，怎会这样平民化？招待我们的马小姐，知道在中国大陆，任何事前的安排都可能出错，一路提心吊胆，但见到佛利民夫妇对任何情况都谈笑自若，携着手东闯西闯，像好奇的小孩子般左问右问，也就由担心而变得心悦诚服，对他俩产生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尊敬。 我自己呢？对佛利民是感佩的。正如后来在北京最后一晚的答谢宴上我所说的：他不是中国人，没有欠中国什么；他早已名扬四海，对声名厌恶，不可能千山万水到中国来求名；他的时间一刻千金，曾出版过美国全年最畅销的非小说的书，所以也不可能到中国大陆来求利。那是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他对中国有一点真诚的关心。 从无锡到南京，我们是坐火车去的。因为马小姐要买软席的车票，别无选择，只好坐早晨七时零六分那班车去。后来知道宾馆那个时刻不会有早餐供应，她慌忙在动身的前夕买了几罐橙汁。而萝丝则认为日间买到的香蕉大有用场，大家也就处之泰然。 十七日六时起床，六时三十分离开宾馆。进了火车站后，送行的朋友走了；而一位同来的朋友要回到上海飞香港，也道别了。于是，在车站上的铁轨旁，我们这时只剩下五个人：佛利民夫妇，马小姐，我和另一位香港朋友。行李不少，没有人协助，但还得走好几百码的路。火车还没有来，我们不知道该向哪里走才是上车的地方。马小姐懂得无锡话，紧张地向人左打听右打听，而我和香港的朋友当然是尽量地拿着行李。佛利民夫妇也抢着帮忙。我想，他动过两次心脏手术，是不应该让他操劳的。但他坚持分工合作，双手提着行李，向马小姐所指的方向走去。 车轨两旁的建筑物破旧不堪，使我想起抗战期间逃难时的情景。那时晨光熹微，只见车轨旁的月台上，三三两两地站着一些候车的旅客。雾相当大，但太阳的光还是穿雾而过。我拿着行李急行也赶不上佛利民夫妇，偶尔听到马小姐在后面的指导声，在雾中淡淡的阳光下看到他夫妇的背影，那短短的身材彷佛变得越来越高了。一时间我想起少年时读过的那篇朱自清所写的好文章，不觉心酸起来。 繁荣三大因素（佛利民在北京讲话，张五常整理） （1989.03.16） 前言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九日上午，在会见赵紫阳的同一天，佛利民在北京科学会堂作了一次关于市场运作的演讲。赴会者二百余人，座无虚设，高朋满座（站着听的多的是）。因为预料慕名而来的听众必定多，主办机构就只能有选择地邀请工商界及学术界的一些知名人士。以王羲之所说的「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来形容那次盛会，是很适当的。 佛利民讲话时没有讲稿在手，是很随便的演讲了。实时翻译的人是香港的周安桥——周兄见义勇为，从老远专程而来拔刀相助，我与佛利民要在此表示谢忱。演讲后，听众踊跃发问，但因时间所限，我只好代为「终止」了。 五十年代，佛利民是最出色的价格理论家，对市场运作的认识无出其右。但由五十年代末期至今天，他的学术兴趣却放在货币理论那方面。不少经济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认为他这份兴趣的转移，是经济学上的一大损失。价格理论比货币理论更重要，而像佛利民那样百年仅见的天才，怎可以让他放弃价格理论的研究呢？当然，货币理论是关乎通货膨胀及失业等众所关心的问题，对佛氏声望的普及是大有帮助的。声望的普及，增加了他对执政者的影响力。这是世界之幸。但从学术那方面看，佛氏不继续在价格理论上多下功夫，经济学整体的解释能力就得不偿失了。 也许这是我个人之见吧。但在这里我特别提及这些，是因为从六十年代初期起，产权理论的崛起使价格理论发扬光大。到今天，我们对产权及市场的认识，与五十年代时不可同日而言。在这个重要的发展中，佛利民忙于货币量的辩论，对产权理论是很少触及的。这不是说他对产权毫无认识：产权理论中最重要的是高斯定律；当年（一九六○）在戴维德家里，一天饭后，多个高手反对高斯而将这定律迫出来的一剎那，佛利民是一个重要的功臣！高斯在十多年后对我说，如果没有当时在场的佛利民——从反对到同意而至协助——他自己不会把问题想得那样清楚、透彻。 我旧事重提，是因为在这次北京讲话中，佛氏所指出的「自由、私有、市场」的繁荣三大因素，在比较新的产权理论的概念里，只不过是一个合并的因素而已；那就是：私有产权。自由的定义不简单，而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有不同的自由。这一点，我在其它文章内是解释过的。在私有产权下的自由，是指在个人权利有明确界定的情况下，因为有了保障而不会受到其它的「自由」侵犯或侵占。