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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日历：罗伯特·芒德尔 |
作者： 发布时间：2007-11-25 15:19:11 来源： 点击数：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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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Alexander Mundell
(born October 24, 1932)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何花钱
西尔维亚·内萨尔／文 许炳炎／译
纽约，10月底的一个早晨，罗伯特·芒德尔（Robert Alexander Mundell）坐在他那既时髦又杂乱的曼哈顿公寓里。那魔幻般的时刻已经是几周以前的事了：置身于神话一样的盛况之中，他将接受瑞典国王所授予的沉甸甸的的金质奖章，上面刻着诺贝尔的侧面像。
孟德尔先生67岁，是个长着火红脸庞的加拿大出生的经济学家，其理念为欧元（欧洲货币）的流通铺平了道路，已经决定将如何花费这近100万美元的奖金：修缮他托斯卡纳式的豪宅和给两岁的儿子尼古拉斯买一匹矮种马。他还决定将奖金以欧元形式转入他的帐户，因为他认为尽管欧元最近疲软，但欧元对美元比价必然要上扬。但是，这位里根总统时期曾是供方税革命的智囊领袖显然忽略了一个细节。 “你的意思是……”，他问道，一丝不满显露在眉宇之间，“这是要缴税的？”
从没有人拒绝这个继原来五个诺贝尔奖项之后于1968年增设的经济奖。随着人们对经济学在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中作用认识的不断加深，诺贝尔经济学奖声威日著。这个奖对于获奖人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他们被导向新的机遇，诸如财务的、职业的和个人生活方面的，同时也有新的风险。正如1976年获奖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edman）所表述的“令你忘乎所以夸夸其谈的那种诱惑几乎是不可抗拒的”。
接下来就是钱的问题。使诺贝尔奖如此重要的并非单是其奖金总额，总额是变化，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足以使获奖者辞去工作，这也许正是诺贝尔生前所希望的。其实这个奖更像一个电影剧本作者的一个片约或是中层经理的一堆期权股票，但是任何一种这类意外的收益很少能大到足以使“我应怎样去花它？”这样的问题值得一提。
对经济学奖得主的访谈表明，他们所有的才智在谨慎理财方面与平常百姓比起来似乎不相上下。令人吃惊的是几乎没有人把自己的奖金投到华尔街，他们明显地认同因发明了投入—产出分析法而获1973年诺贝尔经济奖的华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的观点：“我喜欢在思想上探索，不喜欢在金钱上投机。”
某些获奖人把这意外收益用来给家人和朋友买机票到斯德哥尔摩共享庆典，另一些人则购买房地产，如弗里德曼，买了位于旧金山的一所公寓。令人惊奇的是许多人把钱给他们的孩子们或是捐钱而成为慈善的捐助者。有些获奖人则购买时间去追求所热爱的公众事业或是开始一项新的研究历程，尽管他们收到奖金时的平均年龄已是69岁。
还有一些不同的例子是获奖人没有得到全额，有1／3以上的奖项是被一个或两个共同获奖人共享的。像那些科学奖一样，总额被分给每个获奖的人，其价值随诺贝尔基金投资证券的行情运气而变化。
在80年代末期诺贝尔奖变得很丰厚，这应感谢斯德哥尔摩的“牛市”行情和巨大的房地产交易利润。芒德尔获得了790万克朗（＄923，500），这是80年代中期一般奖金的两倍。
正如芒德尔先生所发现的，美国政府最近成为诺贝尔基金投资成果最大的受益者。自从1986年国会修改了税法以来，美国政府平等对待各种收入，不管来源，奖金和其他收入一样要交税。从1987年的获奖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开始，美国获奖者将不得不缴纳奖金的50％给城市、州和联邦政府。
颁发奖金的时机也会引起意想不到的结果，如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Jr．），理性预期理论的创立者，1995年遇到的情况。当他1989年与妻子协商他们的离婚协议时，他的妻子丽塔，认为丈夫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极大以至于让她的律师在离婚协议上插进一句话规定：若在1995年10月31日以前获奖，“妻子将分得诺贝尔奖的50％”。奖金到达之后几天，卢卡斯先生激动地收进了税后约30万美元而不是60万，但他若在下一年获奖则可得到60万美元。“有协议就按协议办”，卢卡斯后来说，如果不加上那个本应全力抵制的条款，他还不会确信这么快就能获奖。但是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的卢卡斯现在对此事很理智，“她得到了那整所房子”，他最近说，“得到一半奖金总比什么都没有强”。他说他把得到的奖金放进了养老金账户，并且对此或多或少地淡忘了。
持相反的观点的是1985年因储蓄和金融市场理论而获奖的弗兰克·默迪利阿尼（Franco Modigliani），他现在退休了，住在麻省剑桥，他说他拥有雄厚财富的一个原因是在于免税的＄225，000奖金，主要投资于股票指数基金，被他所称的“股市泡沫”翻了许多倍。他拒绝说出他的股票现在的价值，但他说他把每天管理那些证券的工作交给了一个专业人员。现在他仍不敢对未来前途掉以轻心。在1987年以前，股市大跌，87年又跌，他在怀疑股市泡沫破裂时采取了行动。运用确保获利的买卖期权股票相结合的方法，他买进了所谓“控制”（collar），产生的效果就像他卖出了所有的东西，但不负担巨大的所得税一样。他说：“其代价是你把你自己挤出市场之外。”
