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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日历：保罗·克鲁格曼 |
作者： 发布时间：2007-11-25 15:40:25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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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Robin Krugman
(born February 28, 1953)
经济学界鬼才克鲁格曼
（来源：《世界商业评论》ICXO.COM）
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是一个总处在漩涡中心的人，当90年代初以亚洲四小龙为首的亚洲经济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他却于1994年发表了那篇不合时宜的著名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他认为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率是建立在大规模资本和密集劳动力的投入上的，没有真正的知识进步和技术创新，也缺少健全有效的制度支持，所以这种增长是不可能长期保持的。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危言耸听，但是不久以后，亚洲就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1953年，克鲁格曼出生于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他在纽约的郊区长大，从约翰·F·肯尼迪高中毕业后，他来到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大学时代的克鲁格曼似乎更偏好历史，经济学的专业课修的不多，倒是天天去上历史课。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在偶然看到克鲁格曼的一篇关于汽油的价格和消费的文章后，为他对经济问题的深刻理解所打动，立即邀请他做自己的助手。大学毕业后，在诺德豪斯的推荐下，克鲁格曼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这个期间，由于个人问题，他的情绪比较低落，草草地完成了博士论文以后，他奔赴耶鲁大学任教去了。
克鲁格曼在耶鲁大学也不得志，由于性格太强，他得罪了不少人，连研究奖学金也丢掉了。1978年，他去探访著名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宏观经济学》的作者），多恩布什的鼓励使他找回了自信，他发现自己找到了打开成功之门的关键。他开始写一篇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
当年7月，他把这篇论文提交到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暑期研讨会上，参加这个会议的都是当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当他开始宣读论文时，人们没有加以注意，都在相互交谈。渐渐地，大厅安静了下来，人们停止交谈，专心地倾听克鲁格曼的演讲。克鲁格曼一夜成名了！克鲁格曼回忆道：“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90分钟。”
接下来的日子里，荣誉和金钱接踵而未，克鲁格曼开始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发表演说，参加研讨会，会见各式各样的人。但是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忙碌的应酬之余，仍然潜心于学术研究。
1982年，克鲁格曼刚从瑞典的一个国际会议回来就接到费尔德斯坦的电话，邀请他去华盛顿任职，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华盛顿的经历并不愉快，他发现，在这个地方，好的分析者并不受重用，马屁精倒是如鱼得水。很快，他就产生了离开的念头。不过，在华盛顿他又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项才能：用简明易懂的语言讲述严肃的经济学问题。198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就是由克鲁格曼主笔的。
华盛顿的一年使克鲁格曼身心俱疲。很长一段时间，他既不做学问，也不问政治。不过在外人看来，他混得很不错：年纪轻轻就成为终身教授，拿着丰厚的薪酬、常常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参加各种会议，甚至还写出了几篇挺好的论文。不过，克鲁格曼的内心极为失落，他说：“和世界上99％的人相比，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但我的参照对象是同辈中最成功的经济学家，我还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987年，克鲁格曼开始重新恢复了创造力，他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第三世界债务减免、欧洲货币体系的作用、贸易集团化。这些文章获得的好评打消了他对自己研究能力的怀疑，他开始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新贸易理论。这些成就使他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1988年，克鲁格曼出版了《期望减少的年代》一书，该书一出版即在美国引起轰动。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成为各大学和贸易公司的标准教材。各大公司的总裁在看到他所著的书之后纷纷找上门来，请克鲁格曼为他们作商业咨询。为此，克鲁格曼专门雇了一名经纪人，不是为了拉更多的客户，而是为了提高价格，使商人们望而却步。这段时期克鲁格曼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课题———经济地理学。他雄心勃勃地想把这个课题发展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并在这个领域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992年的总统选举使克鲁格曼在全美国人面前大出了一番风头，他在电视上的经济演说给克林顿极大的帮助，但是克林顿在执政之后并没有启用他为总统经济顾问，而是选择了伯克利大学的女经济学家泰森，原因在于克鲁格曼的性格过于刚直，在华盛顿和学术界都得罪了不少人。克鲁格曼自己也说：”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
1996年克鲁格曼又一次令世人大吃一惊，他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该书在短短两年内重印了8次，总印数达120万。同时，克鲁格曼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经济学界的许多人已经断言：克鲁格曼三年内必获诺贝尔奖。
亚洲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克鲁格曼成为焦点中的焦点，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第四版最近也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面对荣誉，克鲁格曼是怎么想的呢？他说：“我们都想得到权利，我们也渴望成功，但是对我来说，最好的回报就是理解带来的快乐。”
保罗·克鲁格曼和他的专栏