至于「市场」，则高斯定律解释得很清楚：私有产权是个人在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 在六、七十年代时我曾在几篇文章内详细解释过，私有产权一定要有私人的使用权（包括决定使用的权利）、自由的转让权，与私人收入的享受权。这三项权利若缺少一样，私有产权的定义就不容易成立了。左管右管的政策，削弱了私产的收入享受权与转让权，真正的私产制就谈不上了。可以说，只要有明确的私有产权的界定与保障，「自由」与「市场」是不用再提的。 佛利民在北京的讲话，显然是用上比较旧的「私有」概念。话虽如此，我仍认为佛氏将「私有」分为「自由、私有、市场」是比较通俗而令人容易明白的。他和我的观点不同，只不过是表面而并非实质上的事。他的不够严谨的「私有」概念，一分为「三」的申述，为了要使一般听众明白，是高明之着。 佛氏的北京演讲有录音，本文是由朱茜斌根据录音带整理出初稿，经王深泉修改，最后由我修订的。 ——张五常（一九八九年三月十日） 最近在上海所作的报告里，我承接了一九八○年到中国访问时所谈过的有关市场运作的问题，提出了较为具体的讨论。我的报告特别强调在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容许下，广泛地使用自由私有的市场。 「自由」、「私有」、「市场」这三个词是密切相关的。在这里，「自由」是指没有管制的、开放的市场。单单使用「市场」并不足够：任何国家，不论富庶或贫穷的，都在使用它。只有「私有市场」也是不足够的，例如：印度虽然有一个相当庞大的私有市场，但人民的生活比起四十年前并没有多大的改善。同样地，一般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也使用私有市场，但它们非常落后贫穷。 最关键的是，要拥有一个自由竞争的私有市场。在历史上，我找不到任何例子、任何国家或任何地方，在没有「自由竞争的私有市场」的环境下，能够成功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市场而言，每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地混合着政府与私人的活动，而那些在经济上有卓越成就的国家，竞争性的私有活动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这里，让我讨论一下对中国目前非常重要的两个问题：通货膨胀和双轨价格制度。无论从历史或个人的经验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通胀给社会带来很大的破坏。控制通胀似乎是当务之急。但我们必须弄清楚，怎样才能控制通胀。很多国家以为控制通胀就要控制某些价格。这个方法用了一次又一次，但从未成功过。一千六百年前的罗马帝国，以及近代的巴西、阿根廷等，都先后采用过这方法，但都难逃失败的厄运。通过控制某些价格来控制通胀就等于夹着气球的某一边，这只能迫使空气走向另一边罢了。同样地，压低某些商品的价格只能迫使其它商品的价格承受更大的压力。我们必须分辨整体的价格与相对的个别价格。 在任何地方，通货膨胀都是一个货币现象。这通常是由过多货币流通量所造成的。对中国的情况来说，通胀是因为钞票过多。由于中国的经济不断地发展，银行存款与支票使用已逐渐通行。因此，在中国「货币」这个概念将来会有所改变；但在目前，货币一般还是指钞票。然而，指出通胀是印制钞票过多的后果，仅仅是这个问题答案的序幕。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有这么多钞票发行？而又应该怎样控制钞票的流通量？据我所了解，目前中国钞票过多，是由下述两个因素造成的：用印制钞票去填补大部分的赤字；人民银行和属下分行贷放过多的款项给国营企业。为了控制通胀，首先要限制用印制钞票来填补赤字，以及限制给国营企业的贷款。问题不在于过多的投资而在于过多的货币。 如果中国的利率能容许在市场里自由浮动，使之高于通胀率，这对解决问题会有莫大的帮助。据我所知，现在付给储蓄者的利率是远低于通胀率的，那就是实际上人民要倒贴才能享有存款的权利。这当然会阻碍储蓄的意向。另一方面，如果你能够在低于通胀的利率下借钱，这就会鼓励浪费投资的资源。 放宽价格本身并不会引起通胀的问题。由于放宽而导致个别价格的上升并非通胀；正相反，它却能帮助控制通胀。我们必须分辨统计学家所制造的数字和真正的事实。如果某些价格是人为的偏低，而有关的物品我们又不能买得到的话，这不是真正的便宜；如果某些价格是过于偏低，但要排上五个小时「队」才能买得到的话，这也不是真正的便宜。