当然，无法评价他退出市场是否正确。但当获奖者随着他们自己的投资本能行事时，结果往往比预期的差。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由于对经济史的贡献和罗伯特·佛格尔（Robert Fogel）共同获得1993年诺贝尔奖。佛格尔认为当时的股指太高——道琼斯指数在3700点左右，因此，他们用奖金买了市政免税债券。“这个举动显示了经济学家对投资的一无所知”，诺思事后回忆道。道琼斯指数在随后的一个月又爬升到了11000点以上。
突然变动的汇市也使获奖者们大吃苦头。在新闻媒体报道奖金数额的时候通常用美元，但实际发放时却是瑞典克朗。如果克朗在10月中旬到12月中旬贬值，那么获奖者所得的数额将会小得多。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把经济理论用于人类行为包括种族歧视和犯罪这样广泛的领域，从而获得了1992年的诺贝尔奖。他说曾想把克朗换成美元以防备突然的汇率波动，但是没有花时间去做，两个星期后他接到一个从斯德哥尔摩打来的电话，汇市危机在瑞士爆发了。他的120万美元奖金在10月中下降了25％，变成大约90万美元。“我在最初的两个星期被这种投圈套物的游戏搞得疲惫不堪”，贝克尔沮丧地说，“为此我吃了不少苦头。”
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两年前的诺贝尔奖得主，也吃了华尔街股市变化的苦头，不过方式不同。他和费歇尔·布莱克（Fisher Black）、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共同开发的关于确定期权股未来价值的方法对经济学的影响很大，经济学中没有几个其它的贡献能与其相比。他们帮助培育了一个700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市场。在华尔街做了多年顾问工作之后，默顿在1993年成为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合伙人之前就积攒了相当可观的个人财富。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是由约翰·麦里威则尔（John Meriwether）建立的索罗门（Salomon）兄弟公司更名而成的。默顿在和斯科尔斯平分奖金及交完税后净得25万美元。他把大部分钱都用来请亲朋到斯德哥尔摩来分享他辉煌的时刻。那是一段轻松的日子。然而，一年以后长期资本管理基金资金剧减，报纸上一度奉承为“正确的选择”的标题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胡乱凑合的学问家”、“诺贝尔奖得主们的教导也证明了他们一事无成”。“那非常痛苦，”默顿回忆道，“25年来这些思想在全世界被应用——用于股票交易、财产管理公司、银行、保险公司。如果媒体要是问‘你是否还用这些方法？’答案还将是肯定的。”“我将永远不会真正从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挫折中恢复过来”，他说。去年6月从长期资本管理基金退休了的默顿从未辞去他在哈佛全职的教学职务。现在他是摩根公司的专业顾问。
阿玛提亚·森（Amartya Sen）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亚洲人，1998年的诺贝尔奖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森用他一生的时间频繁地穿梭于他的祖国印度和英国、美国之间。他是剑桥大学三一（Trinity）学院第一个非不列颠人的院长，同时还是哈佛大学哲学和经济学荣誉教授。“关于印度的不平等和严重忽视教育的现象我已写了40年”，森先生说，他因为在社会福利经济学，包括饥饿、贫困、人权等方面的贡献而得到诺贝尔委员会表彰。“现在我有了更多的发言权”。他的言论在亚洲得到了承认，已被人们崇拜为神人。上万人涌到加尔各答体育场庆祝他的获奖。许多新生儿都起名为Amartya（寓意流芳百世）。亚洲的领导人都迫切要与他见面，包括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他认为森先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奖金促成了西孟加拉财政官员承诺建立8000所小学。他一生都渴望去改变世界上穷人的现状，他目睹了1949年孟加拉饥荒。他决定用获得的94万美元奖金中的40万美元建立两个信托基金，一个在印度，另一个在孟加拉。他以少年时代以后的家乡普拉提奇（Pratichi）给信托基金命名，其旨在扫除文盲和愚昧，建立改善基本健康保障体系，特别防止危害妇女尤其是少女健康的情况。“有钱是很好”，森先生说，“但如果我有更多的钱，我不认为我会生活得更好，倘若我再得到大奖，我将全部投入到信托基金中去。”
（译自1999／12／7《国际先驱论坛报》）
欧元之父
第三十一届获奖者罗伯特·蒙代尔——欧元之父 罗伯特·蒙代尔建立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确定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的现实可行政策的理论基础。他就货币动态学和最优货币区两个问题做出的研究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蒙代尔的成就尽管是几十年前取得的，但今天仍然光彩夺目，在国际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占有核心地位。 ——199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贺辞
