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普斯颠覆“菲利普斯”获完美回报
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预测,被称为“一项高度不精确的科学工作”,但一些最聪明的人总是乐此不疲地进行各种可能性的猜测。Thomson S c ie n tific 过去4 年列出的1 8位候选人中,仅有两位最终赢得了诺贝尔奖;哈佛过去两年在其每年最看好的3人中,仅有一位最终获了奖菲尔普斯摘得此项殊荣亦在众多预测之外芝加哥大学共出了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有4位,麻省理工学院有3位。在菲尔普斯今年独占花魁之后,哥伦比亚大学也有了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本报记者王慧卿发自上海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文稿中称,埃德蒙·菲尔普斯的研究工作帮助我们加深了对经济政策短期和长期效果之间关系的理解。他的贡献对经济研究和政策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复旦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宋铮表示:“菲尔普斯是继凯恩斯后最棒的经济学家,为凯恩斯主义提供微观基础做了大量工作,并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的确,菲尔普斯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多样而且卓越,很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成果迄今仍经常被引用。
解释凯恩斯难题
在整个上世纪60年代后期,菲尔普斯都试图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架起沟通桥梁。
上世纪60年代末,菲尔普斯将基于预期的微观经济学引入就业和工资决定动态当中。凯恩斯在上世纪30年代发展的凯恩斯理论留下了两个问题未解:一是为何经济状况良好的时候仍存在非自愿性失业;二是“有效需求”的减少为何引发失业率的上升,也即为何货币工资和价格不能马上下降以阻止就业减少?挑战就在于如何在传统经济学框架下解释这些问题。
在菲尔普斯的“微观-宏观”模型中,实现市场均衡(也就是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与其行动相一致)并不能消除失业,甚至不能消除非自愿性失业。他在1968年的论文中建立了劳动力转换模型(t h e l a b o r t u r n o v e r m o d e l),强调劳动力的工作转换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因此工资必须是能够减少员工转换工作频率而努力工作的“效率工资”,这个数字要比均衡时的工资高,由此解释非自愿性失业的存在。1969年的论文中菲尔普斯又建立了“岛屿模型”,阐释了即使工人不满足于自己所在“岛屿”的工资水平,在他们离开自己的岛屿到工资更高的“岛屿”去的过程中也处于失业状态。
这些模型的重要发现就是非均衡的存在,以及非均衡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对工资和价格水平的错误预期会影响失业率。比如在“岛屿模型”中,如果工人预期的平均工资低于真实的平均工资,那么部分工人就可能接受低于真实平均工资的工作从而停止寻找,这样的话失业率会下降。
对凯恩斯难题的一个解释渐渐浮出水面:“有效需求”未被察觉的增加推高了货币工资水平和价格水平,而企业并没有预期到这种增加,那么就业就会减少。也就是说,如果真实价格和工资水平的上升超过了预期水平,那么“有效需求”的增加就会提高失业率。这实际上涉及到了一个处于不完全和不完美信息下的世界。1969年1月的一个周末,菲尔普斯在宾夕法尼亚召集了一个非正式会议讨论这一正在冒险探索的领域。参加会议的经济学家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会后出版的名为“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的微观基础”的论文集,掀起了对这个新的宏观经济学分支的第一轮研究热潮。
修正菲利普斯曲线
这些模型还包含着对传统经济学的另一个背离。这些模型通常假定失业率的均衡只取决于非货币因素,因此与通货膨胀率无关。对货币和通胀保持“中性”极大地简化了经济分析。这意味着一旦预期随着经济政策的改变而改变,那么中央银行的通胀目标就不能影响失业率。因此,通货膨胀不会对长期失业率产生影响。
这在逻辑推理上并不稀奇,但是却挑战了凯恩斯主义和菲利普斯曲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认为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即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这一理论认为,降低失业率将付出使通货膨胀上升的代价。
菲尔普斯最早从理论上对菲利普斯曲线发生兴趣,是在1966年夏天和他同年秋季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后的最初几个月。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批评和发展也是菲尔普斯最广为人知的学术贡献。菲尔普斯通过建立一系列的模型并不断对它们进行修正,从理论上给出了政策建议:今天的低通胀导致对未来低通胀的预期,因此有助于未来的决策制订。
20世纪70年代中的大部分时间,菲尔普斯都在研究如何从理论上证明,如果每个经济人都能够进行理性预期,那么对均衡的偏离就只能是货币性的。他认为如果工资和价格的确定是非同步的,那么即使理性预期情况下,对均衡的背离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消失。这方面的研究推动了所谓“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兴起。
上世纪80年代菲尔普斯进一步发展了对非均衡的分析,提出如果每个经济参与者不采用相同的模型和方法对就业、价格等经济变量形成预期,那么非均衡状态的存在时间会进一步延长。
成长
菲尔普斯1933年夏天出生于伊利伊州伊凡斯顿,当时美国正处于大萧条谷底,他父母都失去了工作。当时也正是凯恩斯主义形成的时期,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含义:通过政府干预来拯救经济萧条也成为最流行的做法。
1951年菲尔普斯进入安默斯特学院读大学。在大学第一年里,他迷恋上了柏拉图、休谟等人,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在学经济出身的父亲和学家政管理出身的母亲的影响下,他第二年开始接触经济学课程。在大学的经济学学习中,菲尔普斯逐渐显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才智。
作为刚刚开始入门的初学者,他敏锐地感受到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二者之间的鸿沟,并对二者如何相互沟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是这种兴趣引导他把微观经济学引入了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学,并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的领军人物。