另一方面，如果价格是自由市场的价格而我又能买得到的，这才算是真价——即使价格比统计出来的报告为高。 我有两个外国的例子，对今天的中国特别有启发性。其一，是日本在七十年代早期的经验。通胀率和货币增长率同是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七三年，政府决定大幅度削减货币增长率，但并没有控制物价和工资。不出几年，通胀率不但大大下降，也为日本过去十五年的超卓发展打好了基础。 另一个反面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一九四七年，德国由英、美、法盟军统治；物价和工资因管制而偏低。结果是店铺的货品被人抢购一空，求过于供，这样，发行过多的钞票就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钞票变得不值钱，烟酒便成了钞票的代替品。一九四八年的一个星期日，当放宽价格和工资的宣布从收音机传出后，这消息果然生效，为德国带来奇迹般的转变。商店再度照常营业，人们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通胀也因货币管制而销声匿了。 这些例子同时带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双轨价格。众所周知，在中国，同一商品往往会有不同的价格。在我来看，这个问题与外汇有莫大的关系。双轨价格对贪污舞弊和低效率，似乎是一份公开的「邀请」（或诱惑）。我这种想法是始于三十多年前我当印度财政部长的顾问。在那段日子里，我深深体会到：给意见往往比接受意见来得容易。当时，我向印度的财政部长提议放宽外汇管制并容许汇率在公开的外汇市场浮动。但很可惜，他们并没有采纳我的意见。我相信：实施外汇管制和多重汇率制度，是导致印度普遍的贪污，和民生四十年来停滞不前的主要因素。 在任何一个有外汇管制的国家，无论是印度、阿根廷，还是巴西、墨西哥，最快捷的致富办法，莫过于从政府那里拿到外汇许可证。这是很有效的途径——它使财富集中于一小撮人身上而令大多数人捱穷。外汇管制往往导致灰市、黑市、黄市的涌现。除此之外，外汇管制更会剥削了国家对外的竞争力。有些商品的汇率过高而有些商品的汇率过低。这对什么应该生产，什么不应该生产，什么应该进口，什么不应该进口都造成了错误的讯息。 我记得有一次参观印度的一家纺织厂，那里装置了最先进的机器；但对于印度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来说，劳工密集的生产方式似乎更为合理。我问厂主：为什么要用那么昂贵、先进的机器？他的回答是，因为他能拿到进口许可证和极低的汇率，所以那批机器可说是「价廉物美」！对他来说，的确是「便宜」，但国家所付的代价却相当大了。 双轨价格制度若套用在其它商品上，后果也是同样不堪设想的。一位复旦大学的教授曾告诉我，他每月的收入是人民币二百元，而他只不过花四块钱在租金上。一个面积相当的居住单位，人民币四元是惊人的便宜。无可否认，倘若他的收入能在更高的水平上而租金又能升至市场价格的话，情况会好一点，起码会减少通胀的问题。这也是我强调你们必须把通胀问题与个别价格问题分辨清楚的缘故。通过提高效率、增加生产、放宽价格的办法，不但不会导致通胀，还会帮助解决通胀的问题。 最后，让我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要在各方面都迈向更大的市场？在俄国大革命之前七十五年，甚至中国解放之前四十年，任何一个才智之士，都可能相信中央统一的制度要比一个看来毫无秩序的市场制度事半功倍。但是今天，这种想法已很难被人民所接纳。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中央经济计划的道路上获得繁荣的果实。这些国家也许能在很多方面取得成就，但在改善人民生活那方面，比起那些依赖自由竞争市场的国家，却望尘莫及。这解释了为什么当今世界各地卷起了提倡以市场运作取代中央控制的学术热潮。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英国，甚至波兰、匈牙利都不断地转变。无论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看到私有产权的蔓延。 一位复旦大学的学生曾经问过我以下的问题：一个像美国那样富裕的国家也许容纳得起大量私有企业，但一个贫穷的国家能负担得起这样的「奢侈」吗？