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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日历：伊斯雷尔·M·柯兹纳 |
作者： 发布时间：2007-11-25 15:37:06 来源： 点击数：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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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ael Meir Kirzner
(born February 13, 1930)
当代奥地利学派掌门人：ISRAEL M. KIRZNER
作者：Peter Boettke，秋风译转自：思想评论
导言
毫无疑问，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复兴的过程中，不管是从学术上还是组织上，最重要的人物应该是Israel M. Kirzner。Kirzner深刻的学识、通情达理的态度及献身真理的精神，成为指导青年奥地利学派学人进入学术市场的路标，而这个市场经常对其观念持有敌意。他运用自己的组织才能召开了几次关于奥地利学派思想的研讨会，并组织出版了一些现代奥地利学派发展中最重要的著作。如果说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可以被恰当地称为奥地利学派1950年和60年代的“教父”的话，那么很显然Israel Kirzner就是1980年代的教父。
知识背景与发展
Kirzner于1930年出生在英格兰，1940年随家人迁居南非，1947年进入开普敦大学，不过在最后一学年迁居美国。Kirzner 1954年从Brooklyn学院毕业后，决定攻读商业硕士学位，潜心学习会计，1955年获得了纽约大学MBA学位。学完MBA课程后，Kirzner偶尔遇到了米塞斯，他当即决定放弃会计专业而决心成为一名学院经济学家。Kirzner在米塞斯指导下写作学位论文，1957年获得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时他获得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聘书，在那儿任教至今。
米塞斯与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
Kirzner的第一本著作The Economic Point of View (Sheed and Ward, Inc., 1976[1960])是博士论文的扩充，探讨了经济学思想的发展，着重探讨经济学家对其研究对象的不同看法所蕴涵的含义。本书最重要的章节是试图详细阐述从韦伯（Max Weber）到米塞斯之间人类行为学思想发展的历程。Kirzner的分析之关键是Lionel Robbins和米塞斯对韦伯洞见的发展之间的差异。.
Robbins也许是关于经济学定义的最有影响的学者，他给经济学下的标准定义，每个人都能在大学的基础教科书中读到：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是稀缺手段在互相竞争的目标之间的配置。韦伯把经济学分析局限于讨论理性行为也即根据目标和手段来计划行动。Robbins提出的有效利用问题（economizing problem）是集中于研究工具理性的一种必然产物。(参见，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Macmillan, 1952[1932]).
米塞斯则批评韦伯这种对行为的狭隘观点，而试图把经济学的范围扩展到讨论有目的的人类行为的含义(参见《经济学中的认识论问题》，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in Economic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1[1933])。在米塞斯看来，与理性行为相对的并不是非理性行为，而是无为（non-action）。经济性行为仅仅是经济分析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Kirzner指出，区分Robbins和米塞斯在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理论上的不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米塞斯在经济理论不同领域所作出的独特的贡献，都是其对经济科学的性质的人类行为学看法之连贯性发展的结果。“如果说经济学理论作为一们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是在米塞斯手里才形成体系的，那是因为米塞斯领会了经济学所具有的人类行为学特征，并将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加诸于经济学陈述之中，从而创造出了这种系统性的融合。”(Kirzner, The Economic Point of View, p. 160).
经济学作为人类行为学最发达的一个分支，必须从反思人类行为的本质开始。“目的意图并不仅仅是某种需要‘予以考虑’的东西，而是理解人类行为概念的唯一的基础。”(同上，p. 165)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如边际效用、机会成本概念及供需法则，都来自对人类行为的目的性之思考。经济学理论并不是一套可以检验的假说，而是一整套有助于我们解读经验世界的概念工具。
比如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人们可以对一个人把纸放到箱子里的行为作出“科学的”解释。每天下午三点半，科学家们都观察到一个男人从一栋房子到另一栋房子，把纸放进位于这些房子前面的箱子里，人们可以据此提出一种可以检验的假说，并作出“预期”，“三点半这位男人将把纸放进位于各家各户门前大街上的箱子中”，然后科学家们就可以根据观察所得的数据来“检验”他的假说，就在这一瞬间，假说就可以被推翻或验证。而人类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这样的科学解释实际上漏掉了所研究的现象的本质。(正在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和科学史家就指出，实证主义毋宁说对自然科学如何运转这一问题的看法是过于天真了，更不要说人类科学了，参见Michael Polany, Personal Knowled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1958]); 及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1962]).
人类科学家能够为所讨论的现象赋予目的。事实上，如果他想使正在研究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他就必须探寻相应的人的目的。由此我们才能明白，那些纸并不是无缘无故被放进箱子里的，而是一位邮递员在向人们投递信件。实际上，人类科学家必须依赖关于其他人之理想类型的知识。
我们了解某些人，是因为我们天天跟他面对面地打交道，比如朋友、家人、同事。有些人我们则是通过他们履行的职责或我们所持的信仰而有所了解的，比如邮递员、警察、自由至上主义者等等。而绝大多数人我们只能笼统地知道他们是“人”，也即能够自由地选择和通过安排及重新安排自己的手段以追求自己目标的某种存在。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他人”的有目的的行为，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人。这种知识，即“从内部所获得的知识”乃是人类科学所独具的，如果企图清除这种独特性而通过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输入到社会科学创造什么“社会物理学”，那绝对是场灾难。科学家们忘记了，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清除神人同性同性论（anthropomorphism）当然是可欲的，而从人类现象的研究中清除人及其目的与计划，则是完全不可欲的。这样的尝试必将导致人类科学的机械与人同行同性论（mechanamorphism），也就是说，把创造性的人类行为等同于机械行为，如此一来，我们所讨论的就是机器人的行为，而非人的行为。
机制、市场与政策
米塞斯常常强调，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探讨对于现实政策有深刻的意义。Kirzner 指出：
米塞斯把拒绝经济学的论调看作是对自由社会和西方文明的令人忧心的威胁。正是经济学证明了不受妨碍的市场社会的优越性，这些论证的有效性恰恰是建立在对于人类行为的洞见之上的，而实证主义思想则把这些洞见视为毫无意义的废话。激励米塞斯勇敢而坚定地驳斥那种不问人类目的性的经济学的，不仅仅是科学家追求真理的激情，毋宁是出于维护人类自由和尊严的深刻情怀。(参见"Forward," in Ludwig von Mises, The Ultimat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Science,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Inc., 1978[1962]), p. vii, emphasis added).