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
罗伯特·蒙代尔曾就读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61年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曾在斯坦福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意大利)中心任教。从1966～1971年，他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政治经济期刊》的编辑；同时还是瑞士日内瓦国际研究研究生院的国际经济学暑期教授，并于1974年起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
蒙代尔教授曾在北美洲、南美洲、欧洲、非洲、澳大利亚和亚洲等地讲学。他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加拿大政府、拉丁美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美国财政部等许多国际机构和组织的顾问。1970年，他担任欧洲经济委员会货币委员会的顾问。1964～1978年，他担任Bellagio-Princeton国际货币改革研究小组成员；1971～1987年，他担任Santa Colomba国际货币改革会议主席。 蒙代尔教授发表了大量有关国际经济学理论的著作和论文，被誉为最优化货币理论之父，他系统地描述了标准的国际宏观经济学模型，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相结合理论的开拓者，他改写了通货膨胀和利息理论。蒙代尔教授与其他经济学家一起，共同倡导利用货币方法来解决支付平衡。此外，他还是供给学派的倡导者之一。蒙代尔教授撰写了大量关于国际货币制度史的文章，对于欧元的创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83年，他获得法国参议院的Jcaques Rueff奖章和奖金；1997年，他被评为美国经济协会的杰出会员；1999年，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蒙代尔教授获得了北美洲、欧洲和亚洲多所大学的荣誉学位和教授职位。
主要学术贡献
蒙代尔对经济学的伟大贡献主要来自两个领域，一是经济稳定政策，二是最优货币区域理论。
经济政策、汇率和货币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奖贺辞中称：“蒙代尔教授奠定了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理论的基石……尽管几十年过去了，蒙代尔教授的贡献仍显得十分突出，并构成了国际宏观经济学教学的核心内容。”
蒙代尔的研究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影响，是因为他是在准确预料未来发展方向的基础上进行选题的。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际货币安排的格局是各国都有自己的一套货币，并且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这是必须和理所当然的，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程度也相当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蒙代尔提出了超前于现实的问题：与国际资本市场一体化相关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结果会如何？这些结果将如何依赖于一个国家是采取固定汇兑抑或采取自由汇兑？一个国家都该有自己的一套货币吗？经过提出和回答这样一些问题，蒙代尔改造了开放经济中的宏观经济理论。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发表的几篇论文中，蒙代尔发展了开放经济中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即“稳定政策”）的分析。他在《固定和弹性汇率下的资本流动和稳定政策》中探讨了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分析得很简单，但结论却很丰富、新颖、清楚。在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中，蒙代尔把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引入了传统的IS-LM模型（该模型由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克斯发展，用于分析封闭经济），阐明了稳定政策的效应将随国际资本流动的程度而变化。他论证了汇率体制的重要意义：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有威力，在固定汇率下则相反。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蒙代尔已是芝加哥大学学术界的领袖人物。他那个时候的许多学生，现在都已成为这一领域中卓有成效的研究者。
假定资本具有高流动性，国外和国内的利率一致，那么在固定汇率下，央行必须干预流通市场，以满足该汇率下公众对外币流通的需求。结果是，央行将失去对货币供给的控制，不得不被动地调整货币供给以适应货币需求（国内流通）。央行试图通过所谓的公开市场操作执行单一国家货币的政策也将是无效的，因为无论利率还是汇率都不可能被影响。但是，如果增加政府支出或其他财政措施，则可以提高国民收入和国内经济水平，从而避免上涨的利率和强劲的汇率障碍。