由于当时的耶鲁大学在经济学研究领域日益崛起,而且可以提供有吸引力的奖学金,于是菲尔普斯选择了那里。在那儿,菲尔普斯师从自己仰慕已久的詹姆斯·托宾(JamesTobin)。
在这段时期,托宾、托马斯·斯凯林(Thomas Schelling)、阿瑟·奥肯(ArthruOkun)等著名学者的杰出智慧和不倦教诲,使菲尔普斯受益颇多。一些中欧经济学家也对菲尔普斯产生了影响,他对这些经济学家所重视的预期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在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的文学和哲学博士学位之后,菲尔普斯1959年6月来到洛杉矶,在兰德公司(RANDCorporation)开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但菲尔普斯不久就感觉到,那里的环境并不符合他做学问的愿望。恰在此时,耶鲁大学的考勒斯基金会(CowlesFoundation)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学术职位,于是1960年菲尔普斯重返耶鲁。
在这段时间,他提出了经济增长的“黄金分割律”,被视为对罗伯特·索洛(RobertSolow)开创的增长路径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在这一时期中,作为对其研究工作的一个回报,菲尔普斯还受到了麻省理工学院(MIT)1962~1963年对其进行访问的邀请。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菲尔普斯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声望的经济学家。
菲尔普斯1966年离开耶鲁大学,来到宾夕瓦尼亚大学,翻开他学术生涯新的一页。60年代后期是他学术成果非常丰硕的时期。根据菲尔普斯的回忆,在那段属于职业生涯开始起步的几年中,他就像一个不断溢出思想的容器。
就是在这一时期,菲尔普斯建立和发展了一系列模型,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批评和发展。菲尔普斯最早从理论上对菲利普斯曲线发生兴趣,是在1966年夏天和他同年秋季进入宾夕瓦尼亚大学后的最初几个月。他的著名论文:“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预期和随时间变动的最优就业”,就是在该年冬天完成的,该文于次年发表并引起广泛瞩目。
伴随他第一次婚姻的破裂和个人生活的不断干扰,他的学术生涯也随之步入了一个低谷。1971年秋天,菲尔普斯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通过变更工作,也重新开启一个新的阶段。他在那里一呆就是8年。
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维维安娜·蒙特多(VivianaMontdor),两人1974年举行了婚礼。在个人生活重新安定下来之后,菲尔普斯又开始进入了一个学术多产的时期。
这一时期他在经济公平问题、劳动市场结构刚性、理性预期下货币政策、非一致工资或价格制定、非对称信息下的隐性合同以及理性预期本身等问题都进行了非常广泛的研究。
80年代,菲尔普斯开始想用一本导论性教科书把自己认为重大的经济学问题记录下来。1985年春天,他的《政治经济学:入门教材》面世。1990年,菲尔普斯把多年积累的、自己对于宏观经济学研究现状和进展的理解整理成册,出版了《宏观经济思想七流派》一书,这也被视为他学术研究阶段性成果的一个总结。
在刚刚步入60岁的时候,菲尔普斯撰写了自传,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一次清算和检讨。回顾过往成就令他欣慰,而看到这些成就能对他人产生影响更是一种满足。他感到自己的事业已进入了一个平和的阶段。
在他看来,学术影响并不是他个人成就的一个主要部分,其他方面的回报、特别是从工作本身中得到的回报,才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由于了解这一点,他才能根据自己的爱好、而非外界眼光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课题。
宋铮表示:“自1995年卢卡斯获得诺奖以来,菲尔普斯就一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最热门的候选人。尽管了解他的人不多,但他的学术成就远超过曼昆等国内熟知的经济学家。”
(2006-10-10 07:21更新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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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中国曲线”
本报记者宋蕾发自北京“菲尔普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众望所归。2004年获得诺奖的经济学家也是研究宏观经济的。”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金融中心主任张海鱼表示,宏观经济学是当前世界经济学研究的热点,由于微观主体形势的日趋复杂,宏观经济领域急需开拓性的研究。而菲尔普斯因其在这个领域开创性研究赢得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的称呼。
评价菲利普斯的宏观经济研究,张海鱼认为,首先是他的研究触角广泛,包括就业、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储蓄、公债、税收、代际公平、价格、工资、微观主体行为、资本形成、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他最有成就的领域——经济增长问题。此外,菲尔普斯的思维能够超出“宏观”本身,能将微观主体行为和对宏观经济影响结合起来,“这突破了先前宏观经济研究的思维模式。”张海鱼说。
而这种研究方式在当下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是欠缺的。张海鱼认为,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研究更多地还是停留在数据分析和经济预测方面,并没有更深入地研究,因此会导致宏观决策没有基础,缺乏从基本经济事实到宏观层面政策选择的系统解释。
在社会经济变革的形式下,中国更需要开创性的宏观经济研究,可以借鉴菲尔普斯的理论和思维方式,建立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的模型,包括工资曲线,消费曲线,甚至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曲线,不仅仅是预测经济增长过快或者过慢,而且是研究经济处在何种增长的阶段,并找出“微观”和“宏观”连动的原因和规律。
2002年,菲尔普斯曾到人民大学讲学,张海鱼对他的感性印象是,他非常活泼,对经济现象的描述很形象,深入浅出。
埃德蒙·菲尔普斯
●1933年,出生于伊利诺伊州伊凡斯顿,当时美国正处于大萧条谷底
●1955年,获得美国阿姆赫斯特学院文学学士学位
●1959年,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诺奖得主詹姆斯·托宾教授