Kirzner证明了从Robbins的经济学定义发展到今日一般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最大化范式，只需一小步。而集中探讨给定约束下的最大化，形成了关于市场的机械论观点，这种观点严重扭曲了人们对现实世界中的市场的理解，作为一种制定政策的工具也是不可欲的。经济学中关于市场无效的及政府干预的可欲性的观点就与机械地理解市场现象有密切的关系。
Kirznerin一贯坚持米塞斯的洞见，坚定地抵制机械论的市场观。他不断地指出，经济学家的眼光应该超越均衡状态，转而阐述市场过程的法则。
Kirzner整个学术生涯都在致力于此一使命，他的第二本著作Market Theory and the Price System (D. Van Nostrand, 1963)就试图从一种市场过程的角度提供一本价格理论教科书。在第三本著作An Essay on Capital (Augustus M. Kelley, 1966)中，Kirzner揭示了经济过程理论如果不考虑个体经济主体的计划和目的而只注意静态均衡概念所可能面临的问题。Kirzner指出，为了理解资本生产过程，理论家必须把经济现象回溯到个体决策者的目的和计划，并承认资本市场跨越时间的协调作用。这些个人计划如何实现彼此协调的问题自然地引导Kirzner详尽地研究资本主义交换和生产过程中企业家行为的至关重要的作用。Kirzner在其论述人类行为之企业家性质的著作中，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了市场过程的细致和意义。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也许是Kirzner最著名的著作。他在本书中指出，价格理论的任务并不应该是“主要考虑价格的构成和满足均衡条件的数量”，Kirzner研究价格理论的理路则是“我们研究价格理论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市场中的个体参与者的决策如何互动从而生成市场力量，正是此一力量推动价格、生产方法及资源配置发生变动。”(同上，p. 6)，这才是关键所在。
主流经济学家早就意识到一般竞争均衡模型的内在缺陷。为了把模型建构在没有摩擦力的规范基础上，经济学家不得不作出很多假设，比如：无穷数量的买家卖家，充分的知识，零交易成本，进入、退出自由，等等，结果导致限制了模型中的主体按照价格波动而采取行动的能力，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这些经济学家把价格完全看成是给定的，而Kirzner则反问，如果每个人都只价格的被动接受者（price taker），那么，是谁改变了价格以适应市场呢？常规经济学依靠的是虚构的超经济实体即“Walrasian auctioneer”。事实上，如果说常规模型中的主体具有改变价格的能力，那意味着存在着垄断权力，因而必然提出需要通过政府管制来防范经济的无效率。这就是在传统的主流反垄断分析中结构导致行为（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范式背后隐含的逻辑。(参见Dom Armentano, Antitrust and Monopoly: Anatomy of a Policy Failure, John Wiley and Sons, 1982).
Kirzner拒绝接受不能对作为活动主体互动之产物而形成的价格作出解释的价格决定理论，据此他提出，经济学应该重新关注企业家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在Kirzner看来，企业家精神是所有人类行为的一个方面，而并不仅仅是生意人或冒险商人的特殊技能。就我们都具有有目的地行动的能力这一点而言，我们所有人都是企业家。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是对以前未被认识到的机会的敏感机警（alertness）。
企业家的市场过程表现为各种各样分立的个人追逐利润的活动。请注意，Kirzner所强调的是追逐利润而不是利润最大化活动。要达到最大化就需要能最大化的已知的和给定的函数。在这里，Kirzner最充分地凸现了Robbins强调最大化行为与米塞斯强调人类行为之间的对立。效用和生产函数不可能独立于评价主体而存在“其之外”。 如果真的存在这些函数，那么，只有在市场互动的竞争性过程中才能被显现和发现。正是在企业家追求利润的活动中，才能生成市场参与者协调其计划所必须的知识。
这是Kirzner及更概括地说奥地利学派对一般福利经济学的根本性批评。旨在论证政府干预之合理性的一般福利经济学所关注的是在假设所有有关偏好和生产技术之信息是已知和给定的条件下寻找可利用资源之最佳用途，经济问题在这里就只是简单地运用正确的手段获取恰当的目标的数学问题。(参见James Buchanan, What Should Economists Do?, Liberty Press, 1979, pp. 17-37)，因而制定政策所要考虑也就是如何更好地处理社会所面临的静态经济问题。这就是说，市场在某种程度上程度上并不能接近理想状态，因而需要政府来推动经济从而更好地解决解决问题。
奥地利学派强调指出，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根本就不是如此，问题毋宁是“从总体上对任何人都不是给定的知识之利用问题”(参见F.A. Hayek,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1948], p. 78)。因此，如果说主流经济学的模型是把竞争性市场看成一台计算机，那么，奥地利学派，特别是Kirzner则是把市场看成是“某种收集分散在整个经济中的大量知识的社会工具。”(Kirzner, Competition, op. cit., p. 214).
企业的市场过程使主体能够发现和利用实现经济协调所必须的知识，常规经济学的分析由于是基于其完美知识的受到众多局限的假定，因而对于我们理解此一过程是无所助益的。Kirzner说，“市场均衡的世界不能被认为能够成功地协调零碎的信息，因为在这个世界中已经假定根本就不存在无知状态。面对这样一个世界，很自然地人们就只能期望把福利分析严格地限定在评估如何才能更接近最优状态的条件。”而Kirzner给自己设定的使命则是“把价格理论从人为限定的世界之脱离现实的特征中解放出来。”Kirzner提出用以替代传统最优条件之福利标准的是系统协调经济活动的能力。“系统的成功可以用它在某一给定时间中协调社会中无数个人彼此独立地作出之决策、计划、行动的能力之大小来衡量”。(同上，p. 218).
主观主义，知识与激进主观主义
Kirzner等奥地利学派学人强调社会中知识的分立性及市场活动是如何系统地形成秩序的，这是他们坚持人类行为学的方法论原则的必然结果。事实上，Kirzner典型地体现了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立场，包括三条：(1)方法论个人主义，(2)方法论主观主义及(3)强调自发秩序。这些使得他跟那些在对待自由市场问题上有时秉持同样政策立场的经济学家（即芝加哥学派的成员）在学术上却是相距甚远。(c.f., Kirzner, "Divergent Approaches in Libertarian Economic Thought," Intercollegiate Review, February 1967, pp. 101-108).