再看看浮动汇率。浮动汇率是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在该汇率体制下，央行对流通领域的干预受到限制，财政政策就没多大威力了。在货币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政府支出将导致对货币的更大需求和追求高利率的倾向。资本的流入将强化除去政府支出的全部扩张效应后的净出口较低的地区的汇率。但是，在浮动汇率下的货币政策将成为影响经济活力的有力工具。扩大货币供给往往会提高较低的利率，导致资本流出和更疲软的汇率，而这反过来可以使净出口增加从而促进经济扩张。
浮动汇率和高资本流动性准确地揭示了许多国家当前的货币体制。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联结在一起，因此，对浮动汇率和高资本流动性的后果进行分析完全像是满足学术好奇心而已。为什么这好奇心会发生在蒙代尔身上？这可能与蒙代尔出生在加拿大有关，因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加拿大就开始放松管制，允许自己的货币与美元联系浮动。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蒙代尔的远见卓识更与随后的十年紧紧相关。
在蒙代尔之前，稳定政策不仅是静态的，而且假定一个国家所有的经济政策都被一只单独的手所调整和组合。作为对照，蒙代尔用了一个简单的动态模型，来考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这两种工具，它们各自怎样走向自己的目标、外部和内部的均衡，以带动经济随时间的推移而接近目标。这意味着两个不同的权威——政府和央行——将为稳定政策工具承担各自的职责。蒙代尔的结论直截了当：要防止经济不稳定，政策与经济生活的联系就应与两种工具的功效一致。在他的模型中，货币政策与外部平衡联系，财政政策与内部平衡联系。蒙代尔最初关注的不是货币与财政政策分离本身，而是解释分离的条件，他率先认为，央行应该独立地对价格稳定负责，这一思想在后来被人们普遍接受。
从蒙代尔进行的短期和长期分析中也可得到有关货币政策条件的基本结论。在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货币政策既能够被导向；外部目标比如汇率，也能够被导向；内部（国内）目标比如说价格水平，但是它们不是同时进行的。这个“矛盾的三位一体”对理论经济学家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蒙代尔的贡献已经被证明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分水岭。它们引入了动态方法，在清晰区别存量和流量的基础之上，分析两者在经济走向长期稳定的调整过程中的相互作用。蒙代尔的研究也对凯恩斯主义者的短期分析和古典经济学的长期分析进行了必要的调和。后来的研究者扩展了蒙代尔的成果。这个模型被扩展到综合包括了家庭和企业的预期决策、另类金融资产和更具动态的经常项目和价格调整。尽管有这些修正，蒙代尔的绝大多数结论仍然经受住了考验。
最优货币区域
固定汇率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占据着主流地位，少数研究人员讨论过浮动汇率的优点和缺点，但都认为一国有自己的通货是必须的。蒙代尔1961年在其论文中提出“最优货币区域”问题看起来似乎有些激进：几个国家或地区放弃各自的货币主权而认同共同的货币，在什么时候会更有利？蒙代尔的论文简要地提到了共同货币的好处，比如贸易中更低的交易费用和相关价格更少的不确定性等。这些好处后来得到了更多的描述。而最大的缺点是，当需求变动或其他“非对称冲击”要求某特定地区削减实际工资的时候，维持就业就很困难。蒙代尔强调，为抵消这些不利因素，劳动力需要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这一点非常重要。蒙代尔刻画了这样一个最优货币区域，该区域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移民倾向足够高，高到可以保证某一个地区面临非对称冲击时仍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来实现充分就业。其他研究者扩展了这一理论并确定了附加标准，比如资本流动、地区专业化、共同的税收和贸易体制等。
蒙代尔几十年前的思考，与今天密切相关。由于世界经济中资本的流动性不断变强，在曾经固定但现在可以调整的汇率体制下，汇率越来越变得脆弱；一些地区正卷入这个问题。许多观察家认为一个国家在货币联合或浮动汇率（蒙代尔的论文讨论的两种情况）之间必须选择其一。不必多说，蒙代尔的研究也影响到欧元的诞生。经过对利弊的权衡，EMU研究人员把最优货币区域经济思想当作新的药方予以了采纳。
著作点击 蒙代尔教授出版的主要著作包括：
《国际货币制度：冲突和改革》（1965）；
《人类与经济学》（1968）；
《国际经济学》（1968）；
《货币理论：世界经济中的利息、通货膨胀和增长》（1971）；
其合编的著作包括：
《新国际货币制度》（与J. J. Polak共同编写，1977）；
《世界经济中的货币历程》（与Jack Kemp共同编写，1983）。
《全球失衡》（1990）；
《债务、赤字和经济状况》（1991）；
《建设新欧洲》（与M. Baldassarri共同编写，1992）；
《中国的通货膨胀与增长》（与M. Guitian共同编写，1996）；
《欧元作为国际货币制度的稳定器》（与A. Clesse共同编写，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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