我告诉他这是本末倒置的说法。十九世纪初期，美国的水平类似目前中国的水平时，只有一个规模很小的政府；当时无论联邦政府，州立政府，或地区政府，它们各自的总支出都不超过国民收入的一成——这种情况，除世界大战期间外，一直维持至一九二九年。十九世纪的英国如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亦如是。一个国家要真正富有之后才能负担得起政府的挥霍。 我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在十九世纪初期时就开始搞大政府，开始挥霍，它可能是中国的翻版。中国很幸运，因为有香港、新加坡、台湾、南韩以及日本等随手可得的例子以作参考。这些国家、地区能够在短短的三十年间达到西方花二百年的功夫才能获得的成就。它们懂得利用西方所发展的科技、工业、通讯设施和管理方法，因而大大地缩短了发展的时间。中国如今有这样的好机会去仿效这些成功例子，我衷心祝福你们成功。谢谢。 北京听众问得高明，佛利民答得清楚 （1989.03.17） 五常按：佛利民在北京科学会堂讲话后，听众的发问很踊跃，以至在开始时有点混乱。后来我建议听众用纸张写上问题，由我选择；秩序安定下来后，「问题」厚越一吋，这使佛利民笑逐颜开，但可惜的是，大部分问题由于时间不足，不能作答了。 北京的听众有很高的发问水平，比之后来佛氏到香港时，在付了高价购票而来的一千七百听众面前演讲后，所接到的同样是写在纸上由我选择的问题，高明多了！这可见北京的有识之士，对国家的经济问题着实关心。同样重要的是，在香港及外地关心中国前途的读者，见到这些问题，也许会同意，就算在今日中国的「存亡之秋」，我们仍有一些乐观的理由的。
问：控制货币供应无疑可以遏止通胀，但做法却有不良的就业和薪金的影响，这究竟是不是最好的方法？
答：我再次强调，货币供应控制得宜是遏止通胀的唯一方法。这个论调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经验中都得到验证。由于人为错误而导致通货膨胀，要解决这问题的话，一定程度的牺牲是必需的。如果在控制货币的同时，放宽价格管制，这样就能抵消控制货币所造成的紧缩现象。这两种方法是互相补助，而非互相抵触的。 问：在控制货币方面，应该从货币供应着手，还是从利率调节着手？ 答：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调整利率的作用并不足够。中国市面的货币量急剧上升，主要原因是国营企业单位不断增加信贷。国家负起这些贷款的担子，因为它一向不容许国营企业宣告破产的。放宽利率有助于缓和控制货币所带来的损害，因为这会鼓励存款和有效率的投资。可是，单用利率是不能够发挥很大作用的，因为不能有效地遏止借贷；国家企业会更加依赖中央政府的「津贴」来偿还较高的利率。 问：自由、公有化市场是否能通向繁荣？ 答：何谓「公有」？我们不能在字面的意义上兜圈子。若说美国政府代表公众拥有邮政局，理论上我也拥有其中一部分，但我并不能据为己有，成为它的经营者。实际上，真正可取的「公有」，是应该由不同的、公开来的私有产权所构成的。 问：你是否示意：资本主义才是唯一通向繁荣之道？ 答：我再次强调，我们对经济理论的理解，不能仅仅着眼于字面上的意义。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适者生存，若国营企业是有效的经济架构，它必然会生存下去，否则私有企业将会取而代之。在美国，邮政局是最旧式的国营企业了，但在某些服务的项目上，如包裹及特快邮件的传递方面，政府允许私营；结果，私营的成绩远远超越了国营的。国营的邮政服务至今仍能存在，只因为它拥有其它邮件的垄断性的专利权。所以自由竞争才是问题的关键。马克思说过，真正的共产社会就是政府的萎缩，我本人也赞同「政府的萎缩」。而我并非马克思主义者。 问：你强调「自由」、「私有」以及「市场」这三个概念，但中国政府恰恰在这三方面不肯让步，那么，你认为在中国，推行「货币主义」能奏效吗？ 答：这个问题很复杂；其实中国政府已作了很大的让步。在中国大陆，自由市场的确存在：我在农村和上海、苏州、南京以及无锡都可以观察到。另一方面，即使在政府控制下的市场中，通货膨胀仍然可以受到抑制。「货币理论」像物理学那样，是科学性的，它并非建基在什么主义概念上的，诸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在任何的经济体制下，控制货币量是控制通胀的唯一办法。但是，控制通胀并不足以确保繁荣——在经济上它可能有助生产发展，但这并不足够。以三、四十年代的葡萄牙为例，虽然物价稳定，但经济却停滞不前。