著名的专栏作家似乎都从属于某个时代，比如沃尔特·李普曼书写了战后美国，约瑟夫·克拉夫记录了越战，乔治·威尔是里根时代的产物——克鲁格曼现在的专栏针对的是小布什政府。当然对于小布什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自他上台之后就有这样一个人一周两次在《纽约时报》接连不断地对现政府进行声讨。克鲁格曼认为小布什就是个骗子，并且从一而终地玩弄着愚昧大众的把戏。从加州能源危机、安然事件、国土安全部的设立到现在的减税政策以及战争——克鲁格曼经常在大众媒体人云亦云的时候一针见血——2001年3月他指出加州的能源危机是假象，与当局关系密切的大公司对于市场的操纵显然是罪魁祸首，而并不像媒体普遍认同的那样，一切是因为官僚机制和环境法案的限制造成的。“那些公司要么是圣人要么就是奸商”——12个月之后安然倒闭，接连三次针对加州危机的联邦调查和对于相关人员的指控证明克鲁格曼在此之前的论断完全正确。关于布什的减税计划，克鲁格曼冷嘲热讽的专栏加起来足足有一本书。他说40％减免的税收会流向1％的美国富人，可布什却说减税的收益者会是美国的中产阶级——指责布什减税的大有人在，但是没有人像克鲁格曼这样坚持不懈保持极高频率的抨击，并且还列举出充分的数字进行证明。他确实在2001年5月针对布什的减税政策不依不饶地出了一本书：《荒唐的数学：布什减税政策指南》。
会写作的经济学家通常都是决策者的红人，从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到福山，从这点上看克鲁格曼很不幸。他到现在历经了三届政府，但是从里根到克林顿到小布什，没有一个人觉得克鲁格曼可以真正值得信任，尽管他早在1982年就加入了里根政府的经济咨询委员会ＣＥＡ，在1991年得到了杰出青年经济学家奖章并对新时代的贸易研究作出重要贡献。1992年克鲁格曼为帮助克林顿竞选，曾经应邀在《时代》杂志上为克林顿的经济计划作出解释和辩护，当时他被很多人认为是克林顿政府经济咨询委员会主席的当然人选。最后克林顿如愿胜出，而当上经咨会主席的却是劳拉·泰森Ｌａｕｒａ Ｔｙｓｏｎ。克林顿政府的官员透露说克鲁格曼太随心所欲了，他曾经在拉里·金的脱口秀中说克林顿的小石城经济峰会毫无意义，而这显然不是克林顿想要的。
反对流行的国际主义
现在这位在耶鲁和ＭＩＴ受过专业经济学教育的犹太裔美国人在普林斯顿长驻。他有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他在那里埋头给《纽约时报》写专栏，他自己做事实积累和数据分析，很少引用别人的话，也不大参与社交活动，更不用说各处去采访知名人士征求见解。在华盛顿两次失意之后，克鲁格曼坦言政府工作经历最大的好处是让他真正看清楚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指导着经济决策。他称那些人为“政策经营者”（Ｐｏｌｉｃｙ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一群缺乏学术背景的活动家和新闻记者。真正的经济学家懂得政治和学术的区别，而政策经营者则喜欢在一些半通俗的报纸杂志上写评论，不负责任地对系统的知识分析含糊其辞并导致了所谓流行的国际主义。克鲁格曼认为那些华而不实、不读教科书就企图分析世界贸易的人正在给公共讨论造成极坏的影响，而判别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经营者的意义和辨清左右派之分一样基本——克鲁格曼为了抵抗流行的国际主义，开始决心用他的方法为大众写作。他说：“这些文章要从最基本的知识出发进行论证，不带专业术语、不能在学术上哗众取宠，因为这些文章的宗旨是让世人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分析”。
他从ＭＳＮ的Ｓｌａｔｅ网站和《时代》杂志开始实现自己的诺言。他在Ｓｌａｔｅ上的文章通俗、泼辣。1999年克鲁格曼受到《泰晤士报》评论版主编雷恩司的邀请，为他们写商业评论，比如说时代华纳和美国在线的合并，比尔·盖茨现象以及股市反应之类的问题，他的文字还是一样易懂，但是因为带上了强烈的编辑意识，多少有点枪手的味道。
尽管克鲁格曼一再说自己不想再写任何关于布什政策的评论，他还是忍不住——布什的政策在克鲁格曼看来实在荒诞不经而且祸国殃民。克鲁格曼认为通常新闻记者和流行国际主义者只会强调事实呈现的状态，而对于过程中出现的数字从不加以怀疑；而学者们在学术杂志上夸夸其谈，所有的见地不过是在极小一部分人中间流传。他开始为公众剖析数字：克鲁格曼说2000年小布什上任前夕在ＭＯＮＥＹ ＬＩＮＥ的讲话中作了三个错误的数据性陈述。克鲁格曼在他的专栏里说媒体不应该只是报道表面的计划数字，应该先看看让这些计划行动起来的资金缺口有多大！三年来克鲁格曼从未间断过批评：在2003年3月21日的专栏里，克鲁格曼以“到底是谁丢了美国的预算？”为题再一次清楚地指出了布什在减税中犯下的错误最终导致了美国现在的入不敷出。他讽刺道：“在国内，我们必须为我们最富有的15％的人群减税而浪费鲜有的财政盈余；在国外，我们要寻找我们的敌人，并不遗余力地打败他！” 他计算出由于布什减税而可能造成的损失在今后75年时间里将达到12万亿至14万亿美元，而这些钱足够支付美国政府在同时期所有社会安全（3．5万亿美元）以及医药开支（6．2万亿美元）。
克鲁格曼对于流行国际主义者提倡的国家竞争力的概念嗤之以鼻。他说国家又不是公司，哪有什么竞争优势可比！那种华而不实的说法“国家像公司一样在国际舞台上参与竞争”（克林顿所言）被克鲁格曼批评是政客们的一种托辞，而把美国的经济状况恶化归结为与欧日相比缺乏竞争力不过是无稽之谈。因为尽管现在世界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密切（比如贸易量），但是一国的生活水平仍然主要由国内的因素，而不是有某种争夺世界市场的竞争造成的——美国的出口额现在仅占ＧＮＰ的10％，也就是说90％的美国经济都是自给自足的。更何况如果欧洲经济保持强势，必将为美国市场带来更多价廉物美的产品并可能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不是零和博弈，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不能把它们的重大经济问题归因于在争夺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失败！
孤独的专栏作家
没有一个活跃在知名媒体上的著名专栏作家像克鲁格曼这样孤独。人们很少在圈内的晚宴或者酒会上见到这个个子不高、其貌不扬的经济学家。现在除了一些民主党人，说到克鲁格曼，很多人显然都是怒气冲冲。理由很简单，那些活跃在政界的流行国际主义者，很少不被克鲁格曼骂过的。
他在3月28日刚刚骂过切尼，他含沙射影地说切尼这次又在胡说八道，告诉民众美国大兵是解放者。但克鲁格曼是用切尼的老账来说明问题的——2001年的加州能源危机。那次切尼对于能源危机假象视而不见的表现，用克鲁格曼的话来说——要么切尼只听从了能源巨头们的建议而没有咨询任何人，要么他思索再三决定还是由肇事者来平息这次危机。美国政府似乎一错再错而且屡教不改，克鲁格曼嘲笑说，切尼的问题在于他的谬误总是和他的盲目自信一样显而易见。
他讨厌那些粗心的计算和不求甚解的盲目结论，一旦发现会连名带姓地指出并且习惯性地加以嘲讽。莱斯特·瑟罗、罗伯特·莱客、艾拉·麦格西那等有影响力的人物都是他挑刺的对象。
《纽约书评》曾经邀请克鲁格曼为劳拉·泰森写书评，但是最后编辑告诉他说“你是在攻击一个很有威望的人物”，而不得不放弃发表他的文章。只要是他认为错的，不管左派右派他统统攻击。他从来不像其他的专栏作家或者学者，秉承一派的作风，并且为之坚持到底。当然也正因为这样，他得不到任何一派坚定的拥护。
克鲁格曼当然要承担成千上万的反击。对于很多共和党和保守派的忠实卫士，包括一些中左派的新闻记者来说，他们憎恨克鲁格曼的作品就好像克鲁格曼对于小布什政策的厌恶。有一位美国高中生建了一个网站搜集所有克鲁格曼的专栏作品，专供人们上来提出不同意见，其中回敬克鲁格曼的文章同样犀利。“经济学家怎么出错了？”之类的题目比比皆是，写的人或者是颇有名气的学者教授，或者是一些流行的国际主义者。
所有的人都承认克鲁格曼的能力，并且认为他的聪明加上勤奋有一天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也未可知。很多人无不惋惜地说，如果克鲁格曼在专栏里能够不那么狂躁地对待小布什和美国政府，那么他也许会有比现在好得多的结局。也许克鲁格曼对布什太不留情面了——谁知道呢？克鲁格曼如果真的要做幕僚，他也已经等了三届政府，也许下一届美国总统会喜欢他，前提是小布什不能连任。可是克鲁格曼真的在乎吗？也许对于克鲁格曼来说，通向大众的专栏才是最重要的。
（来源：http://www.eobserver.com.cn/ReadNews.asp?NewsID=4125 蒉莺春／文）
一边倒的经济学家_保罗·克鲁格曼
保罗·克鲁格曼及其具有争议的经济学普及艺术