Kirzner一生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那就是精心地持续地阐明他自己对市场过程的理解。Kirzner 思想中最精致、而且也许是最重要的部分是他持续发展出的关于市场性质的主观主义洞见。哈耶克曾说过，“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过去百年间经济学理论的每一重大进展都是主观主义的更深入的应用而已”，哈耶克在这段引文的脚注中还说，在这种发展历程中，“米塞斯作出了最为杰出的贡献”(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Liberty Press, 1979[1952], p. 52, fn. 7)。如果米塞斯对主观主义革命作出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出色，那么我想如果说他作出的贡献比奥地利学派中其他学者更大也许并不算夸大其词。据此我们可以最准确地评价Kirzner，他是现代奥地利学派中最坚定也最投入的米塞斯主义者。我相信，这使他成为了现代奥地利学派最重要也是最好的经济学家。
在发展主观主义范式的过程中，Kirzner从与Ludwig Lachmann, G.L.S. Shackle, James Buchanan, and Kenneth Boulding等人的交往中获益匪浅。尤其是Lachmann和Shackle的研究似乎一直是Kirzner的灵感源泉。比如在收入Perception, Opportunity and Profit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9)的几篇论文中，Kirzner通过融合Lachmann和Shackle关于主观主义的洞见，发展了米塞斯的思想。
Kirzner在论文"Knowing about Knowledge: A Subjectivist View of the Role of Information"中批评了由George Stigler等很多跟芝加哥大学有关的经济学家发展出来的信息经济学研究结论，他指出，对于探讨如何评估分立的个人提供之物品和服务的经济学家来说，“环绕着我们的客体的重要性并不在于这些客体本身，而在于关于它们的知识和信仰，这些信息和信仰能为人所知并塑造人们的行为”(同上，p. 151)。与强调米塞斯思想中的行为相一致，Kirzner注意到了方法论主观主义的重要性，强调在此一理路下，必须把人的自觉性置于社会行动的首位。
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激进主观主义者的内在矛盾，而这种矛盾可以通过某种市场互动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予以解决。“主观主义认为，人们对之完全无知的东西，根据有关的经济学理论，根本就是不存在的。然而，就知识问题本身而言，主观主义理路所一贯追求的目标转向了直接地关注获取无人知晓之知识的机会的存在上。”(同上，p. 138)市场制度，即货币价格、利润、亏损等等，就是个人决策的依据，米塞斯曾称这些市场制度是“人类心智”不可缺少的确“助手”。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体系能够协调各种各样个体之分立的和多样的计划。
陌生人之间的这种合作是市场能够发现、利用及传播分散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大量局部知识的结果，Kirzner 指出：
我认为市场在发现无人知晓其存在的知识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否理解市场过程的真正性质，取决于是否承认这一关键作用；而当代经济学家则没有意识到，我们之所以获得这些洞见，乃是因为我们摒弃了客观地看待知识的理路，这种理路把知识看作是只需通过适当的资源支出就可以获得的完整的系统。(同上，p. 139, emphasis added).
Kirzner在一篇探讨米塞斯和哈耶克在市场过程问题上的分歧的才华横溢的论文中也涉及到这一问题(参见 "Hayek, Knowledge and the Market Process," op. cit., pp. 13-33)在这篇论文中，Kirzner论证了个人有目的的行为如何直接导致了市场互动的学习过程，Kirzner指出，“市场过程是作为人们行动的环境，即他们犯错误、发现错误、及矫正自己的行动、踏入看起来比以前错误更少的方向等等这些行动的环境之必然的结果而形成的”。(同上，p. 30).
我相信，市场过程是有目的的个人行为之结果的观点，是米塞斯和Kirzner最天才的洞见。激进主观主义者认识到了经济主体唯有作为人类心智的互相作用来讨论才是有意义的，因此并不会堕入唯我论的陷阱。市场制度就是协调这些个体心智有意义之表达的机制。人们在社会互动中发现机会的趋向为某种社会秩序奠定了基础，这种社会秩序绝非任何人之刻意的设计，而是个人有目的的行动之结果。
经济过程与经济政策
Kirzner所阐明的米塞斯关于市场过程的洞见对经济政策来说具有激进的意义。Kirzner作为经济学家之经济学家（economist qua economist）试图不借助任何伦理论据而论证私有财产权的正当性。他也许最严格地捍卫了米塞斯的观念：经济形势分析中的“价值自由”不关涉任何恰当的人际社会关系，比如，人们可以考察一下他在Perception, Opportunity and Profit (c.f., "Entrepreneurship, Entitlement and Economic Justice," pp. 200-224)一文中对Robert Nozick的应得权利理论的经济学讨论。
Kirzner最集中体现其经济政策观念的著作是Discovery and the Capitalist Proce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尤其是论文《管制的危险》（The Perils of Regulation）比任何现代思想家都更激烈地批判了政府干预市场过程的的理论，也许Don Lavoie的National Economic Planning: What is Left? (Ballinger Press, 1985)一书是个例外。然而，Lavoie 和Kirzner两人从本质上作出了相同的论证，都运用了米塞斯/哈耶克对社会主义企图通过政府指令控制市场过程的批评。
他们的论证的要害是相当简单的：企图理性地控制经济体系就需要非理性，因为经济协调所需要的知识是任何单个或集团的心智所无法知晓的。竞争的市场过程则能够系统地使人们发现和利用经济协调所必需的知识。市场参与者的激烈竞争生成并显现了恰当的经济知识。另一方面，干预市场过程所得的结果决不可能达到干预者的计划和目的，他们必然大失所望。而干预的这种失望情绪并不会导致取消干预政策，相反，必将导致更进一步的国家主义和经济控制。最低工资法或租金控制法就导致法律所欲帮助的所有人的利益反倒受到损害，尽管如此，这些法律却仍然年复一年地获得通过。当然，在这儿我斗胆也提出最好的例子是研究一下南非劳工法的历史，或者是美国劳工立法的历史，就可以证明Kirzner 所言非虚。(参见W.H. Hutt, The Economics of the Colour Bar,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 1964; Walter Williams, The State Against Blacks, McGraw-Hill, 1982)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当政府试图打着公共利益的名义寻求改进经济条件的时候，经济学分析就应该揭示出，对市场过程的干预必将产生与公共利益正好相反的结局。这种立场并不仅仅局限于每个经济学家都承认的工资和价格控制所带来的问题，而应该将其运用到政府干预市场过程的一切领域。从税收到凯恩斯的经济调控（fine-tuning），所带来的经济后果都是相同：干预主义必将破坏经济福利并使人类丧失自由。
结语