相比之下，倘若有一个较自由的私有化的市场，通胀不一定会阻挠经济增长。南韩是其中一个例子。以中国的情形来看，关键在于开放市场，而控制通胀是推行其它改革的先决条件。 问：你曾说过价格人为地偏低的害处，那么价格人为地偏高又如何？这情况极有可能存在于中国，因为人民长期生活在无市场的环境下，缺少商业习惯；此外，政府在调高价格那方面带有麻木性。 答：价格开放是否一定使价格暴升——这并非必然的。在中国，你根本很难决定哪个价格才是真正的价格。就以汇率来说吧，有官价汇率，有半官价汇率，也有黑市的高汇率，谁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汇率？同样地，我们很难知道哪个才是食米真正的价格！是政府配给所采用的官方价格？还是自由市场所定的价格呢？在价格、工资管制的情况下，任何物价指数和统计数字都不足为信。所以，放开价格并不会引致通货膨胀。以德国为例，放开价格管制之后，数字的物价一夜之间暴升两倍。虽然开放的、自由浮动的价格，对中国一般人来说，比较陌生，但社会很快便会适应这转变。在很多情况下——像德国的例子——改革的步伐可以很急进；但要见到成效，却非一朝一夕的事。毫无疑问，整个经济改革过程，对中国而言，是漫长的，不过，无论怎样，中央政府都不应控制物价，只有自由市场才能决定真实的价格。政府官员，或者座上每一位，能知道中国真正的价格吗？只有十亿中国人才可以决定价格的。 问：中国目前控制通胀的难处有：一、信贷一旦紧缩，生产首先下降，导致财政收入下降，但由于现时的财政支出很大部分都属于经常项目支出，就很难削减下来。二、价格开放会把大部分工人的生活水平降低，而各企业单位增加职工补贴时，又会再次扩大货币发行量，加速通胀的步伐。请问如何调节通胀控制与这两者的关系？ 答：让我首先回答你提及的第二个难处：我所指的价格，实在已包括了工资在内；如果仅仅放宽物价管制而不放宽工资，那是没有意义的。至于中国政府的财政问题，我相信只要它减少资助，就一定会节省不少开支。另外，若利率可以自由浮动，中央政府可以发行债券，就不一定要依赖发行货币以作其财政收入的来源了。以印制钞票来支持政府的赤字，只会导致通胀。最后，若容许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有更大的竞争，那么，中国将拥有一个更大的私有市场，它便能为中央政府带来可观的税收。 问：你刚才说降低货币供应量是唯一医治通胀的办法，以目前中国银行架构来说，你认为应该怎样去控制货币供应呢？或者说，在中国，银行架构改革的出路是什么？ 答：在中国目前的架构下，西方国家一些传统作法并不见得是万灵药方。主要是因为：银行没有权利拒绝中央政府为了财政问题而印制钞票的要求。所以，我在中国所强调的方法，跟我在日本或西方国家所说的会完全不同。不过，中国银行架构改革是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不单是关于中央银行的活动，更与商业银行的活动息息相关。虽然只有中央银行才能印制钞票，但若容许私营银行在存款贷款方面不断成长，这便带来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个半世纪以前，美国一些地区性的团体，建立了不少互惠储蓄银行，给客户以合理的存款和贷款利率。这些地区性的储蓄银行大大刺激了存款与投资。美国政府甚少参与这些存款、投资的活动。当年例外的是：曾经推行过「邮政储金」存款制，但终于也在私营机构的竞争下被淘汰了。总括一句，我认为银行架构的改革，对中国今天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问：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政府投资和紧缩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这三方面，你认为哪一方面能最有效地解决通胀呢？ 答：首先，我要说明，削减政府开支跟其它两方面是息息相关的。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假如没有政府的批准，是无法限制钞票的印制量的。政府投资不应减少，反之，政府应该继续投资，只要资金来源不是印制的钞票就行了。问题不在于过多的投资，而在于错误的投资。若投资的涌现是因为各企业单位能以低于通胀的利率借得贷款，那么这是一种浪费的投资。相反，因放宽管制而吸引存款和鼓励有效率的私人投资，这不但不会助长通胀，反而帮助经济发展。至于政府的开支，我赞成无论如何都要削减；当然，我不能告诉你要削减的是哪一方面——这得由你们来决定。