"给我一个一只手(one-handed)的经济学家"，一位失望的美国总统要求道，"我的所有经济学家总是说'一方面如何如何，另一方面又如何如何'。"从"一只手"的角度来看，至少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美国前总统——译者）应该喜欢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采取大胆立场方面很少踌躇，即使主题是他自己。谈到他在《纽约时报》上的双周专栏从对"新经济"的温和讨论转向阅读面极广的针对布什政府的猛烈抨击时，这位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最近把自己描述为"堕落之海中孤独的真理之声"。
毫无疑问，至少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或者更早一些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转向新闻业以来，克鲁格曼先生媒体超级明星中最出色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先生关于金融危机和国际贸易方面的著作被其它经济学家广为称道。他获得过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经济学奖章，摘取这一奖项要比获得诺贝尔奖还要稍微难一点。他的新书《大破解：我们迷失在新世纪》（The Great Unravelling：Losing Our Way in New the Century)已连续八周被《纽约时报》列入畅销书排行榜，这也是他面向广大普通读者推出的第八本书，由此可见其知名度。
众所周知，虽然《经济学家》杂志偶尔也会越过经济学的藩篱，但是它几乎不会因为有人写了尖锐（但既吸引人又易于理解）的经济学分析文章而批评此人。然而，越来越多的人问，克鲁格曼先生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的成功，是否以他的经济学研究为代价，而不是他研究经济学的必然结果。在作为专栏作家期间，他有过一些成功的新闻业绩，其中最出色的就是他早于其它新闻评论员很久之前，就认识到市场操作在加州能源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过，也许这期间他的文章最突出的并不是经济学上的严密性，而是政治学上的党派性。
一家叫Lyinginpond.com的网站，对美国政治专栏作家的派性进行追踪调查，认为克鲁格曼先生在专栏的党派倾向方面名列第二，仅次于安·科特（Ann Coulter），一个极端保守（并且没有条理）的辩论家。正如网站提供的全部文件显示，克鲁格曼先生专栏的绝大多数文章以攻击共和党人为特色，基本上没有批评民主党人的。毫不奇怪，这已使他成为美国左派的象牙塔里的某种民族英雄——一个具有理性思维的人眼中的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美国著名导演、作家）。不过，他在意识形态的对手中那里或许有更多的读者，特别是在互联网上，在那里，解构他的最新专栏是一种每两个星期一次的室内游戏，尽管人们对此争议颇大，以致滋生出脱口秀式的无聊谈话，甚至法律威胁。
克鲁格曼把这些批评者称为他的"潜猎者"。这些人中有许多花费过多的时间，在细微的语义含义上或在统计数字的细小差异上找碴。然而，并不是他们中的所有人都可以被轻易忽略掉。一些较为理性的人承认，克鲁格曼是个天才作家和天才经济学家，但他们同样认为，这段时间以来，他不妥协的党派偏见妨碍了他的论证。他们发问道，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图景果真如他描绘的那样是单方面的？如果不是，杰出如克鲁格曼先生的经济学家应不应该对公众那样说呢？
浏览克鲁格曼过去的专栏文章，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正在发展的趋向，那就是他把世界所有的弊端都归罪于乔治·布什（George Bush）。比如，针对加州能源危机，他指责布什政府和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没有尽早设定价格上限，然而他对在危机第一阶段主政反应同样迟缓的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的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一句话都没提，也没有攻击时任加州州长的民主党人格雷·戴维斯（Gray Davis），而后者因为拒绝允许消费者价格上升而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在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默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最近发表反犹演讲之后，克鲁格曼先生指出，为取得国内的政治支持，是布什政府笨拙的外交政策迫使马哈蒂尔博士说出这样的话。不过考虑到马哈蒂尔就要下台，此分析根本没有什么道理。
甚至有时克鲁格曼的经济学都是有弹性的。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指责保守派死抱着"劳动总量固定"（lump of labour fallacy） 的谬见，这一谬论错误地认为，劳动总量是个固定不变的常量，政府必须对之进行平均分配。事实上，他所引证的文章并不认同"劳动总量固定"的观点。他用博弈理论论证说，批评而不攻击北朝鲜，反而追击伊拉克，布什先生"可能"在鼓励北朝鲜成为一个更危险的核武力量。这一论证可能不会使大多数博弈论理论学家信服。总而言之，结果却是给外行的读者留下这样一个错觉，即在某种程度上说，克鲁格曼先生让人尊敬的、完美的个人政治理念从实践上来源于经济学理论。
天下无免费的午餐
既然现在克鲁格曼先生是一名新闻行业人员，看起来他已经接受了免费午餐的概念，这也许并不令人奇怪——虽然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对此概念应该了解得更清楚。每一个机会（包括午餐、甚至包括克鲁格曼先生偏好的政策）都有成本。在纯收益少而不确定的大多数情况下，决策往往难于做出，特别是在政治领域，这是因为要对那些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取舍。毫无疑问，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提醒倾向于某一方面的政治家以及他们选民，经济决策一般是灰色的，而不是非白即黑的，即使这些决策是由其政治对手作出的。
克鲁格曼先生的许多经济学家同行都嫉妒他的名望，但他们聊以自慰的是，克鲁格曼先生愤慨激昂的演讲已经损害了他的名声，这足以使他不能获得诺贝尔奖。他们也许只能骗骗自己。以往，诺贝尔委员会并没有反对把奖品授予给那些声名狼藉的经济学家，比如他们把诺贝尔奖授予弗里德曼先生（Friedman）以及时间上更近一些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就显示了这一点。也许，克鲁格曼先生仍有希望。
附：原文网址及内容
http://www.economist.com/people/displayStory.cfm?story_id=2208841
The one-handed economist
Nov 13th 2003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Paul Krugman and the controversial art of popularising economics
"GIVE me a one-handed economist," demanded a frustrated American president. "All my economists say, 'on the one hand...on the other'". From a mono-manual perspective, at least, Harry Truman would have loved Paul Krugman, an economist who rarely hesitates to take a bold position-even when the subject is himself. In recoun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 twice-weekly New York Times column from a genial discussion of the "New Economy" into a widely read broadside against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he Princeton professor recently described himself as "a lonely voice of truth in a sea of corruption."