Israel Kirzner在学术上是奥地利学派的捍卫者。谨慎、开放的心灵使他的研究引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再次成为经济学科中受到普遍关注的范式。除了本文中探讨的他本人学术著作外，他还编辑了两本反映奥地利学派最新进展的重要的论文集：Method, Process and Austrian Economic: Essays in Honor of Ludwig von Mises (Lexington Books, 1982)及Subjectivism, Intelligibility and Economic Understanding: Essays in Honor of Ludwig Lachman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6)。任何人如果想探讨奥地利学派范式的当代进展和进一步发展前景，都得好好参考这些论文集。
Kirzner透过著述教学，不断地推动着他本人及我们对经济过程的理解。他让他的学生们更好地理解了市场体系，也明白了为什么交换、生产自由是经济繁荣的根本源泉所在。凡是留意他的学说的人都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捍卫经济自由的重要性。在此而言，Kirzner教授不仅仅推进了经济理论，他还实实在在和强有力地推动了学界对政治和经济自由的研究。
原题ISRAEL M. KIRZNER，秋风2001年2月中旬译自Peter J. Boettke先生个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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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
Israel M. Kirzner,
秋风译
I.导言
能在Inaugural John Bonython讲座上演讲我深感荣幸，今晚我所发表的意见将坚定地捍卫企业家及其努力作出的贡献的社会意义。不过我想指出，这些贡献的意义和价值决不取决于企业家们的仁爱之心、公共精神、学识、智慧、绅士的魅力或高尚的道德品质。即使所有的企业家都是粗鲁的、自私的和笨拙的，我们也必须承认他们在社会上发挥了有价值的作用。因此从这个视角看，我在The 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举办、旨在来表彰John Bonython这样的杰出人士——绅士、学者和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的讲座上做这番演讲，具有特殊的意义。
今天早上我在John Bonython先生的家中同他度过了愉快的时光，他的一句评语让我铭记难忘，我觉得这句话跟我的本次演讲很有关系。我们正在翻阅关John Bonython从他的祖父那儿继承下来的记载康沃尔人历史的很有意思的文献和家谱，我们注意到在Sir Langdon 写的一本书中，有一份16世纪康沃尔的Bonythons家族的谱系表，表上留有一些校勘字样，John就评论说，“Bonython家族的人一向都有改正错误的习惯。”过一会儿我将回到这个评语，现在我们首先回到主题上：企业家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
II.我们如何看待企业家
在我国，我相信在澳大利亚也一样，广为流传的看法是企业家是非常聪明和贪婪的一些人，他们的行为则声名狼藉。而正因为他们是如此地声名狼藉，他们的行为当然也就只能导致很多不幸的社会后果。有时人们也勉强承认，企业家的活力和精神也能多多少少地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福利水平越来越高，尽管如此，人们一般都坚持，这些过程总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剥削和不公正，他们生产假冒伪劣和危险产品，垄断欺骗消费者，用广告来妨碍消费者的偏好。而企业家成功的最切实的证据即获得纯利，正好成了企业家行为不公正性的有利证据，因为，毕竟并不是任何生产性服务活动都能获得利润作为回报。由于利润是由高于其为生产产品而付出的成本之上的收入构成的，因而利润就不能被解释为一种必要的报酬。于是，人们就不可避免地猜疑，利润只能是通过坑蒙拐骗、剥削掠夺之类的手段获得。
有时可以用一个类比来最好地表达出流行的观点：企业家之渴望利润就相当于风力之驱动帆船。的确是风力驱动了帆船，但却不能指望它必然把船吹向正确的方向。风有可能把船带到安全的港湾，但也完全有可能把船吹向礁石。换句话说，利润是驱动个人行动的强大的动力，利润驱动着企业家，使事情得以进行，但它却不能保证追逐利润不会导致大量的浪费、不公正和不幸。
而我对企业家及企业家追逐利润的动机有截然不同的认识。重复一遍，我并不想声称企业家是道德英雄，相反，我认为，构成企业家的市场体系的一整套制度能够赋予它以人性特征，重要的人性品质，使之对社会有益。为了论证这种立场，似乎有必要分别仔细地考察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企业家，企业家活动的本质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则是当经济学家说“公共利益”的时候，其含义到底是什么。
III.什么是企业家？
谁是企业家，他们究竟在干什么？我们知道企业家开办公司，引进新产品线，他们发现新的生产技术，他们拓展新市场，他们寻找新的金融资源，他们开拓新的内部组织形式，等等等等。然而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活动的根本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如何把握体现在形形色色的具体活动中的企业家精神之理论核心呢？这将把我们引向一个毕节晦涩的问题。
在经济思想史上，在经济学家努力理解企业家的历史上，关于企业家的本质提出了很多见解。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家从本质上上说是承受着纯粹的、绝对的不确定性，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指其创新特征，还有一些人把企业家看作是联结市场的中介者。有些人认为企业家提供领导能力，另有人认为企业家是信息的源泉。所有这些看法都在文献中有体现。
机敏（Alertness）
我自己这些年来的研究则发现，集中于关注企业家机敏地觉察到有用但却一直未被人注意的机会这一特征，是有用和有助益的。企业家所做的就是捕捉可以获取收益但却为其他人忽视了的机会。这些机会可以概括我们上边提到的所有具体的活动形式，这些活动的共同的本质就是企业家认识到了别人没有认识到的某些东西；有某种机会等着去捕捉。正是企业家的机敏引导他认识到他人、甚至该企业家本人先前也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我们看到，企业家并不拥有其他人不拥有的具体（科学）知识，企业家所拥有的毋宁说是发现为人忽视的东西的感觉，如果你愿意，可以说它是一种知道在何处发现知识的感觉。这的确是企业家的一种微妙的、难以捉摸的作用，但我认为，这也确是一种极端重要的作用。
有效利用与企业家的发现
这种看法的含义就是企业家活动根本就不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有效利用”（Economising）活动。经济学家使用有效利用活动这一词一般意思是指人们为了获得最优结果——某些希望得到的目标的最大化而仔细地配置其短缺资源，有效利用就是为了避免浪费和保证效率而进行调整以适应某种特定的被认知到的情势，而这种效率却严格地与给定的被认知到的情势有关。有效利用并不包括发现某种迄今一直未被觉察的机会。
经济学家常常似乎把一切人类活动都看作仅仅由有效利用活动构成，毫无疑问有效利用活动确有很重要的作用。然而，人类活动的形态是非常丰富和动态的，远非静态的有效利用模式所能完全涵盖，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活动形态也包括企业家之机敏和发现的维度，这种认识将彻底改变事物的面貌。比如那些一头扎到有效利用活动研究中的经济学家也常常宣称，作为一个简单而普遍的经济真理，不存在诸如“免费午餐”之类的东西。一顿午餐被消费掉就意味着某些资源被转移而不能被用于其它潜在的用途了，从这一角度看，就不存在不用花费成本的午餐。然而，从企业家创新的角度看，存在着比一般相信的更多的可用的资源，因而也可以存在免费的午餐。这就是企业家所要发现的：全新的机会，从前没有被注意到的机会。经此过程所发现的午餐并不会转移资源使之不能再被用于其它预期的项目。企业家的发现过程就是揭示无穷尽的等待着人们，也即有待于人们注意和利用的免费的午餐。
现在我想你们也许能理解为什么我说John Bonython上午的评论很有关系。跟Bonython家族一样，企业家一直在寻求发现何处出了错并一直在警觉地发现改正错误的办法。