总而言之，以印制钞票来供应开支，是大有问题的。 问：中国目前的通胀相当严重，人民提款而不存款，请说说世界上类似的通胀例子，银行如何生存？ 答：这是一个问得很好的问题。实际上，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经验。在任何一个有严重通胀的国家，各种指数合约是非常普遍的。这种合约的特点是，偿还的利率随通胀率的高低而调整。例如：在英国，当通胀率差不多到了你们现在的水平时，他们政府发行了一种很特别的债券，应允在指定的日期偿还与物价指数相乘的本利金。当通胀到了一定的高点，不是百分之二、三十，而是百分之二、三百时，两种现象都会出现：其一是，人们普遍采用外币，像哥伦比亚、巴西、阿根廷、智利等通胀极高的国家，一般人都会用美元来做买卖；即使他们用本国的货币，也要以合约生效时的汇率为依归。另一种安排，就是一如刚才所说英国的例子，用的是「私人通胀调整合约」（private inflation adjustment contract）。据我所知，中国最近也推行了类似的为期三年的储蓄合约。这种以指数为根据的合约方式，不但能套用在借贷方面，也能套用在工资方面。不过，这种方法只能广泛地使用于通胀严重的国家，但并不适用于像日本和美国那样通胀较轻的国家。 问：逐步市场化，已为一般人民所接受，但关键是如何对付市场化过程中的风险；譬如：今年八月，价格改革的传言导致全国性的抢购；如果真的实行价格改革，应怎样对付三千五百亿元的存款和一千二百亿元的现金呢？ 答：问题是在于传言比实际行动来得快。美国有句谚言：「斩狗尾要大刀阔斧！」如果价格改革能迅速有效地推行，在几天或一、两星期内，一般市民对这种突然的转变，可能不适应，但只要他们发现通胀已被广泛地控制，事情很快就会平息下来。 问：你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改革，首先要进行价格改革，还是企业深化改革——像股份制、私有制、承包制等？ 答：两项改革，缺一不可，要二者一起并行。不放开价格管制便没有真正的私产制度改革。当然，所有法律上的权利和责任上的细节，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拟定出来；这是政府要做的工作了。我有一个小例子。一百多年前在美国，没有人会问：「在我屋顶之上的空间，究竟哪些是属于我的？」但自从飞机发明之后，人们便会考虑这一问题：飞机究竟飞得多低才算侵犯我的产权。这是没有准则的，要靠立法机关来制定其准则。但我重申价格改革是要建立在私有产权上的。 问：在中国目前的通胀情况下，为了避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实行工资指数化能否行得通？ 答：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从避免工资下降的角度看，答案是肯定的；但从放宽工资管制、以市场供求来决定工资的角度来看，是否采用指数化的办法，则应由雇主和雇员来决定。 问：在自由竞争下，市场对经济发展的确会起很大的作用，可是在有垄断和投机的情况下，市场竞争的发展会带来好处还是坏处呢？ 答：这问题是在问两样不好的东西，哪一样更坏。你宁愿有政府的垄断还是私人的垄断呢？我两样都不喜欢，但我宁愿要私人的垄断，原因是：私人垄断比较易于瓦解；私人专利机构没有实际的权力。假如早期美国政府把汽车制造业垄断，这一定会阻碍汽车的发展；但相反，若汽车制造业由私人机构垄断，汽车还是会继续发展的。从这方面来看，私人垄断的杀伤力比政府垄断的小。没有人会花别人的钱比花自己的更小心。私人企业会比较有效率地生产，因为它是用自己的钱，而政府企业却用别人的钱。 问：你主张放宽外汇管制，但台湾和南韩都采用外汇管制。应如何看这个问题？ 答：问题应这样看：台湾与南韩虽有外汇管制而仍能发展，倒并非因有外汇管制而经济得以发展的。我所知道的原因略述如下。我曾仔细地将香港和台湾比较过——香港在没有外汇管制下发展，而台湾在有外汇管制下发展。但我发现，台湾的发展条件比香港的更理想：香港四十多年来，人口增长了十多倍，而台湾人口增长却少得多；香港除了有优良港口和人材外，严重缺乏天然的资源，台湾却拥有这些条件。但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人们在香港平均购买力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台湾的购买力。还有，台湾需要外来的援助，香港毫无外来支持，但其开放政策和没有外汇管制的优点却吸引了大量外来的投资。我认为香港发展比台湾迅速的原因是没有外汇管制、没有关税和政府的干预。另外一个例子是东德和西德：同一民族和相同的文化背景与历史，却有不同的发展；在墙的一边是繁荣，在墙的另一边却是落后，这是因为一边有私有市场，而另一边没有。