●曾经执教于耶鲁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
●1971年起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担任美国科学院院士、美联储学术会议专家、美国财政部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顾问等
●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继罗伯特·索洛之后,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从而正式确立了经济增长理论
费尔普斯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48年前的成就终获认同
2006-10-10 08:03更新 来源:北京青年报
两度擦肩而过 昨日终成正果 昨晚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
本报讯 北京时间昨晚7时,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费尔普斯成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这名73岁的幸运儿将一人独得137万美元的巨额奖金,而他也成为继“欧元之父”蒙代尔(1999年)和斯蒂格利茨(2001年)之后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上第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当我得知获奖之后,我的感觉越来越好。我曾经想过这会发生,但对于具体在什么时候却并不知道。”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得知获奖消息后在纽约通过电话对媒体表示。
在诺贝尔奖官方网站上的一份颁奖通告中,瑞典皇家科学院赞扬埃德蒙·费尔普斯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经济政策长期和短期影响关系的理解”,并对“经济学研究和经济政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作为全球瞩目的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曾经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早在2001年的时候,他就获得诺贝尔奖的提名,并且成为夺标大热门。在最后的60张选票中,费尔普斯夺得6票,位居个人票数第二。由于缺乏和自己名字密切相关的公认模式撑腰,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乔治·阿克尔洛夫(7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5票)和迈克尔·斯彭斯(4票)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奖。
两年之后,《纽约时报》又用这个话题涮了费尔普斯一把。2003年,《纽约时报》根据全美250名教授、研究生的一美元打赌结果,大胆预测埃德蒙·费尔普斯和另一位来自于明尼苏达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将会夺魁。他们两人专注于研究政府政策、失业等宏观经济问题,而这一研究看起来似乎正对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胃口。《纽约时报》根据过去几届的评判喜好得出结论,评委会注意力无非是在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分析新方法等五个领域,获奖者往往都是宏观经济学研究者。但结果又让人大跌眼镜,评委会最终选择了纽约大学的罗伯特·恩格尔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克里夫·格兰杰,他们两人是计量经济学家,研究方向是风险预测。
今年,《纽约时报》在10月6日的一篇文章再一次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做出预测,不过,这一次完全没有费尔普斯的份。排在第一位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吉恩·格罗斯曼和埃尔赫南·赫尔普曼,两人在国际经济贸易学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第二位是斯坦福大学的保尔·罗曼,他被认为对“新增长理论”有所发展。虽然哥伦比亚大学候选人也有被提及,但不是费尔普斯,而是极力推崇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印度裔学者贾迪斯·巴格瓦迪。
不过埃德蒙·费尔普斯绝对对得起这份厚奖。在学术方面,他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包括就业、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储蓄、货币政策等。他继罗伯特·索洛之后,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从而正式确立了经济增长理论。
在美国大学圈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集中的主要有三家大学,首当其冲的是芝加哥大学,总共9位经济学奖得主,其次为哈佛和麻省理工,分别有4位和3位。他的这次折桂必定让哥伦比亚大学扬眉吐气,从此以后,他们也拥有了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了。另外两位是“欧元之父”蒙代尔(1999年)和《经济学》撰写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01年)。
费尔普斯其人
埃德蒙·费尔普斯1955年在美国阿姆赫斯特学院获得学士学位。1959年在耶鲁大学拿下了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他的导师詹姆斯·托宾教授则是1981年诺贝尔奖得主。随后,学有所成的费尔普斯开始在耶鲁大学任教,后来又转投宾夕法尼亚大学。1971年,他进入现在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同时担任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社科院院士、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布鲁金斯经济事务委员会资深顾问、美联储学术会议专家、美国财政部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顾问、《美国经济评论》编委等。
费尔普斯与中国