IV. 公共利益
现在我们来探讨经济学家如何理解“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使用这一词的意思是什么。毕竟我们很想弄清企业家的作用怎样才能促进公共利益，那么什么是公共利益？
主流经济学
此处我们还是得警惕主流经济学在确定公共利益时所遵循的常规的方法。从常规经济学的角度看，公共利益只有社会通过对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才能实现，此处的社会似乎是一个拥有稀缺资源、拥有某种特定的预算和互相竞争的目标的巨大的经济实体。于是社会就需要某种能使其最大程度地实现令人满意的目标、避免任何形式的社会浪费的资源配置模式，也就是说，社会必须避免任何可能为了满足某套目标而牺牲某些更为重要的目标之事态或资源配置模式。
我提到的这种常规经济学中的公共利益概念，实际上似乎是完全用常规经济学中看待个人行为的方式来看待社会：有效利用活动如果实现了其效率目标就算是成功的。根据这种观点，说市场经济实现了公共利益，意思就是说市场成功地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对此一问题，我相信Hugh Morgan早先提到的奥地利学派能向我们提供启发性的、最有助益的理路。
奥地利学派和分散的知识
我们有必要回到哈耶克（F.A. Hayek）的思想。整整40年前，哈耶克就指出，把社会看成是某种经济实体的看法，忽视了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在我们讨论社会层面的有效利用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社会的本质。问题就在于：讨论社会层面有效利用问题的前提条件之一是拥有关于社会目标的完整的、集中储存的知识，然而在社会中，这样的知识显而易见是不存在的。相反，哈耶克指出，我们所拥有的知识都是零碎的和分散的。
作为社会的成员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某些事情，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需求和我们家庭的需求，我们对我们的邻居的需求也知道一点点，对就在我们紧邻的资源的可用性也知道一点点。我们知道的不多，我们每个人都只知道一点点；我们作为个体所知道的这一点点拼凑成一幅分立的、零碎的信息七巧板，在我们哪怕只是出现了要解决社会的经济问题的念头之时，我们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保证这些分散的信息正好满足经济决策的需要从而使知识不会被浪费。在社会中所有人都知道他们自己的事情，那么，我们如何能确保无数这样的社会成员之间实现协调从而能把他们的知识用于实现社会利益？
米塞斯和哈耶克的伟大贡献就是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市场被认为就是一种社会工具，能够拼成一幅完整的图画，利用所有这些零碎的信息，启动互相学习的过程从而实现社会成员之间的协调。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理解到底什么是奥地利学派时必须实现一个思维跨越。我们所处理的不再是如何应付稀缺性的问题，而是下面这一更微妙的问题：弥合存在于整个社会中的知识之间的隔阂，这超越了的更琐碎的我们每个人所面对的稀缺性的问题。
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这种经济学的任务与上面提到的企业家的使命有相似之处。从这种经济学观点看，公共利益的概念就比我上面提到的传统的常规经济学的认识要精准得多。从这种全新的观点看，公共利益确实有赖于社会制度超越这些狭隘的稀缺性问题而动员零碎的、最初并不协调的信息的能力。让我们来看看企业家在这里的作用。
V. 企业家的作用
我们已经阐明企业家乃是致力于捕捉机会，那么企业家所发现的是什么样的机会？一旦市场是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则企业家的使命就可以非常简单地表述为：企业家察觉以更低价格买进和以更高价格卖出的机会，其中的差价就是他的利润。就是这么简单。这种简单的框架可以被具体化为成百上千种具体的形式和个案。在简单的套汇活动中，就是在同一时间在不同的市场上买进卖出。在明智的投机活动中，买进资源是因为预期它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而增殖，这种资源今天在某一市场买入，明天在另一市场卖出，或者10年期、50年期，道理也都一样。最后，市场的这种桥梁作用（bridging）还体现在企业家的创造性活动上，即利用大量平平常常的资源而将其转化成他人从来没有梦想到而消费者却对其评价甚高的新产品。这也涉及到bridging市场，也就是说在一个市场买进资源而在另一个市场上卖出新产品。
市场与机会
这些市场的桥梁作用包括发现错误所创造出的机会。这些市场并不是分隔的，如果他人没有犯下需要纠正的错误——即如果他人没有忽视企业家现在才看到的机会，那么就不存在获利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些错误，此一市场的价格就不可能比另一个市场上的价格低，因为以高价买进的人如果意识到能以低价买进就决不会高价买进。因此，利润现象就是以前的错误的证据——这种错误反映了哈耶克所论述的分立的知识之本质。
而这些错误必然引来纠正，促使人们纠正这些错误的动力就在这些错误本身那儿，因为我们上面已经论述，错误是以利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利润像一块磁铁吸引了警觉的企业家的注意——我再说一遍，这些企业家并不必须得是道德英雄。他所需要的只是“嗅到”利润在哪儿，因为他能察觉现存的错误的感觉及追逐利润的行为就是纠正这些错误的途径。当企业家采取行动去追逐利润，他就会把本来比较低的价格抬高，而把本来比较高的价格压低，从而消除了价格差。这种现象以无数形式表现出来，体现在企业家一切活动中。
发挥了这种作用之后，企业家到底履行了什么职责？他所履行的恰恰就是我们前面讨论公共利益问题时所提到的协调和动员零碎的信息的作用。如果不同市场之间存在着价格差，那就说明此一市场中的个体的知识尚未与另一市场中的个体的知识沟通，因而买卖双方还没有彼此相遇，因为他们彼此还未意识到对方存在。而企业家则在这个鸿沟上架起桥梁，他注意到了这些零碎的信息，而通过把这些错误转化成利润的行动，他就纠正了最初的错误。他的活动趋向于解决分立的知识的问题。就此而言，企业家的作用完全能够增加我们上面曾经论述过的在适当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利益。
企业家的必要条件
企业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必要条件才能履行我们上面提到的跟公共利益一致的作用？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框架，企业家需要什么样的激励？答案是他所需要的并不是特别的激励，他所需要的只是保证他能够去追逐他所察觉到的机会。这就是很简单的企业进入自由（freedom of entrepreneurial entry）——就是取消一切妨碍发现的因素。当然，在那些担心因新进入企业的竞争而失败的人们的压力下，也存在着建立这种障碍的趋势。换句话说，企业家创新活动要想得以顺利展开所需要的只是取消特权、拥有企业进入的自由。
社会能否受益？
让我们回到开始提到的社会上普遍地对企业活动的负面评论上来。我们注意到这种轻蔑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纯利润是不正当的这样的假设的基础上的。从勤奋工作的角度或者按照所必须的资源的成本，似乎无法理解纯利润，也无法证明其正当性，它就是纯粹的“不法利润”，是高于生产产品所需要支付的总量之上的部分。因而很自然，那些企业制度的批评家们就决不会把利润看成是这样那样诚实经营的证据。