What is beyond dispute is that Mr Krugman is the finest economist to become a media superstar-at least since Milton Friedman or, earlier, John Maynard Keynes turned to journalism. Mr Krugman's work on currency cris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s widely admired by other economists. He holds the John Bates Clark medal in economics, which is slightly harder to get than a Nobel Prize. As for popularity, his new book, "The Great Unravelling"-his eighth aimed at a broad, non-academic readership-has spent eight weeks on the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list.
The Economist, which itself has been known on occasion to clamber off the economic fence, can hardly criticise anybody for writing hard-hitting (yet engaging and accessible!) economic analyses. But, increasingly, people are asking whether Mr Krugman's success as a journalist is now coming at the expense of, rather than as the result of, his economics. For while he has had some journalistic coups during his time as a columnist-most notably in recognising， long before most other commentators, that market manipulation played a role in the California energy crisis-perhaps the most striking thing about his writing these days is not its economic rigour but its political partisanship.
Lyinginponds.com, a website that tracks partisanship among American political columnists, rates Mr Krugman second in the overall partisan slant of his columns, behind only Ann Coulter, a fiercely (and often incoherently) conservative polemicist. As the site documents exhaustively, the vast majority of Mr Krugman's columns feature attacks on Republicans; almost none criticise Democrats. Unsurprisingly, this has made him a sort of ivory-tower folk-hero of the American left-a thinking person's Michael Moore. But he may have even more readers among his ideological adversaries, particularly on the internet, where deconstructing his latest column is a kind of twice-weekly parlour game-albeit one so contentious it has spawned talk-show chatter and even legal threats.
He refers to these critics as his "stalkers". Many of them spend an inordinate amount of time quibbling about minor semantic points, or trivial differences in statistics. But they cannot all be easily dismissed. The more reasonable ones allow that he is a gifted writer and economist, but also argue that these days his relentless partisanship is getting in the way of his argument. I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icture, they ask, really as one-sided as he paints it? And if not, should an economist of Mr Krugman's prominence be telling the public that it is?
A glance through his past columns reveals a growing tendency to attribute all the world's ills to George Bush. Regarding California's energy crisis, for example, he berate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the 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for not imposing price caps sooner-but found no room to mention Bill Clinton, who presided over a similarly inactive FERC for the first part of the crisis, nor to attack California's then Democratic governor Gray Davis for his disastrous refusal to allow consumer prices to rise. After Mahathir Mohamad, the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recently gave an anti-Semitic speech, Mr Krugman argued that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ham-fisted foreign policy had forced Dr Mahathir to make the remarks in order to shore up domestic political support-most unlikely, given that he was about to step down.