对中国经济界来讲,费尔普斯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就在去年5月北京举办的“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他曾经发表过《适应与采用创新:一个思考发展的思维框架》,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2004年,他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参加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作了题为《中国需要解决投资低效率问题》的演讲,就结构性因素、投资过热、国外经济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活动对中国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
解读费尔普斯
48年前的成就终获认同
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梁小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费尔普斯获奖绝对是当之无愧。
费尔普斯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和弗里德曼1968年提出的自然率假说。此前,主张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存在此消彼长替代关系的菲利浦斯曲线,被视为宏观经济的金科玉律,深深影响了60年代美国的经济政策。但是费尔普斯和弗里德曼发现,菲利浦斯曲线没有考虑人们的预期。如果决策者想通过选择较高的通货膨胀来减少失业,只可能取得暂时的成功。短期内当人们还没有意识到通货膨胀的时候,菲利浦斯曲线的确有作用;可当人们习惯了高通胀,企业和工人在确定工资和价格时就会考虑到更高的通胀,这时候菲利浦斯曲线就不起作用了。也就是说,长期来看,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并没有必然联系。自然失业率是永远存在、不可消除的。这意味着,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长期来看不起任何作用,所以政府不要调节经济。
这一观点刚出来的时候,引起一片质疑,因为当时菲利浦斯曲线十分深入人心。到了70年代,美国出现的滞胀证明了自然率假说的正确,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从此声名大振。前者还因为同时在货币理论等诸多方面的成就获得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自然率假说也对西方政府决策层产生很大影响,那就是尽量减少国家的宏观调控。
今天,费尔普斯因为48年前的成就获得诺贝尔奖,绝对是当之无愧。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不一样,需要时间来检验理论的正确。所以诺贝尔经济学一般都是奖励给多年以前的研究成果。从经济学研究来看,费尔普斯至少在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他首先把“适应性预期”的假说引入经济学研究中,此后才有了现在常说的“理性预期”;其次,他大胆地对菲利浦斯曲线进行了重新评价,并对这一曲线作出了修正;第三,自然率假说已经被认为是公认的真理,被众多教科书引用。著名的曼昆《经济学原理》一书,将其列为经济学的十大原理之一。
至于费尔普斯本人,虽然在媒体和公众面前曝光率不算太高,比他有名的经济学家比比皆是,但在经济学圈里,他绝对是大师级的人物。
新闻内存
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瑞典著名企业家、炸药发明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1895年留下的遗嘱,诺贝尔奖项只有化学奖、物理学奖、文学奖、医学奖和和平奖,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瑞典中央银行在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全称应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其评选标准与其它奖项类似,获奖者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选,1969年该银行300周年庆典时第一次颁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近五年的获奖者是: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彭斯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01年);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弗农·史密斯(2002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恩格尔和英国经济学家克莱夫·格兰杰(2003年);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2004年);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的罗伯特·奥曼和美国人托马斯·谢林(2005年)。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关注失业与通胀
2006-10-10 07:42更新 来源:大洋网
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理解。
据新华社电 瑞典皇家科学院9日宣布,将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以表彰他在加深人们对于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理解方面所做的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说,费尔普斯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经济政策长期和短期影响关系的理解”,并对“经济学研究和经济政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现年73岁的费尔普斯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将获得总额为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37万美元)的奖金。费尔普斯是一位国际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对当时盛行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提出了挑战。他的研究对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费尔普斯曾多次访问中国。
关注失业与通货膨胀