从某种狭隘的观点看，利润确实并不是产品生产的必要条件。假设企业家花大笔钱买进资源，他利用这些资源创造出了新型和高质量的产品，这种产品创造出新型的市场，刺激消费者以能给企业家留下不少利润的价格购买这种产品。显然，即使是产品销售价格不高于消耗的资源的价格，产品也已经生产出来。然而它果真能生产出来吗？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判断乃是假设，我们已经知道社会上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了。让我们牢记，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在企业家发现消费者需要什么或者他能生产什么之前，产品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激励企业家的机敏的正是他预期能够获取包含在产品之生产过程中的利润，说这些利润是没必要的，这完全不正确，只有利润才能刺激企业家活动的发现程序。事实上，企业家通过把资源转化成某种价值更高的东西可以说是从无中创造出有。而经济学判断的常规标准涉及的是给定的经济物品，因而这些标准并不适用于分析企业家的利润，它所体现的是一种被创造、找到或发现的全新的经济实体。利润并不是证明剥削、欺骗的“不劳而获”，纯利润具有无上的价值，能够刺激完美的发现，寻找到蕴涵在分立的知识中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
VI.结语
那么企业家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可以通过强调企业家的两大功能来概括我们的论点。企业家是某种代理人，能刺激社会利用现有的零碎的、分立的知识的，这将使社会不断接近于在现有技术知识条件下最充分地利用现有资源，也能使社会避免浪费并借助沟通和克服知识的分立性质而成功地就经济问题进行协商。与此同时，企业家的作用还有另外的好处。企业家和企业活动不仅能刺激社会不断地意识到更好地利用现有资源的办法，企业家的机敏还能产生出新的技术知识，发现迄今为止一直没人注意到的全新的资源形态。
企业家保证社会根据现有知识最充分地利用现有资源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同样重要的是它能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通往无限的未来，因为企业家之所以能存在，就因为他们一直在超越以前的局限。我想，一个社会如果要表彰这些成就、奖励他们，那就应该学会重视企业家在公共利益中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Israel M. Kirzner是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1950年代在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门下学习经济学，成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热情的支持者,该学派强调个人及其知识和决策在经济体系演进中的作用。本文是作者1984年7月30日在澳大利亚The 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主办之John Bonython Lecture中的一次演讲。
原题The Role of the Entrepreneur in the Economic System
http://www.laocanmou.net/Html/20053110128-1.html
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精神——Israel M. Kirzner访谈录
作者：秋风中国农村研究网
柯兹纳（Israel M. Kirzner）对我们理解资本主义过程的动力的贡献是无可置疑的，三十多年中，柯兹纳都致力于不断地精确和深化我们对保证市场经济有效运转的调节机制的理解。特别是在竞争与企业家精神（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1973)、《感知、机遇与利润》（Perception, Opportunity and Profit，1979)，《发现与资本主义过程》（Discovery and the Capitalist Process，1985)及《市场过程的含义》（The Meaning of Market Process，1992)等著作中，柯兹纳就企业家的探索对于平稳运转的经济体所具有的的复杂协调计划之重要性的认识，促使很多人重新思考市场的现代理论表达（the modern theoretical formulation of markets）。主流经济学都把企业家从竞争的资本主义的模型中剔除掉，因此也就削弱了专家和公众对对资本家的活力的理解及尊重。柯兹纳的著作对经济学的影响是广泛的——尽管在专业学术圈子中这些著作很少被人提及。
从柯兹纳的著作中，我们发现至少有三点科学贡献，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市场具有重要意义，这就是：
1.市场中企业家的功能：柯兹纳的著作，特别是《竞争与企业家精神》中所阐述的动态的市场调节过程提供了不均衡的经济分析的基础（the disequilibrium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传统的竞争性均衡模型并不能对体系如何在第一点上达到均衡给出解释，而柯兹纳的市场过程的企业家理论则试图更精确地解释这一点。柯兹纳集中分析了企业家通过套利和投机（arbitrage and speculation）对错误进行修正，构建了经济如何能够实现均衡的理论。他揭示了经常受到谴责的套利和投机活动如何在本质上是有益于普通消费者的。
2.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前提条件：柯兹纳关于企业家精神的著述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他从纯理论层面和政策分析层面探讨了释放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创造繁荣经济体系的制度前提。柯兹纳在其关于发展经济学及（通过相对应的）考察官僚机构和管制的著作中，对鼓励企业家精神的制度环境进行了仔细的探讨。
3.对分配正义的考察：柯兹纳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就是其《发现、资本主义与分配正义》（Discovery, Capitalism,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1989)，这本书或许是最不被人理解的。对于分配正义的各种理论，柯兹纳并不是从严格的道德论基础上进行分析——他是不愿如此做的——而是给出了一种经济学的批判。他指出，一般对于资本主义的伦理性评价之所以都是错误的，并不是因为这种伦理的论辩本身有什么问题，而在于他们没有看清市场过程的本质，也就是说，没有认识到企业家的发现的作用。比如，企业家发现了资源的一种用途，他们就使这些资源具有了一种新的（经济）存在形式，他们就创造了某些以前不存在（ex nihilo）的东西，因而根据普遍接受的道德原则他们也就有资格得到相应的利润。
除了这些学术贡献（这还不包括在研讨课上对一般经济学史、特别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史的探讨，及对资本理论的研究），柯兹纳也是至少两代经济学家中坚守学术理智和科学美德的典范。他对目标的严肃认真、深刻的担当意识、对信念的勇气，这些都贯穿其整个学术生涯。亦师亦友，他指导着学者们投身于经济学专业和更广阔的思想圈。作为奥地利学派当今的掌门人，柯兹纳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要使那些包涵着对市场过程及此过程深植于其中的政治、法律及社会框架之深刻理解的科学传统重获生命力。共产主义政权在东欧和中欧的崩溃，及转型和发展政策所面临的困境，暴露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没有能力对释放企业家精神所必须的动态过程和制度性基础结构给出解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也承认主流理论的局限性，而柯兹纳对经济科学的重大贡献则确实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
Gong（G）: 今年是哈耶克诞辰100周年，要是你为公众给奥地利学派下个定义，你该如何定义它？