为先生祝寿 （2002.08.22） 今天是公元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经济解释》的卷三写了三分之二多一点，共三十多万字的书快要写完了。写到思维上最困难的地方，是自己所学得意之处。几天来辗转反侧，睡不着，要写到想了数十年的合约一般理论。二十多年前想通了这理论的整体大概，没有写出来不能肯定。想得通不一定写得通，要写得通才算是通。这几天反覆推敲，迟迟不敢动笔，因为恐怕想漏了一小节而溃不成军。 早上四时才睡觉，睡不着，七时拿报章看香港仙股风暴。怪事年年有，世界似乎越来越无聊。决定足不出户，不写好《合约的一般理论》那一节不作其他的。静坐两个小时，务求脑中一片空白。动笔了，时来运到，一口气写了三千多字，势如破竹，整个理论出来了，反覆重读，理顺章成，于心大慰。是卷三的重点。担心了几个月自己专长的卷三的水平会弱于前两卷，但现在有合约一般理论的三千多字助阵，不用担心了。 乘胜追击，在稿纸上写下跟的节题：《公司的成因》。只写了两句，突然想到今天应该是佛利民（M. Friedman）的九十大寿。叫太太在网上查清楚。关于佛老的资料堆积如山。可喜的是，网上所用的佛老的照片与他和太太的照片差不多都是我拍的。但网上有一项资料说佛老的生日是七月十五。挂个电话给佛老夫妇证实一下，在他俩已卖掉的加州海滨别墅找到。两个老人家正在清理房子，准备交吉。他们那里是早上八时。佛老生于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今天是他的九十大寿，没有错。我对他说他差不多度过整个二十世纪，而他的存在使我衷心感激。只是这两句简单的话，在我心中是要说了很久的了。 一九六一年的秋天，在洛杉矶加大，我开始读佛利民在芝加哥大学的价格理论讲义，是不见得光的非法影印本。是佛老的学生的笔记，加大有秘密的影印本出售。一年之后佛老亲自整理这些笔记出版，我当然第一时间购买。跟读他的《马歇尔需求曲线》，《支持浮动汇率的理由》，《确定经济学的方法论》，他与沙维治（J. Savage）合著的《风险选择的功用分析》等，都是佛老的早期作品，思想纵横，海阔天空。一九五七年佛老发表的《消费函数理论》是代表作，六三年我拜读后就被说服了经济学可以解释行为。 我不尽同意佛老的论点，但他见解精辟，看事新奇，理论基础掌握独到，有难以形容的吸引力。当时我和同学们都重视森穆逊（P. A. Samuelson）的论著，读很多。然而，同学之间的争议，主要是佛利民。是的，佛老的文章比森穆逊的远为有争议性。这对我们后学的思想启发有深远的影响。读佛利民，读后大家争议，在我来说，不到一年脑子就转得快了。 当年读森穆逊、阿罗（K. Arrow）、佛利民，与自己老师艾智仁（A. A. Alchian）的论著，同学们都意识到是天才之作。但佛老的风格，是新意往往突如其来，拦途杀出，在思路上立下了标志，使思路清晰起来。读佛老的作品，我没有感受到他希望我同意或相信，而是逼我跟他的思路去想。他的新意我不一定认同，但能跟他的思路过瘾一下，何乐而不为？ 不论公众形象（今天非常好），也不论为大众表达的自由经济言论，纯从严谨的经济学贡献那方面看，佛利民是二十世纪的巨匠。森穆逊与阿罗专于搞纯理论，但佛老的出身是统计学天才，对世事所知包罗万有。从理论分析与事实验证的合并来品评，经济学历史上只有二十世纪上半部，耶路大学的费沙（I. Fisher）可与佛老相提并论。很多人把剑桥的凯恩斯（J. M. Keynes）与佛老相比。从声名与影响力来说是对的，但学术的贡献凯恩斯远为不及了。不幸，佛老的公众大名使很多人不知道，纯从学术的角度品评佛老是那样了不起的。公众形象的普及把一个学术大师的贡献掩盖。这是代价。 佛老常对人说我是他的学生，我引以为荣。其实我们开始交往时算是同事，虽然辈分与学识相差很远。作芝大的助教小职，我当然旁听佛老的课，但不管有没有听他的课，或有没有遇见过他，我这一辈对价格理论有深入兴趣的人都算是他的学生，正如早上半个世纪所有对经济学有深入兴趣的人都是马歇尔（A. Marshall）的学生一样。 佛利民在六十年代开始就走货币理论的路，引起很大的争议；这方面佛老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然而，我同意华特斯（A. Walters）的看法，如果当年佛老继续专于价格理论的研究，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会更大。