Even his economics is sometimes stretched. A recent piece accused conservatives of embracing the "lump of labour fallacy", the mistaken claim that there is a fixed quantity of work which governments must strive to allocate equitably. In fact, the paper he cited did not commit the lump of labour fallacy. He used game theory to argue that, by criticising North Korea but not attacking it, and then going after Iraq instead, Mr Bush is "probably" encouraging North Korea to become a more dangerous nuclear power. This probably did not convince most game theorists. Overall, the effect is to give lay readers the illusion that Mr Krugman's perfectly respectable personal political beliefs can somehow be derived empirically from economic theory.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Now that he is a journalist, it is perhaps not surprising that Mr Krugman seems to have embraced the concept of the free lunch-even though as an economist he should know better. Every opportunity (including lunch, and even including Mr Krugman's favoured policies) has a cost. Decision-making, not least in politics, tends to be hard because it involves trading off those costs and benefits, with the resulting net gains often marginal and uncertain. Surely one of an economist's main tasks is to remind one-handed politicians, and their constituents, that economic choices generally come in shades of grey, not black and white-even when they are made by one's political rivals.
Many of Mr Krugman's fellow economists, jealous of his celebrity, comfort themselves with the thought that his angry rants have hurt his reputation enough to ensure he will not now win a Nobel prize. They may be kidding themselves. The Nobel committee has not been averse in the past to giving the prize to economists who have achieved popular notoriety, as its awards to Mr Friedman and, more recently, Joseph Stiglitz show. Mr Krugman is probably still in the running.
保罗·克鲁格曼，现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他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他的理论思想富于原创性，常常先于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经济问题，然后建立起令人赞叹的深刻而简洁优雅的模型，等待其他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他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之一，而他在1994年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言，更使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如日中天。他目前担任着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策咨询顾问。1991年，他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获得克拉克青年经济学奖章的第五人。人们普遍认为，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克鲁格曼是主流经济学派的衣钵传人和捍卫者，是萨缪尔森和索罗的爱将（他们三人同处一个办公套间）。但同时，克鲁格曼又是一位急先锋，敢于向任何传统理论开战。在过去十余年间，他出版了近二十本著作，发表文章几百篇。他的文笔清晰流畅，深入浅出，不仅是专业研究人员的必读之物，更是普通大众的良师益友。在公众的眼中，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众经济学家。
“亚洲的问题是，经济过热的同时，公私界限不清引起了严重的道德危害……取消资本控制之后，中国应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同时，采取措施控制资本流入以避免过高的外汇债务……我认为人民币不应当贬值……中国应加大货币发行量，同时进行持续的财政刺激，竭力刺激需求……”（克鲁格曼，《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
附录：采访纪实
[采访背景]
斯隆学院办公楼三层的一部分属于经济系，走道两旁悬挂着有史以来各位经济学大师的画像。可能正是这种氛围使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造就了一位又一位大师，克鲁格曼就是近年来比较出色的一位。克鲁格曼给我们的印象是永远带着一副怀疑的目光，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穿着同一件毛衣外套，蓄须且不修边幅。他生性桀骜不驯，言辞苛刻，很是得罪了一些人，《纽约时报》就曾报道过他和瑟罗之间的恩怨和学术争论。我们采访克鲁格曼可谓历尽艰辛，电话从来没有人接，发给他的近十个电子邮件也如石沉大海。1999年2月18日上午，我们终于在办公室“捉”到了他。软磨硬泡之下，他终于开了金口。
一、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
问：我们读过您的很多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文章。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以及世界经济到底有哪些重大影响呢？