柯兹纳（K）:我经常在努力探讨奥地利传统，这是一种视角（perspective），它体现在从门格尔到他的同事、中间经过20世纪后半叶、经过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研究，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传统，它是一种从传统中形成的、目前仍在进行中的、仍在发展中的思想体系。
G: 一般都认为，在现代，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在推进自由社会上，有相同的路径，那么这两个学派之间有什么区别？
K:就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都支持自由市场而言，他们的确常被相提并论。十分明显的是，奥地利学派并不能从偏爱自由市场这个意义上来界定，其主要的思想家确实强烈地赞同自由市场，我本人也同样如此，但是我们之支持自由市场，是把它作为我们的整体观点的一个副产品，而这一整体观点是跟芝加哥学派很不相同。他们倾向于根据新古典的均衡理论支持自由市场，他们承认市场就是要实现某种大体上与完全协调的均衡模式相一致的配置模式（They accept the market as achieving a pattern of allocation which approximately that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a perfectly consistent equilibrium pattern），而这种模式一般就被认为是有效率的。
奥地利学派则并不这么理解市场。我们并不相信市场能够在某个时间达到或接近均衡。相反，我们相信，市场一直通过发现新的改进配置的途径来对低效率作出回应。芝加哥学派的理路是采取均衡观，认为市场必然不断地接近均衡，而奥地利学派则相信发现过程，它所强调的重要因素是企业家的发现过程。
G:芝加哥学派是主流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主流经济学、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之间有何重要区别？
K:芝加哥学派比奥地利学派更接近经济学主流。主流经济学一直是结合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凯恩斯-萨缪尔森的宏观经济学，而芝加哥学派主要关注的是微观经济学，而并不管其所涉及的宏观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则跟他们都不同。
G:在美国，奥地利学派的大本营（mecca）是在纽约大学，对吗？
K: 大本营这一词可能引起误解。这到底追溯到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有二十多年时间，他是纽约大学商学院的客座教授，从1945年或1946年一直到1969年退休时。我是1957年进入其经济系的，在1/4世纪中，我们在一起做了一个小的但却持续的奥地利学派研究项目，我们很自豪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发展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只是经济系中的一部分而已。
G:在韩国，有1000多位经济学家都是在美国大学接受的教育，不过几乎没有听说谁受到了传统的奥地利学派的训练，你觉得之所以缺乏这种接受良好奥地利学派训练的经济学家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K:在整个经济学的研究生教育中，我们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在全美国有几百个经济学博士点，而对奥地利学派感兴趣的人只能在一、两个或许两、三个地方获得博士学位。我本人认识几位韩国人，他们接受了奥地利学派的博士学位。
G:我获得学位后才有机会读到您的著作和论文，您的观点对我来说的确是个惊奇，尤其是你自己发明了一些很好的术语，比如“发现程序”（discovery procedure），这是你自己的术语吗？
K:“发现程序”这个术语出现在哈耶克1968年的一篇论文中，论文题目是《作为一种发现程序的竞争》（Competition as a Discover Procedure）。我相信，我是在看到这篇论文之前用这个词的。我使用发现这个单词是指普通经济学没有理解的某种东西，即个人的决策。我们不仅要在一个给定的框架内追求最大化，更得确定这个框架本身，我相信，这就是发现，我觉得我是从米塞斯那儿得到的启发。
G:您的主要贡献是把企业家精神和发现程序结合起来。
K:我把企业家精神就界定为一种发现程序，如果说我作出了一些贡献的话，那就是说，我把企业家的发现特征与竞争结合在一起。我把竞争的过程明确表述为一个企业家的创新过程。
G:这种观念跟现实世界完全吻合，我自己在现实世界中就验证了您的概念。您是如何得出关于竞争、企业家和发现特征这些十分简单而又漂亮的观念的？
K:我得出这些观念的途径很简单，就是领会米塞斯的伟大著作——《人类行为》（Human Action）。米塞斯使用了人类行为这一术语，说明了每个人都是企业家。我对市场的观念与更常规的经济学对竞争的解释进行了比较，将其联系起来，然后就清楚地看到，米塞斯所曾经探讨的问题正是我在《竞争性的企业家发现程序》（Competitive Entrepreneur Discovery Procedure）中讨论的问题。
G:因此，如果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承认我们所有人都是企业家，那么，这个世界就会更美好。
K:不错，从永远都不可能有一个既定的框架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确实都是企业家，我们必须得在一个没有尽头的开放的世界（open-ended world）上生活，我们永远不可能生活在一个可以最大化的封闭的世界中。我们必须得永远地确认自己、了解自己，为了我们自己，发现和创造我们可以做的事。
G:您提到了开放的世界。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我所接受的训练是一个封闭世界的观念，就像主流经济学中的观念，总是什么最大化、最小化等等。而当我读了您的论文，发现您对人类的说明截然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更积极，更有活力，也更聪明。您赋予了人以某种意义，某种精神意义。您能解释一下您对于人的观念等等？
K:在一般的主流经济学中，人（The human agent）是我们所熟悉的现实中的人类的一个模型。我觉得我们必须明白，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作出这种模型，是因为有血有肉的现实世界中的人太复杂了，太不可预知了。而这对我们理解系统的市场和市场过程并没有多大助益。
为了能够系统地把握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主流经济学家觉得，有必要剔除人类的不可预知性、想象和创造性，而集中于人类系统性的一面（systematic aspect of the human being）。为此，他们就不得不想象，他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中，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明显的市场出清（marked out），等于给了他一个盘子，他必须从他得接受的那些东西中进行选择。在我看来，他们恰恰丢掉了经济学中系统性因果关系之根本（the root of systematic causation in economics）。根源并不是选择的机械性方面，而是人类心智更加不可预知和创造性的那一面。这是一个悖论。说经济市场的秩序性恰恰要归因于人类不可预知的一面，乍看之下。这是很难想象的。
G: 因此，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充满了无知和未发现的机遇？
K:这个世界是开放的，而正是由于现有的错误误差，才永远存在着净收益（pure gain）的机遇，这就是企业家、实际上就是每个人的功能，就是注意到、时刻准备着、和了解到这些机会，系统地追求这些机会就形成了市场过程。
G:您师从米塞斯学习及跟他共事时，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佚事？