后来佛老花了不少时间在大众媒体推广他的自由观点。这是穿起传道士的袍子了。很成功。然而，一个学者的大名普及，免不了要受到非议的代价。一九七六年佛老到瑞典领取诺贝尔奖时，从世界各地到那里反对示威的左派人士数以千计，使瑞典政府要破费动用大量保安人员。 行内一些学者当年对佛老的“传道”也有批评，使我觉得有点葡萄是酸的味道。把自己的研究所得与信念深入浅出，然后在大众市场以低价批发出售，成功难于上青天，而略有小成就不免招惹那些无人问津的闲言闲语，更何况这方面佛老达到的是百年仅见的大成。我自己身同感受，为了中国的青年以中文深入浅出地下笔十九年，没有大成也屡受攻讦，说什么我放弃学术云云。我一笑置之：看不出这些天才的学问何在，而他们要改造社会的意图明显，只可惜其言论过于湛深。 二十世纪后期举世都向自由市场那方向走，好些朋友认为佛利民是主要的影响人物。佛老则认为自己毫无影响力，只是时势造英雄。他是太客气了。二十世纪下半部是历史上一个大时代转变。一个个子不高的人站在那里，不卖账，不哗众取宠，半步不移。但上苍帮助了他。上苍授予他无与伦比的天赋与耐力，使他能在理论、历史、数学、统计等学问上尽达一流，而同样重要的，是他语言表达的清晰也百年仅见。 说举世都欠佛老一点不是夸张的吧。我自己欠他很多。我是因为佛老的教诲而没有在学术上说过一句自己不相信的话。比我年长二十四岁，我有小弟弟的感受。在他面前我不敢抽烟，不敢喝多过一杯酒。我结婚时佛老主持仪式，穿上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袍，蛮过瘾的。 跟佛利民玩魔术 （2003.02.15） 一九六六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度玛（E. Domar）对我说：「如果面对死刑审判，我会选米尔顿'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为我辩护。」佛利民是芝大的人，不是律师，而当年芝大与麻省两个学派是死对头，但度玛还是那样说，可见如日方中的米尔顿的辩才知名天下。 一九八二年我回港任职，遇到同事陈坤耀。谈起佛利民，Eddie说他听说佛氏强词夺理，不肯认错。不少人是那样看，但这些人不熟识米尔顿。我是熟识的，很熟，因而知道外人有误解。不习惯米尔顿的人与他辩论，三几句下来就被杀得遍体鳞伤，败下阵来，回家后数天可能发觉该辩论其实自己没有错，输得不明不白，于是怀恨在心。 佛氏的最佳拍档史德拉曾经对我说：「米尔顿的辩才只有一个缺点。他太快，太清楚，听者不容易相信，因而缺少了说服力。」我是深知米尔顿的。这个人不好胜，更不强词夺理，论事客观。跟他辩论，他细心听你的，快得离奇，你没有说完一句他就知道你要说的第二句，你没有说完第二句他就开声修改了你要在第六句说的。 是的，不少人认为米尔顿不肯认错，其实是因为他认错认得快，听者不知道。我是知道的。米尔顿的认错方法自成一家。跟他辩论，认为你的观点或推理比他的好，他就立刻站在你那边，替你修改一下，然后继续下去。这是认了错，虽然你不知道，而另一方面，他把你的较佳观点占为己有。你不知道，傻头傻脑地要与他不同，就被逼至非输不可。认错认得快的人是不容易在对答的辩论中败下来的。 我们可从佛利民的战无不胜的辩论而体会到他的思考方法。任何观点细心聆听，认为比他好的立刻保留，不好的淘汰，转来转去，找到去路就直推下去。 米尔顿的思考客观，但他对理论的重点拿得很准，紧握不放，任何与这些重点有分离的，他立刻淘汰。千锤百炼而后得的重点，他是寸步不移的。任何问题他都拿有关的重点考虑，加上变化，寻求去路。转得快，推得也快，使不惯见的人有神出鬼没之感。 无论是历史的经验，统计的推断，理论的逻辑，米尔顿都有顶级的根底。然而，他推理思考时所用的理论与技术非常浅。跟他研讨或辩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用上本科生一年级之上的经济学。他发表的文章可能用上高技巧，深入推断，但思想时永远是环绕几个本科生应该知道的基础，以普通常识加上变化。所有问题先向浅中求，得到了答案，下笔时才加上技术表达出来。 上述的思考方法可以很快，不知就里的人看来好像玩弄魔术，不容易相信。从米尔顿那里学得一小点，正如跟一个魔术大师作过两个月徒弟，我也可以想得很快，外人看来也不容易相信。
记住，基础要千锤百炼，重点要拿得准，不放，其他凡事客观，技术要懂大概，然后转来转去，以普通常识向浅中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