克鲁格曼：对所有卷入这场危机的国家来说，这场危机抵消了多年的进步。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这场危机是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上最大的灾难。除此之外，我无话可说。这场危机对西方的影响实际上相当有限，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是如此。我最基本的想法是，对世界其他地方来说，重要的不是情况如此糟糕，出了这么多倒霉的事情，而是这些事情发生的方式令人吃惊，它说明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危险得多。
问：在您的一篇文章中，您将亚洲金融危机描述成一个泡沫经济的“三部曲”。您能不能简单谈谈亚洲的泡沫经济从产生到破灭的过程。
克鲁格曼：泡沫的成因很多。仅仅因为人气过旺，泡沫就可以产生。我认为亚洲的问题是，经济过热的同时，公私界限不清引起了严重的道德危害。因此，人们实际上在利用暗中的政府担保进行赌博。这种泡沫与别的地方的泡沫没有什么不同，惟一的区别是，这次发生危机的亚洲国家都是些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当世界其他国家热炒这些泡沫时，它们能够引进大量资本，于是泡沫就越变越大。你可以说，难道这不是亚洲国家特有的弱点吗？答案是，对啊。每个国家都有弱点。我不太清楚这些亚洲国家的弱点是不是比世界其他国家的弱点更严重。
现在让我们看看泡沫是如何破灭的。肥皂泡破灭的一个原因是，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忽视一些基本要素了。我想泰国就属于这一类情况，泰国的过度建设实在太多，那种热度根本就不可能持续；另外，当人们突然变得悲观时，泡沫也会破灭。悲观情绪是一种恶性循环，人们一悲观，事情也就真的变得糟糕起来。而事情越糟糕，人们也就越悲观。我认为其他亚洲国家便是如此，它们都被传染上了。泰国使人们联想到其他国家，这些国家的泡沫于是也就破灭了，最终大家全都陷入了危机。
问：亚洲危机标志着亚洲奇迹的终结吗？您认为亚洲国家什么时候能从危机中复苏？
克鲁格曼：在这个问题上我犯过许多错误，我现在自己都有点糊涂了，不过别人也不比我强多少。我想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不会再谈论什么奇迹。我现在打个比方，在我看来，今天的亚洲有点像债务危机高峰刚刚过去的1984年的拉丁美洲，它离完全脱离危机还有五年。这是我的对比，但这种对比也有可能是错的，我们都作过许多错误的预测。我现在的看法是，会有复苏，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有大规模的复苏。有可能在10年或15年之后，我们会再提起亚洲奇迹，但不是现在。
问：您推广了一种观点，即亚洲的增长模式是投资型的，而不是生产率型的。您是否认为亚洲国家将来应该转向生产率型的增长？
克鲁格曼：我不清楚究竟谁知道如何转向生产率型的增长，将来的投资大概会减少很多，所以这些国家将不得不转向生产率型的增长。但我当时谈的不是从政策角度如何促进生产率增长，而是如何解释亚洲的增长及为何我认为亚洲的增长将会减缓。提高生产率十分不易，如果我们知道如何提高生产率，整个世界会比现在富裕得多。
问：一般说来，提高生产率的诀窍何在？
克鲁格曼：我认为充分的竞争、创业精神，以及鼓励创新的、灵活的资本市场会起作用。
问：如何使发展中国家长时间维持高速增长呢？
克鲁格曼：我要是知道就好了。不过，就我目前对危机发生的机制的理解来看，危机发生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累积了巨额的外汇债务。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些国家采取浮动汇率就会大祸临头。但同时，他们又不能维持汇率不变，因为他们的储备有限。因此答案可能是，我们应当在用征税等其他手段控制外汇债务的同时，维持浮动汇率制度，这是我更偏爱的答案。但对有些国家来说，另一种办法可能更有效，那就是采取货币委员会制，美元化或欧元化。事实上，对此没有定论，人们可能需要作一些试验。
问：您多次谈到这次金融危机中的道德危害，您为什么认为道德危害在亚洲危机中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
克鲁格曼：首先，我的观点有了一些变化。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肯定认为道德危害在这场危机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我们可以说，在亚洲国家，在政府和私有部门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来减少道德危害，这是最简单的解释。
问：您是否认为世界金融体系，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某些做法在客观上也造成了道德危害？
克鲁格曼：我说的主要是国内的道德危害。这种道德危害的起因是，人们认为政府，比如说韩国政府或泰国政府，在为企业撑腰。我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引起的道德危害对亚洲国家影响不大，俄罗斯有可能是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但亚洲国家没有。
问：我们应当如何防止道德危害呢？
克鲁格曼：对付的办法是，更有效地对银行进行监控，限制它们贷款的种类，明确什么是应担保的，什么是不应担保的，同时加强资本限制。这虽不是万全之策，但各国处理这类问题的做法也就是这些。美国也曾发生过道德危害导致的储蓄和信贷危机，危机发生的原因是我们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有效地控制银行体系中的道德危害。
二、货币委员会制与政府干预
问：有一种观点是，既然银行体系不起作用，我们应当致力于用其他的一些机构比如说共同基金来取代银行系统。您同意这一观点吗？
克鲁格曼：大部分亚洲国家银行过多，他们过分依赖银行。银行的作用是重要的，但因为种种原因，亚洲国家有压制其他形式资本市场发展的倾向。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不要这么依赖银行。
问：您认为外汇制度在亚洲危机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克鲁格曼：我的印象是，总的来讲它的影响不大。泰国实行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但他们陷入了危机。印度尼西亚有十分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他们也陷入了危机，这实际上没什么区别。在这个地区惟一实行货币委员会制的是香港，香港基本没有受投机风潮的影响。首先，你可以说香港与众不同，它的金融体系先进得多，也安全得多。但即使如此，香港也没能幸免于目前的严重萧条和衰退。外汇制度没那么关键，货币委员会制也不是万能的。如果你的问题是人们不相信你会控制货币发行量，实行货币委员会制可能会特别有效，但显然亚洲国家遇到的不是这个问题。
问：那么实行货币委员会制的理想条件是什么呢？
克鲁格曼：如果一个国家最近刚经历过一场恶性通货膨胀，货币委员会制就会特别有效。
问：所以它对拉美很有效？
克鲁格曼：是啊，它对阿根廷很起作用。如果你与你的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挂钩，那这种货币委员会制就很好。如果你想与你邻国的货币挂钩，同时这个国家也是你主要的贸易伙伴，那么采用别国货币的货币委员会制也合理，当然阿根廷和香港不是这种情况。但如果你说让墨西哥美元化，那听起来就不像说让中国美元化那样不合情理。这又涉及到关于最佳货币区域的讨论。与你的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与你有许多劳动力交换的贸易伙伴，最好使用同样的货币，或者是与之密切挂钩，这是很有道理的。不过，符合这些条件的国家屈指可数。
问：但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所有的外汇储备都被货币委员会用去稳定汇率，我们会没有钱用来支付由于进口产生的债务。