K:我跟你讲一个很小的情节，我想可以说明米塞斯的正直（integrity）。1954年我开始上他的研讨课（seminar），当时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或米塞斯都不一无所知，而这一课程改变了我的一生和职业，因为它使我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把经济学尤其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我接到的第一个研究生录取通知来自John's Hopkins大学，系里有个成员 Fritz Machleaup曾经师从米塞斯。我也许真的不该跟米塞斯去讨论这个问题，不管我他是否会建议我去。我不能肯定跟他讨论这个问题是否明智，因为当时，只有很少几个学生对他的著作感兴趣，而我就是感兴趣的人中的一位，我的行动证据了我的确有兴趣，但是我却去问他，我是否应该离开他！应该去Hopkins大学吗?他毫不迟疑地说，我应该去Hopkins大学，因为Mackleaup是个好老师。
我常想，就关心学生这一点他可真是个模范，只要能对他们有利，对他好不好他就无所谓。当然后来的事你知道，我没有去Hopkins大学，我留在纽约大学，师从米塞斯。实际上，我能够给我安排一份奖学金，Volker奖学金。
G:我想稍微改变一下话题。我一直在思考企业家精神和制度的问题。于是我就来观察现代美国，绝大多数发明创造都出现在美国，原因很简单：也许因为美国很好地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发明创新者。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制度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系的？
K:我觉得你的确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我以为制度性框架对于鼓励企业家的发现和创新是极端重要。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人趋向于发明或创造能给他或她带来利益的东西。而在干预主义社会（interventionist society）中出现的情况则是，人们则意识到，即使他们发现了某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他也不能从中获益。如果人们普遍地意识到不可能从发现中获益，那他们就趋向于不去注意新的机遇。要使人们留意新机遇，似乎有赖于某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框架中，人们可以自由地创造并从创造中受益。这表明，开放的世界能够鼓励企业家精神，是由于企业家拥有自由，能够自由地行动并从自己的行动获益。正因为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因而美国才能够涌现出很多发现和创新。
G:我同意您的主要观点，只有在自由社会中企业家精神才能发扬光大。我比较了南、北朝鲜，他们是同一个民族，拥有同样的文化，但是一方陷入大饥荒中，而另一方却解决了其经济问题，实现了繁荣。东、西德的比较也能说明问题，制度建设的确非常重要。
您刚才提到了开放世界，现在东亚由于金融危机而遇到了一些问题，有些人因此就担心东亚的前景。有些人在谈论全球化病（globalphobia），担心全球化。但是我认为，全球化给了世界上的人们很多全新的机遇。
K: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我觉得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全球化就包含着扩展市场的创造性，使之能够利用在彼此联系得还很不充分的许多国家所存在的机遇。在这个国家中的机遇所诱发的发现程序将被另一个国家的企业家所观察到，而来自很多不同国家的资源也可以重新组合，这是整个世界的人类福利中最宝贵的一个方面。
G:您刚才提到了公司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公司的创立和发展上，企业家精神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K: 是的，公司的创立的确是企业家的一种职能。一个公司的持续运转需要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要想弄清公司内部的创新精神能在哪儿体现出来、或者其激励机制是什么，并不太容易，但是那些在公司结构内部为个人提供了发现和发挥机遇的公司必然很有创造性。
G:对于那些想要增强企业家精神的社会，你有什么建言？
K:我的建议就是应该允许人们追求他们自己认为有利可图的事。如果你赋予人们做他们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的自由，他们中有些人可能会犯错，有些可能会赔钱，有些可能会伤害那些信任他们的投资者，但是，大体上，总的趋势会是企业家必然能够发现必须得干的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伟大洞见就是：没有人可以自外于市场过程而妄称自己知道该干什么。只有参与到市场中，才会知道哪儿能够挣钱，才能发现哪儿藏着大元宝。而引导他们进行发明创新的东西，也必将引导他们造福于整个经济。当然必须记住，奥地利学派并不主张保护也不主张偏爱现有的公司。事实上，恰恰是或大或小的企业的进入自由是一种推动力量，可以激励和推动市场过程。
G:因此，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公众、对记者、律师等等要有某种完善的教育论坛，使他们认识到自由市场和自由企业的优点。
K:是的，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过去十几年中已经出现了这种论坛。他们是否赞赏和完全理解市场并不是要害，重要的是他们的确在力图理解市场是如何运转的，这就是好事。生意场中人也总是禁不住利用政府来保护自己而压制新竞争者的诱惑。在所有国家都出现过这种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G: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公司——自由企业及依赖院外活动的企业。
K:利用政府权力来压制竞争者进入，这与我们对市场经济的动力的理解完全相反的。
G:在谈话中您曾提到Volker基金，企业家支持教育活动和自由市场经济，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在美国历史上，我们能看到很多这种支持行为。您能根据美国的例子给韩国人一些经验教训？
K:Volker基金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我想他是企业家力量资助的吧。我认为经济教育的基础是那些非赢利的机构。他们追求公共利益（public good）。如果企业希望培养一种开放的环境，拿下他们就应该经过深思熟虑后支持那些可以把自由市场的优点传达给更广泛的公众的机构。这些机构则必须诚实地对待资助者，它们决不能告诉企业家说我们可以帮助你、帮助你的企业，因为他们所要做的只能是帮助改善总的环境。
我记起经济学教育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的一件小事，它的创始人Leonard Reed组成了一个名人云集的捐助团，其中很多人是声明显赫的商人，他们都理解这个机构传达出的信息的重要性。这些人中有一位希望政府制定关税以保护他的企业， Leonard Reed的回答是不，我们不支持关税，我们支持海外商品自由进入，这位著名的商人很生气，不在资助这个组织。
因此，我们不应该有这种误解，商人必须理解什么才是社会的利益所在。这些基金会并不是企业的支持者，而是消费者的利益的保护者，他们是非商业性的基金会。他们是偏向消费者的。资助这些机构的人们必须意识到，它们这样做将从根本上造福于整个社会。
原题：Enterprenuership in a Free Market Economy，秋风2000年岁杪译自韩国自由企业中心网站，http://www.cfe.org/english/publi/view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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