本报讯 埃德蒙·费尔普斯1933年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伊云斯顿,1959年从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目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低失业和低通货膨胀是经济稳定政策的中心目标。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认为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即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这一理论认为,降低失业率将付出使通货膨胀上升的代价。费尔普斯对工资、物价进行了更为基本的分析,并且考虑到经济中信息不畅的因素、个人不完全了解其他人的行为,因此必须将他们的决策基于预期之上。他从而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挑战,提出了“费尔普斯曲线”,这种理论认为通货膨胀取决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预期。
因此,通货膨胀不会对远期失业率产生影响,它只是由劳动力市场的运转所决定的,经济稳定政策只能对失业率的短期起伏产生影响。费尔普斯表明未来的经济稳定政策的可能性取决于今天的政策决策:今天的低通货导致对未来低通货的预期,因此有助于未来的决策制订。
跨期权衡领域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资本构成的合理尺度。通过减少消费用于对物资和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今天的一代将可以提高未来人类的福利。费尔普斯澄清了几代人之间可能的分配冲突。他还表明,所有人在某种条件下都可以从储蓄率的变化中获益。费尔普斯还对人力资本对新技术吸收和增长的重要性进行了先驱性的研究。
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2005年,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的罗伯特·奥曼和美国人托马斯·谢林。这两位经济学家通过博弈理论分析增加了世人对合作与冲突的理解。他们的理论目前被广泛应用在解释社会中不同性质的冲突、贸易纠纷、价格之争以及寻求长期合作的模式等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
2004年,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这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难题”和商业周期的影响因素。
2003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恩格尔和英国经济学家克莱夫·格兰杰。他们分别用“随着时间变化的易变性”和“共同趋势”两种新方法分析经济时间数列,从而给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新华社)
来源:广州日报
等待来年的经济学家们
2006-10-10 07:24更新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在这次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中,除最终获奖的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埃德蒙·菲尔普斯外,其他颇具有实力且在最终结果公布之前被预测为夺标热门的经济学家还包括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吉恩·格罗斯曼、埃尔赫南·赫尔普曼;纽约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等。
吉恩·格罗斯曼、埃尔赫南·赫尔普曼和保罗·克鲁格曼已不止一次出现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名单中,而且连续几年被预测为夺标大热门。上述几人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国际贸易这个热门领域以及与国际贸易有关的货币、汇率问题等。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研究包括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事实,大国、小国的关税形成等,而克鲁格曼则凭借新国际贸易理论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之一。
由于连续对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抨击,现任职于普林斯顿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近年来风头正劲。克鲁格曼早年以准确预言亚洲金融危机闻名天下,目前作为《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他总能以浅显易懂的笔调对各种经济现象进行评述,自小布什政府上台以来,克鲁格曼的专栏不时对其各种经济政策进行独到的剖析,深得广大读者追捧。专栏作品集《大破解——我们迷失在新世纪》一书刚出版就成为了风靡美国的畅销书。克鲁格曼被誉为最具天赋和最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家之一,有人认为,此人获奖只是时间的问题。
虽然比起克鲁格曼,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明显低调得多,但凭借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出色研究成果,其诺贝尔奖前景同样被业界广泛看好。其所著的《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特殊利益政治学》等书对特殊利益集团如何影响政策制订做出了开创性的理论研究,澄清了某些重要思想的根源,其研究对重要领域的政策制订提供了施用方法。
另外,在此前的预测中,诺贝尔奖的另一个大热门是斯坦福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及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萨金特(T h o m a s J .S a r g e n t)。萨金特在宏观经济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与卢卡斯、巴罗和华莱士(NeilWallace)一起开创合理预期学派,研究利率的期限结构、古典失业、经济大萧条等重大问题。萨金特是近几年来经济学界风行的利用数学工具来演绎经济学理论的代表,有人之前评论,如果他能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奖就标志着经济学向数学的又一次回归。
名词解释
“经济增长黄金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曾提出平衡增长理论,菲尔普斯利用这一理论,提出了“经济增长黄金律”,进一步探讨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
“黄金律”通常是指平衡增长路径中劳动与资本配置最优化的条件,即将劳动与资本比率视为一种最重要的经济关系,并通过调整劳动与资本比率,可以确定一种可预期的经济增长。菲尔普斯在一篇关于“黄金律”的论文中,还试图分析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速度之间的关系,通过资本投入和增加研发支出等手段来达到技术进步,以及经济中存在的创新和新发明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