克鲁格曼：我认为，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搞货币委员会制的一个好处是，在那种情况下，实际货币量已经大大缩小，用不了多少美元就可以实行货币委员会制。但如果你已经处于危机，外汇很少，这时搞货币委员会制就意味着你把外汇挪作他用，背水一战地将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挂钩，企图取得信任。这种做法的效果值得怀疑。
问：香港的货币委员会制似乎独树一帜。
克鲁格曼：香港有一个相当棒的货币委员会制。在严格的货币委员会制下，所有的货币都应当有相应的外汇储备支持。我最近一次看到香港的数据时，香港用4到5美元来支持流通中的每7．8个港币(合1美元)。所以它比一般实行货币委员会制的国家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因为他们有很多钱，使他们能够随机应变地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买股票，这就是香港的独特之处。纯粹的货币委员会制完全是机械地将外汇储备与货币供应量挂钩。由于香港有这么多超额储备，人们称之为超级货币委员会制。
问：对于香港来说，它的货币委员会制和政府干预股市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政府干预是好事还是坏事？
克鲁格曼：多年以前，香港采用了货币委员会制。当时香港在世界经济中处境尴尬，它想通过货币委员会制取得信誉，让人们相信香港是做生意的好地方。这种货币委员会制使得香港易于受到投机风潮的袭击，它迫使香港官员们干预股票市场。我认为香港政府的干预是好事，我认为他们做对了。这当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但两害相权衡取其轻，这是一种最佳选择。
问：那么您是否担心市场干预可能会带来隐患——干预成为一种惯例，每一次危机来临时，人们都指望政府出面托市？
克鲁格曼：对呀，问题就在这儿，它可能会造成一种道德危害。但是我认为港府的解释十分有说服力，因为当时香港在一个危险的时刻成了一场阴谋的目标，我觉得他们别无选择。
问：还有些专家告诉我们，美国实际上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了好处，因为现在美国可以放宽货币政策，降低利率，而不用担心通货膨胀。这都是得益于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危机。
克鲁格曼：毫无疑问，至少从短期来看，这场危机使得美国的发展能够持续得更久，也能够让美国的失业率降得更低。我经常说这是1979年倒过来了。1979年时，由于油价上涨，美元贬值；美国的通货膨胀十分严重。我们目前的情况是，通货膨胀率低得令人难以置信，部分原因是因为所有的商品价格都在下跌，而美元价格在上升。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亚洲危机。
问：现在美国经济一派繁荣，而其他国家则陷入危机。您认为这种情况会持续很久吗？当世界上别的国家陷入危机时，美国的增长能够维持下去吗？
克鲁格曼：实际上，我认为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没有给美国造成什么显著的威胁。我们应当替美国担心的是，由于内部原因，美国不能维持其繁荣。人们总是过分强调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是实际上，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比人们想象的要弱得多。最近的金融危机使我们看清了这一事实。
问：大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危机中的作用有很多争议，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克鲁格曼：当然他们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最严重的错误是，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管得太宽了。印尼政府贪污腐化，十分差劲。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一次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必然要造成印尼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对抗，使得彼此之间完全失去了信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应当只盯住它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尽快签好合同，尽快提供现金。这样，印度尼西亚是有可能避免灾难性的衰退的。在巴西，他们犯了两次错误。1998年秋天，他们本来应当试一试要求对私营行业多提供些资金，这样做会有很大帮助。另外，最近他们本应当让里亚尔自由浮动，而不是提高利率。不过他们也不容易，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那些人不蠢，也不坏。他们只是必须在艰难的时刻作出一些非常困难的决定。
三、中国的金融及外汇制度
问：中国经济是亚洲危机中的一个中心议题。您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包括目前的资本监管制度和银行体系？
克鲁格曼：我的印象是，中国在金融上一团糟——差不多完全破产的银行体系，严重的道德危害，大批呆账。多亏货币不能自由兑换，使金融稳定得到了保障，也从而使中国幸免于危机。但这不是什么长久之计，因为不能自由兑换的货币会阻碍商业的繁荣，而且会招致腐败。但中国幸亏没有在两年前就允许自由兑换货币。中国需要一步一步来，中国首先需要清理整顿国内的金融系统，然后才有可能允许其货币自由兑换。谢天谢地，这次危机前中国没有允许货币自由兑换。很多人曾建议中国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制度，但中国没有这么干。我认为，中国的官员们有些赞同这种说法，如果亚洲危机迟两年发生，中国可能就卷进去了。
问：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中国取消资本控制以后应当采取哪一种外汇制度呢？
克鲁格曼：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想答案可能是这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应当控制资本流入，尤其应当注意避免使整个国家陷入巨额外汇债务。放开资本控制后，外汇债务是危害最大的东西。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而且鉴于中国目前成功地避免了高额的美元或日元债务，我认为浮动汇率有可能适用于中国。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大，与其他规模类似的经济体相比，其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也较高，但还没有高得过分。所以我看好一种浮动汇率制度，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同时，采取某种形式的手段控制资本流入以避免美元债务逐步升高。有了这种手段，浮动汇率是可以做到的。
问：目前有哪个国家现在正在实行您所建议的这种外汇制度？
克鲁格曼：智利实行的就是这种制度，而且还不错呢。亚洲危机中的奇迹澳大利亚是另外一个例子，尽管属于亚太地区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成功地避免了任何形式的经济滑坡。他们的资本流入很多，但大部分资本流入是直接投资。原因是，尽管他们取消资本控制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在1983年前，他们一直有一定的资本控制，这使他们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
问：您为什么建议马来西亚又回到资本控制？它是不是一个短期措施？
克鲁格曼：是的。从长期来看，我认为他们需要采取某种措施来防止外债过高。我非常不喜欢对资本外流的控制，我是在绝境之中提出的那种建议，我现在还觉得十分矛盾。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完全正确。
问：我们感觉在取消资本控制之前应当首先建立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东南亚国家应当如何重组他们的金融体系呢？
克鲁格曼：当你的金融体系还十分薄弱时，取消资本控制是引火烧身，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一点。在取消资本控制很久的地方重新实行资本控制是严重的倒退，这不是什么好事，它对国内政策和投资者都会造成心理上的影响。除非是极端紧急的情况下，你不应当做这种事。我们目前还不知道马来西亚的资本控制是否能有效地帮助它摆脱困境。
东南亚需要清理金融体系，他们应当清除呆账，确保银行有足够的资本。然后他们需要制定政策防止外债过高，因为外债是危机之源。马来西亚的情况与别的国家有很大不同，他们的外债实际上比他们大部分邻国要少，所以他们完全有可能相当彻底、迅速地摆脱危机。我不清楚马哈蒂尔是不是想很快摆脱困境，但如果他想，他们是可以做到这点的。印度尼西亚由于有大量美元外债，问题要严重得多，情况还不明朗。总的来说，印尼的任务要艰巨得多。
问：在您看来，中国应当将货币贬值吗？
克鲁格曼：回答是多方面的。目前人民币汇率不是一个问题，中国没有收支平衡问题，没有外汇储备问题。中国绝对需要摆脱通货紧缩，他们需要发行大量钞票。如果贬值货币能够使中国摆脱通货紧缩，那中国就应当考虑将货币贬值，但眼下我不认为他们需要这么做。
问：很多人认为货币贬值会带来信心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
克鲁格曼：我认为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在中国，人们消费不足，问题是如何鼓励他们更多地消费。由于中国不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经济体，能否做到这一点，人们正拭目以待。在这方面中国更像日本，而不是亚洲其他陷入危机的国家。这一点有些奇怪，因为中国比日本要穷得多。但如果你考察宏观经济方面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与日本的问题非常类似。
问：刚才您提到通货紧缩的问题，您从前讲过中国目前用不着过分担心通货紧缩的问题。现在您是否还这么看？
克鲁格曼：我说用不着担心通货紧缩，是因为我觉得通货紧缩问题往往比较容易解决。但它有时候也不容易对付，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教训。我对中国的建议和我对日本的建议类似，只是稍微温和一些：中国需要加大货币发行量，同时进行持续的财政刺激。中国需要竭尽全力争取高需求，中国的经济有一个凯恩斯式的问题——消费不足，通货紧缩使这个问题雪上加霜。
问：为什么您认为通货紧缩不像通货膨胀那样危险？
克鲁格曼：不，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一样危险，但一般来讲，通货紧缩更容易解决一些。印钞票不是什么难事，所以解决通货紧缩的问题比较容易。但制止通货膨胀很不容易，过去50年都是如此。但我们从日本的事例中发现，有可能出现连利率降到零都不够低的情况，我们应当设法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如果一个国家的通货紧缩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而且利率还未降到零，这些国家就应当压低利率，在通货紧缩成为人们的预期之前复苏经济。
问：中国政府正试图补救这一点，比如说增加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您认为这会奏效吗？
克鲁格曼：我不知道，但这样做是对的。你们动手很快，没有犹豫，所以效果应当不错。
问：但是如果投资太多，又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来保证回报，最后资金会不会被白白地浪费掉？
克鲁格曼：对啊，有许多改革需要进行，而且这些改革会十分艰难。但是，只有在没有大规模经济衰退的时候才能搞好改革。所以，你们一方面应当确保高需求；另一方面，你们又应当同时着手解决结构上的问题。
问：看来中国是不是应当更侧重于刺激国内的需求？
克鲁格曼：对，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出口，而是国内需求。
问：但如果人民币不贬值，出口会减少，最终将会不利于经济发展呀？
克鲁格曼：如果这开始变成一个问题，我们再担心还来得及。但就目前来看，中国贸易上是顺差，而且外汇储备稳定，所以中国不必急于解决出口问题。
问：很明显，中国可以从亚洲危机和拉丁美洲危机中学到一些东西，但俄罗斯危机中有没有可学的东西呢？另外，亚洲危机和拉美危机之间有什么区别？
克鲁格曼：我认为俄罗斯自成一类。俄罗斯的情况是，政府财政完全失控，腐败程度之深，令亚洲都相形见绌。我认为我们从俄国危机中学不到什么东西。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拉美国家的问题出在预算上，巴西危机比韩国危机要简单得多，因为巴西的问题都是外在的，也就是预算赤字、高利率等，简直是金融危机的标准公式。但在韩国，危机起源于内在因素，即银行系统和政府对银行的暗中担保。所以，亚洲危机和拉美危机一个是内在危机，一个是外在危机。
问：回首历史，危机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有没有什么政府政策或金融体系能够防止类似的危机重新发生？
克鲁格曼：眼下，最好的希望在于限制外汇债务，这是我比较确信的一点。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答案的全部，但我确信它是答案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有可能的话，建立一个好的银行系统。但是，许多以前以为自己知道如何防止危机发生的人，在这几年的事情发生以后显得十分愚蠢，因为不该发生的事发生得太多了。
问：美国经济在过去很长时间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其原因是哪些？中国是不是能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克鲁格曼：我们有两个秘诀：一个是，我们有一个明智的、灵活的中央银行，事事都做得恰到好处；另一个是，我们改变了我们的市场结构，使美国经济不像从前那样容易产生通货膨胀。我们确切地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改变，但它仍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做了一些结构性的改革，放松了对企业的很多限制，市场也比以前要灵活得多。但实际上，我们也不知道自已是怎么做到这点的。10年前，当失业率低于6％时，通货膨胀率开始上升的迹象就十分明显了。眼下，失业率很久一直低于4％，却没有通货膨胀，实在是令人吃惊。
问：是不是因为微观经济层面的原因，比如说生产率和技术进步？
克鲁格曼：生产率和技术进步不能解释这—点。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是我们目前处于劳动力紧缺的劳务市场，工资却没有暴涨。我认为对此的解释是，造成经济繁荣的不是大家所谈论的信息技术之类的东西，而是一些不为大家注意的东西，比如说，临时工取代正式工人，就业从大公司转向小公司。
（来源：http://www.innovation.gov.cn/people/economist.asp?id=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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